关于“写诗的人比看诗的人多”：

有人说“现在写诗的人比看诗的人多”，乍一听，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心里颇不是滋味。再一想，觉得只写自己的诗，不看别人的诗，也是正常的，因为许多人写诗本来就是一种自我宣泄，哭笑由己，不计其他。自己要哭，不必去看别人怎么哭；自己想笑，不必学习别人怎么笑。这个问题，考察一下诗歌的起源，就会明白。

把写诗看做是改造社会的责任，把诗歌当做是教育别人的工具，甚至当做“炸弹和旗帜”、“匕首与投枪”等，那是后来的事情，是理性的主张，属于集团的功利。翻看近些年的诗集、诗刊、诗报，纯粹为服务于什么而写作的新诗，离开切身的悲欢去歌唱客体的诗人，比之30年前已经大为减少。

写诗的不看诗，这种说法固然有点夸张，这种现象也确实存在。其实诗人对于诗的爱好都是从看诗开始的，诗人会写诗也都是从看别人的诗起步的，只是后来自己成了诗人，情况就起了变化：有的自视过高，对别人的诗不屑一顾；有的忙于写自己的诗，无暇看别人的诗；有的把写诗当做娱乐和消遣，根本就不管别人的诗是怎么写的；有的把诗看“透”了，只记得并尊重经典，不再浪费时间博览群诗了。如此种种，无法也无须改变。

诗这个东西，也是一种“公器”，谁爱写谁写，谁爱看谁看；不爱写不写，不爱看不看；光写不看也允许，光看不写更可以。一概悉听尊便为好——“诗权”也是人权的一部分嘛！

写得太快、太多不好：

有的人（尤其是写旧体诗词的）对写诗近于痴迷，几乎无一日不写，无一事不作，无一景不吟。

写得太快了则容易粗糙凌乱，因为来不及推敲，以饥不择食的状态急不择言，出现不和格律，不合语法，不合逻辑，甚至词不达意的现象就是经常和必然的了。这不但与“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相距甚远，而且往往连通达顺畅都难以顾及，使行家一看便能够挑出许多的毛病来。古人所谓“斗酒百篇”“倚马可待”之类的说法，只不过是对于才思敏捷的夸张性形容，不可当真，更不可效仿，因为文学、诗歌创作是非常严肃的千古事，任何草率、马虎、卖弄、耍快都是要不得的。写作速度从来不是文学的标准和文人的要求，即使你是才子，面对创作也应当写前深思熟虑、写后反复修改，不可以快为荣。

写得太多了则难免会重复前人，也重复自己，会导致那些记熟的陈言、现成的词汇、习惯的用语，纷纷争先恐后地不请自来，像拧滑了丝扣的螺丝，让人不用费什么劲也不用费多少时间就可以凑成一首。久而久之，就麻醉了自己的创造力，扼杀了对于创新的追求。 熟练不等于创造，数量不等于质量。诗词自古在精不在多，文学是以一当十的东西，是靠精品立足、靠经典存活的。一个新而奇的警句胜过一万句滥调陈词。

再说“看不懂”：

有些新诗让人“看不懂”已经是一个老话题了，前几年为此大嚷了一阵，喊“看不懂”的人不只是普通读者，也包括许多的高级知识分子，有位老诗人打电话问我“你们的某某得奖诗人的诗我怎么看不懂啊？”而有的诗作者则反驳说你看不懂是你水平低，甚至断言你现在看不懂，500年后的人会看懂。嚷来吵去各不相让。

于是，人们厌倦了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写的只管去写，看不懂的也就不看。诗人和读者大有分道扬镳、彻底拜拜之势。

我的回答是：“你看不懂的我也看不懂，我不认为是因为我们的水平低，我怀疑作者自己也不懂他究竟写了些什么。他们为了哗众取宠，冒充标新立异，所以故作高深。他们都是神经正常的人，他们是故意这样做的，否则无法解释。”

中国是一个诗国，从第一部诗集《诗经》问世至今已有2000多年了，流传下来的诗作浩如烟海，我还没有读到过根本无法懂得的作品，只是有的比较隐晦，有的比较含蓄，有的费些思索，有的可以见仁见智、做出不同解释。一句话，中国几千年来没有过让人“看不懂”的诗。

是的，古人有“诗无达诂”之说（见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五），他指的是诗会因读者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解释，是说审美存在差异，而不是说诗无法看懂。古人还说过“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 的话（见明代谢榛《四溟诗话》卷一）。我认为，他说的“可解”是指内容清晰、主题明确的一类，“不可解”是指具有多种含义、不能做出某种固定解释的一类，“不必解”是指让你自己去领会其中的意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一类。我们不能误解为这位谢先生主张应该有“看不懂”的诗。他还揭露说，“还有一种晦涩，来自诗人乔装癫狂。”“一些作者哪怕表达很简单的想法，也无法不搅个乱七八糟。”“乔装”和“搅”，正和我在前面分析的一样：“他们是故意这样做的。”

我读到了一篇E.B.怀特写的文章（见《作家通讯》2018年第2期），他说有些诗人的心里其实是清楚的，但是为了“想走红或者名世”，就“故意写得极其通俗”“或者彻底晦涩”。巧了，原来我们有些诗人的毛病在美国也有。“故意写得极其通俗”的，我们有这个“体”那个“体”的“口水诗”；至于“彻底晦涩”的，就是“看不懂”的诗了。他还揭露说，“还有一种晦涩，来自诗人乔装癫狂。”“一些作者哪怕表达很简单的想法，也无法不搅个乱七八糟。”“乔装”和“搅”，正和我在前面分析的一样：“他们是故意这样做的。”怀特说，“我以为美国人较之其他民族，更容易受他们不理解的事物打动，诗人就利用了这一点。”我不了解美国人究竟是不是这样好奇，因此容易上这类诗人的当，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的读者却是不容易被不理解的事物打动的，他们拒绝不了解的东西，不接受“看不懂”的东西，因此，他们将倒逼新诗让人看懂，从而使当代的新诗还能够存有改弦易辙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