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谈论王东东最好从艾略特一百前写的那篇名文《传统与个人才能》（1917）切入。根据艾略特的观念，诗歌秩序是个动态的整体，它时刻朝有实力加入其中的诗人开放，并随着新诗人的加入不断调整自身。在这个背景上考查王东东的写作或许是理解他的最佳视角。这不仅因为他有衔接传统的个人才能，更由于他有加入诗歌传统的雄心与实力。

诗歌秩序的理想状态应由诗歌本身确定，但事实上它往往受制于诗人的秩序，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换句话说，这是一种非常普遍而且十分强大的客观现实。中国素以人情社会著称，因此新诗的秩序受制于现代诗人秩序的现象更突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特定诗人在诗歌现场与诗歌史著述之间的位置变动越巨大，说明诗受制于人的现象越严重。新诗的秩序不仅受制于现代诗人的秩序，而且受制于中国现代社会的秩序。从诗歌现场的层面来说，特定诗人的诗歌地位与他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彼此影响：一方面，特定诗人诗歌地位的提升会增强其社会影响；另一方面，特定诗人拥有的社会地位越高越能在社会与诗歌领域发生影响。事实上，后一种因素的存在正是造成诗歌现场与诗歌史叙述之间明显错位的原因之一。那些主要靠社会地位发生影响的诗人在诗歌秩序中的位置将会下降，甚至完全消失；那些凭借诗歌本身的成就地位不断提升的诗人将成为诗歌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说这些，我是想表明王东东属于后一种诗人。

“雪后的太阳莽莽撞撞/爬上了天空，像傻小子/期待着人们的赞许、认同”，《冬天的争吵》（2003）中的这几句诗可以视为王东东的自画像：一个新诗秩序的加入者。然而，当他凭借自己的才气云一般地飘向并占据天空之后，却始料未及地经历了本雅明式的“不顺”。可以说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相当丰富，其丰富性集结了新诗秩序与新诗赖以存在的当代社会秩序的某些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些故事的最后促成者是王东东本人，是他直面、承担并积极回应的结果。从他在河大读书时一位与其关系密切的女生被曾是其诗歌引路人的导师诱骗的悖谬事件，到他北大博士毕业后去上海某高校做博士后研究的尴尬遭遇，如此等等，我不想说王东东是新诗秩序或相关社会秩序的受害者，这个词似乎有些重，但一时又找不到更合适的词。面对这些突然的“事故”，他拒绝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而是以相当的勇气和力量选择了“抗争”，和“受害”一样，这也是一个我被迫使用的词，或许可以对应他那时极其被动而不甘隐忍的悲愤境遇。当他将这些事实在网上一一公开时，我想起了他谈过的鲁迅，他写过的堂吉诃德，他译过的布罗茨基。或许那时他更能体谅并执意成为这三个人，投身于被迫的“孤军奋战”之中。把王东东视为新诗秩序及相关社会秩序的受害者与抗争者并非危言耸听，他经历的现实的残酷性或许尚未得到同代人的理解。他早年的一句诗“不再相信任何人、任何事”（《冬天的争吵》）放在这里似乎很合适。

可喜的是，经过这些“事故”之后的王东东并未被毁掉，也未陷入颓废或乖戾的境地，反而更稳健成熟了。其成熟首先体现在独立精神的养成与独立姿态的确立，在抵制现实之恶的同时他并未封闭自己，而且对友人的热情丝毫不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如同发生在“荒诞国”里的遭遇激发了他强烈的正义感，我认为这是理解王东东的关键所在。在诗歌中其正义感体现为扬善抑恶的基本立场，在诗歌批评中则体现为一股直截了当的正气。在人情大于个人才能的国度里，这不免显得不合时宜，有时甚至会冒犯新诗秩序中的“大佬”，但他的原则是对诗歌负责，并不因为被评论对象的地位而放弃原则。可以说这是王东东的诗歌责任感，其诗歌正义感的衍生物。他常和朋友们说诗歌生态不清则浊，因而鼓动友人发出清正之声，以免让当代诗歌陷入浊气的“统治”。

