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7日，“本土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本次会议由暨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组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近40位学者参加了会议。

“文学本土化”问题的理论探讨

参会学者们肯定了“本土化”论题的意义，认为“本土化”是继“现代化”、“走向世界”、“现代性”和“全球化”之后又一重要的学术概念，就“文学本土化”这一具有启发性的议题进行了多维度的讨论。

暨南大学贺仲明特别强调“文学本土化”不是落伍的概念，其内涵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与现代共融的，并认为文学本土化的内涵主要针对文学自身因素，侧重于文学的内部发展问题。首都师范大学张志忠论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目的引导和主题现行”的特征，他认为从“新民说”到“启蒙”、“革命”和改革开放，都是“非文学时代”的政治目的借助文学的媒介功能。中国文学是先有理论，后有文学革命，赋予了文学空前崇高宏大的使命，它具有推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和建立现代气质的现代文学的双重使命。

浙江师范大学的高玉认为囿于“古今”“中西”对立的思维模式是文论建设中过时的思想方式，他认为中国文论中“古今”、“中西”的内涵是变化的，它们已经不再是性质概念，而分别代表着时间概念和空间概念。中国当代文论建设，重要的不是提出何种主张，而是如何将理论运用于实践，中国的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文论研究只能是在实践中延伸、发展和建设。

也有学者对讨论“文学本土化”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了反思。西南大学的王本朝认为今天提出的“本土化”概念，在面对传统的转换、全球化的挤压、现代性的反思等时代课题时，既要处理好它与“现代性”和全球化概念的关系，也要注意它与民族化和传统的分界。南京大学的张光芒认为“本土化”建构的前提，应从与当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现象入手，把文化建设的重心深植于当下生活的土壤与生命体验的本相，建设契合当下现实问题的原创性的文化理论。

“文学本土化”与外来资源转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建军认为谈论本土化，第一，要恢复自己的经验和传统，认识中国的现实；第二，本土化对外来经验的接受也不是对立的。他认为当代文学的致命弱点，一个是中国传统本土化出了问题，另外吸纳外来经验也同样出了问题。他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是“拔了根”的文学，我们既没有中国本土的根，对西方文学也是如此，这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努力形成一个健康的、成熟的当代文学的经验模式。

“文学本土化”与中国传统文学资源

北京师范大学的刘勇谈了文学本土化的本体价值，他认为返回本土背景，才能回到我们的文学现场、理清我们的文学脉络，并强调浸润着本土体验、运用本土视角，立足于本土传统的文学作品，才是中国本土精神的体现，也是中国文学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底气。暨南大学的宋剑华讲述了“汉语思维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本土化的历史必然性”的问题，他认为作为象形文字的汉语具有功利主义的特点，中国现代作家阅读西方翻译作品，是中国经验与西方经验的间接对话，在这之中，汉语思维起着“化西”的作用。

华中师范大学的李遇春认为，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出现过启蒙论、革命论和复兴论三种现代话语体系，他更强调复兴论作为建构中国形象文学新范式的价值。他认为从复兴论角度上看，百年中国新文学不是一场在西方现代性意义上革命与启蒙的中国文学移植运动，而是一场现代语境中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

“文学本土化”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

北京大学的高远东认为体现本土性最多的，还是中国新文学源头时期鲁迅、沈从文和老舍等现代作家的创作。他着重讲了鲁迅及20世纪20年代的乡土小说、20世纪30年代的京派小说，认为它们是现代小说追求和体现本土趣味最力者，代表了现代小说民族化最初的努力和高度。陕西师范大学的赵学勇讲述了“延安时期的戏曲大团圆结构与大众化”问题，认为延安戏曲改革所形成的大团圆结构模式是对五四新文学启蒙民众的文艺功能、“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命题、写实主义戏剧观的继承发展。西南大学的王本朝以《呼兰河传》为例，探讨了中国现代作家作品中的本土思想、语言表达以及文体形式的本土经验。中国人民大学的张洁宇认为“本土化”不仅包括空间意义上与外来影响的对话，也包括时间意义上与往昔的对话，如此才是一种自觉的“当下写作”与“在地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