王东东的正义感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在当代诗人中是稀缺之物。在我看来，其正义感实质上是一个被伤害的人扩大了的同情心，一方面他对和自己有相似遭遇的人深表同情，另一方面他常常对已经或可能对人造成伤害的恶加以扩散并提出警醒。从根本上说，正义感源于一个人的善良心地，它构成了王东东诗歌的基本气质，由此出发可理解他在诗中对非正义的事物为何加以冷漠的嘲讽，也可理解他为何致力于民主诗学的研究。对他来说，民主是对尘世之恶的普遍抵制，是改善诗歌秩序与社会秩序的有效方式。王东东的民主诗学研究表明他不再是一个人为了自身的孤军奋战，而是为了让更多人意识到民主的重要与必要，并致力于促成诗歌与社会中的民主。

王东东不是一个只顾埋头写诗的诗人，他的诗也不是“灌溉大地的虚无的劳动”（《梦歌》）。他早年研习哲学，后转向文学，在创作、评论、翻译、编刊方面均有建树，他自称为“总体作者”，是个有诗歌抱负的自信诗人，我猜想这种抱负在他个人的危机时刻释放了自救的力量。危机之后，其抱负与才华相互激发、砥砺着他的写作，其名字“东东”如同铿锵的鼓声敲击着前进的节奏，使他成为新诗秩序的衔接者与加入者，新诗秩序中的不少人分明意识到了他的实力，并给予了一定的认同，但这种认同与他的实力还不相称。在一个讲究论资排辈的国度里，不同的奖项总是习惯于颁发给那些相同的名字，在那份名单没有轮完之前，后辈基本上没有获奖的可能。这表明许多平庸的奖项仍是诗歌传统秩序的维护者，它不肯也不敢越级选出一个即使写得已足够优秀、实力已超越前辈的诗人。这次王东东获得周梦蝶诗歌奖是个例外，同样例外的是，这个奖来自台湾，而非大陆。就此而言，周梦蝶诗歌奖是对王东东的一次越级认可，令我肃然起敬。

在首届张枣诗歌学术研讨会上，江弱水先生再次宣称百年新诗前五十年写得最好的是卞之琳，后五十年写得最好的是张枣。对此我并不认同。但我并不否认张枣是个杰出的天才诗人，他贡献了一批美丽的现代汉诗，在熔铸现代汉诗语言方面显示出非凡的功力，但从根本上说张枣是个致力于纯诗与元诗探索的偏执诗人，沉迷于狭隘的学院生活限制了他与时代的广阔关联，因而与大诗人尚有一定距离。因为大诗人都不偏执于一端，并能广泛深入地呼应现实，同时又能高妙轻逸地超越时代。作为张枣在国内的第一批学生中的一员，王东东像许多有学院背景但未必是学院派的诗人一样成为张枣的继承人。据我观察，王东东已从早期的理性写作转向了感性充分燃烧的智性写作，其灼人的才华与丰厚的学养促成了其诗歌感性与智性的融合，即“智性抒情”，就此而言，他还是穆旦的继承人。王东东的近作加强了对当代现实的回应能力，可以其长诗《对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哀悼》为代表，或许这是发生在他身上的一系列“事故”带来的回报；在诗艺上由于多方吸收持续化合而日趋精湛，同时淡化了此前的思辨风格，对思与情的比例有所协调，其诗风总体上趋于明朗。顺便说一句，我对东东的发言印象很深，他并非滔滔不绝的夸夸其谈者，其词语之间往往存在着沉默的深渊或思考的缝隙，如同诗歌的换行，这样一来，词语从他嘴唇里迸发出来便显得很有分量。我倾向于认为这是写作对他言谈的影响，反之亦然。可以说，他的写作与言谈具有同构性。

从为江绪林（1976-2016）写的哀歌来看，王东东也是一个有自由精神的知识分子，其社会角色是教师。在我的印象中，身兼教师的现代诗人并不罕见，但很少有人在诗中呈现自身的教师形象。王东东热爱教师这个职业，他在诗中不止一次描绘教师自画像。在一首诗中，他甚至写到一个特殊的学生，蛐蛐。在他以地名为题写的一系列十四行诗中，《牧野十四行》（2016）尤其值得注意，因为“牧野”即新乡，他从事教学工作的地方；当然，它也是历史上牧野之战的发生地。他以“牧野十四行”而非“新乡十四行”为题，显然蕴含着特定的历史意识，并有意促成现实与历史之间的张力：

我原来一直枕着白骨，酣睡在古战场

某个清晨，由于愤怒而起床，想要为

这个国家挽回点什么，但只微笑着走进课堂。

作者在这里写的无疑是个意味深长的时刻。对教师来说，清晨起床去上课，这种情形极其寻常，不寻常的是这首诗呈现的是作者从历史跨入现实的特定时刻，其中历史对应于“古战场”，现实对应于“课堂”，也就是说，作者从历史跨入现实的时刻就是从“古战场”跨入“课堂”的时刻。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跨前后作者的情绪转变：从“愤怒”到“微笑”。“愤怒”什么呢？从后文“想要为这个国家挽回点什么”来看，作者的愤怒显然与“这个国家”的颓败有关。众所周知，牧野之战是西周灭商的决战，由于此诗历史与现实互渗的格局，“这个国家”便产生了在商朝与现代中国之间游移的效果。当然，与商被灭亡不同，现代中国的颓败可以理解为作者忧虑的秩序失范、道德沦丧之类。“挽回点什么”中的“点”意指微小，“什么”并不确定，但此时作者心态是积极的。试比较“我已遗忘了这个国家，我也不值得这个国家记起”（《梦歌》）这样的句子即可明白。然而这种积极心态却落了空变了形，因为作者走进的并非“龙庭”，而是“课堂”，关乎国家的一点梦想也属奢侈或非分，因此变成“微笑”的“愤怒”体现了作者不无自嘲却不失清醒的身份意识：

那么知识分子能做什么？首先他们应估计自己的局限和潜力。……有些知识分子常常试图通过自暴自弃，获取一种他们本不拥有的身份，支持特殊的意识形态。他们试图融入到工人阶级运动中去，或成为自由企业家的马前卒，但结果却是发现他们所失去的比他们希望获得的更多。缺乏明确的身份是知识分子共同的状况。他们加入到政党中去，但要带着自己的观点，而且并不放弃构成其才能基础的流动性和独立。

这是他在博客中抄录卡尔·曼海姆《知识阶层问题：对其过去和现在角色的研究》中的一段话，可以作为此诗情绪变化的脚注（当然，这里的“微笑”也可视为面对学生的愉悦心情）。《牧野十四行》的第二节还有这样的句子：

此时，若生活在远方，恶也在远方；

若生活就在这里，那么善也在这里。

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成恶在远方，善在近处。这两行诗其实是互文，它表明生活所在之处皆有善恶，无论远近。通过阅读，尤其是通过他遭遇的那些“事故”，王东东领悟了人性的复杂，有人就会有善恶问题，无人不是善恶的统一体。只有每个人都扬自身之善抑自身之恶，才有可能实现诗歌正义与社会正义。事实上，做到这一点极其困难。最近在与陈家坪的对谈中，王东东提出“保卫一个小的正义”的观念：“公共道德沦丧，其实正是由圈子里的道德沦丧开始。关于这一点，不少人都展开过批判。我想补充一点的是，相比于去推动一个具体而微的小的正义，追求空泛的抽象正义反而会容易得多，因为根本不需要去做什么，也不会得罪任何人。我认同一个判断，当代知识分子大多言清行浊。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全部的行为都能够保证和自己的理念一致吗？话语必须受到行动的考验。不管是对于左派还是右派知识分子，重要的都不是看他们说了什么，而是看他们做了什么。知识分子的价值理念，必须受到现实世界的检验，这也许才是知识分子最终的命运。”王东东 在这里对当代知识分子的批判可以视为对尼采的呼应：“所有自认是‘好人’的人们，今天除了不真诚地说谎、卑鄙地说谎，但又无罪地说谎、坦白地说谎、天真地说谎、礼貌地说谎之外，就完全不会有任何其他的态度了。”这也是他在诗中常常写到“谎言”的原因。由此出发，不难理解王东东诗歌中普遍存在的道德倾向以及由此体现出的诗歌正义：“善和恶一样多，即使在教育中也是如此，/但最终善也许能胜出一点点……”《长春十四行》（2014）中的这句诗流露了王东东的善恶观，善将微胜于恶的信念尽管不够乐观，却是他正视现实的结论或预言。善战胜恶的难度在于恶本质上是一种在肉体里不断生成的私欲，主体的监管一旦放松它就有可能发作。有时王东东诗中的善恶之争是通过佛（或菩萨）与魔体现出来的，如《隧道中的佛》（2013）、《讲经》（2013）、《在佛前》（2015）等。有意思的是，王东东在《梦歌》（2016）里提了一问：“中国，为何中原有一只鹿？”其实这只“鹿”对应着每个逐鹿者内心的靡菲斯特。而《羞之颂》中的“羞涩”则是两性之爱中善的变体。

我在窗台上发现一只瓢虫仰卧的尸体。我用一张纸帮它翻过身来，却无法数清死亡后背鲜艳的斑点。十一星、十二星还是十三星？我困惑不已，仿佛面对一位将军挂满前胸的荣誉勋章。又何须去管它是害虫还是益虫？一只瓢虫的死，让神也沉默了。死亡的光芒瞬间照亮了这个国度，那一刻连神也忘记了拉我的耳朵，让我看到了微信上流传的抗议。这是瓢虫之年，而非耶稣之年，做一个善人就和做一个恶人一样危险。

这首《瓢虫之年》（2006）表明在死亡面前，道德变成了一个次要问题。因此，目睹一只死去的瓢虫，它是害虫还是益虫的问题已不重要。可以说，一只瓢虫的死亡让作者毫无犹豫地站在了小动物这边。《民主猫》（2014）与此诗主题相关，形式类似，大体上属于寓言诗。如果说专制是体制之恶的话，民主就是体制之善，但即使民主取代了专制，猫以及猫样的人生活将一仍其旧。这首诗貌似表达民主的局限，其实暗示人性的局限或人性改善的艰难。

这部诗集中有大量对话型作品，对话对象涉及古今中外，聪明的读者不难从其对话对象中看到作者的影子，因为对话型作品体现了作者与对话对象的重合，有时作者甚至直接充当了对话对象的替身。这类诗接近于人物评传，当然处于内在抒情的笼罩中。相对于《燕行录》这辑取材于典籍的诗歌（套用鲁迅的“故事新编”，或许可以把它们称为“诗歌新编”），我更看重那些处理现实生活的篇章，这类诗往往富于现场感与感染力。《天赋的甜蜜》、《在郑州，堵车时的诗》堪称其智性抒情诗的力作。

《荒诞国》（2013）是一首别致的诗，有明显的复调性：一方面它显示了当代人遭遇的荒诞处境，另一方面显示了对朋友的友谊。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朋友诉苦的距离把控：“不能丝毫不感兴趣，但又不能太感兴趣”，按作者的意见，这样才有助于促成朋友之间的亲密关系。围绕的话题是刚发生在朋友家里的一件事：他被告知失去了家里的土地和房子，突然成了没有家的人，这就是诗题“荒诞国”的所指。整首诗其实就是作者（“我”）和朋友（“你”）就此展开的对话，在如何应对此事上他们还有所争论。作者对朋友及其家事的情感态度主要是把控好距离，不让彼此尴尬；“悚然一惊”，这是对朋友突然失去家园的感同身受，可以说是诗中最动情的时刻。此外作者还一再提醒并安慰朋友，或替他出主意，如此等等。可以说此诗将荒诞主题与友谊主题融为一体，而友谊主题则强化了此诗的荒诞主题。朋友的荒诞处境也呼应了作者本人的荒诞遭遇，他们的应对措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以正义对抗荒诞的意味，从而使此诗成为体现王东东诗歌正义的代表作。事实上，王东东的诗歌正义并不限于诗歌主题的善与恶，诗歌批评的褒与贬，还包括诗歌生态的清与浊，诗歌秩序的正与乱。当然，我并不认为王东东的诗歌正义是唯一正确的，这也与他的民主诗学不符。其诗歌正义的意义在于它为中国当代诗歌留下了一份道德启示录，并为新诗秩序的优化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