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文人和学者特别迷信自已的才华和聪明，不肯塌塌实实做人。在当今国人心智未必都那么开化的背景下，他们总以为公众可以任意忽悠，自己智商超群，投机、取巧、钻营、撒谎，用知识和聪明为自己千方百计狡辩，用一个谎言代替另外一个谎言，遮掩并不光彩的过去，而他们恰恰吃亏就吃亏在这一点上。余秋雨就是一位这样典型的中国作家，他是高级知识分子自我完善的失败典型，与其为中国社会能产生如此多的文化次品而悲哀，还不如为社会成就了这些产次品的中国文化而痛哭。
　　　　
　　《北京文学》杂志编辑萧夏林批评文化名人余秋雨在“5·12大地震”之后虚假捐款20万，并撰写多篇博文炮轰余秋雨，这使得余秋雨再次陷入争议焦点。虽然，我不否认《文化苦旅》的文化价值，但我无法认同余秋雨的人品，他的问题是不能够正视历史。针对余秋雨以化名“石一歌”参加文革写作小组这事，一些文化人都曾经进行过评价的，其实，对于文化人在“文革”中的行为，绝大多数人都可能犯错，但只要勇于承认，人们还是会原谅你。尤其对于一个文化名人，这样的文化反思和精神检讨，更具有现实意义。我个人认为，只要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余秋雨在“文革”中有害人行为，那他在“文革”中的一切都是可以原谅的。抛开历史环境不谈，却来诛杀一个人，太武断太苛刻居。“文革”是民族灾难，集体无意识。让人失望的是，在回答“捐款门”风波时，人家问他有无捐款，他却答非所问，反而转移话题抛出“咬余四人组”名单。余秋雨做过什么，或许并不重要了。我最关注的是，对于外界的批评，他一直都在回避，而且试图遮掩什么。
　　　　
　　“文革”前的事就不去说了，“二余”论战的事也不去说了，就说汶川大地震以来，余秋雨极尽表演，一会儿去充当师爷“含泪”劝告灾民，一会儿又暴出“诈捐”，作为一个文化人，他的表现，用“无良”二字都难以形容。本来，面对灾难，其实都是自愿。捐与不捐，捐多捐少，全凭良心、爱心和自愿！然而就在余大师口口声声说他在汶川地震之后给灾区捐款20万到处招摇撞骗标榜自己的时候，地震灾区的有关单位的回应是说他们从来没有收到过余大师的20万的捐款。身为大师，余秋雨先生此举着实让那些善于偷鸡摸狗和装神弄鬼的中国文化人丢尽了脸面！余秋雨作为公民，尤其是公众人物，又尤其是号称捐款最多最早者，既然发生在公共空间，赢得了公众的赞美和支持，那就必须在公共空间接受监督和质疑。对于这样公然以“诈捐”方式来作秀的文化名人，公众当然反应强烈。
　　　　
　　其实，诈捐的事多得很，人们为什么单单揪住余大师“诈捐”不放呢？从其中可以看出怎样的文化心理？有一件让人感到滑稽的事情是，汶川大地震后社会各方都纷纷向灾区捐款，有两人很快引起了公众的关注：一个是腰缠万贯的中国文化名人余秋雨大师；一个是极度贫困、身无分文的乞丐老人。一个虽然捐得少但为汶川地震灾区捐款是动真格的；而另一个是只是耍弄嘴皮却冠冕堂皇地说向地震灾区捐了20万的却始终不见影子。两人之间贫富悬殊之大，善举之大不同，无疑是触动了当下国人那根最敏感和最脆弱的神经！一个连真话都不说一句的文人，你还能指望他什么？余秋雨无疑是个有才华和聪明人，老练和从容，自信和潇洒，但他的聪明太小，有聪明而无智慧。余秋雨如果只谈谈他熟悉的昆曲表演，或者他在国内外文化苦旅的美感经历，不会引起反感。但是，他那跟风媚俗见风使舵的发言实在让人大跌眼镜。作为一位知名文人，他无疑是近二十年来中国文化界最富争议的人物之一。而且争议多是集中在他的人品，以及他对于历史的态度，当然也包括作品。
　　　　
　　余秋雨善于善于制造“文化口红”和主流调情，以达到让自己高潮。上世纪90年代，余秋雨以一本《文化苦旅》登上中国文坛，一个彻底平庸和彻底苍白的时代。一时间洛阳纸贵，人人争读余秋雨。品读余秋雨的历史文化散文，俨然成了近年来中国大陆的时髦风气。紧接着，《文明的碎片》（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5月）、《秋雨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10月）、《山居笔记》（文汇出版社，1998年9月）、《霜冷长河》（作家出版社，1999年3月）、《行者无疆》（华艺出版社，2001年10月）等相继问世，余式“文化散文”被人们口耳相传，而余秋雨本人也俨然成了传媒争夺的骄子和时代文化的代言人。他滔滔不绝谈论中国文化在当前的状况以及在21世纪的走向，扮演着无所不知的预言家的角色，他似乎成了一驾将中国文化拉向复兴的马车（余杰语）。于是那源源不断的稿费和获得来的荣誉也成就了余秋雨先生“文化大师”的桂冠。
　　　　
　　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在《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一文中称，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是“历史利用文学获得‘美丽外观’，而文学利用历史获得了‘精神深度’”，进而认为《文化苦旅》与口红、避孕套一样是日用消费品，余秋雨的作品就是点缀生活的“文化口红”，并且还是规避道德病毒的“文化避孕套”。媚俗的话语策略是要选择大众感兴趣的文化母题和故事模式，然后采用极度煽情的叙述方式。余秋雨以媚俗换得名利双收，他在文章中说什么“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正在滴血”、“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他为之要“下跪”，要“恳求”，还要“大哭一场”、“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脸”、“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两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我是个文化人，我生命的主干属于文化，我活在世上的一项重要使命是接受文化和传递文化。因此，当我偶尔一个人默默省察自己的生命价值的时候，总会禁不住在心底轻轻呼喊：我的老师！我的学生！我就是你们！”……无须进一步深刻的历史反思,传统文化修养贫乏读者在接受了免费的文化常识培训后，情绪也被激活了,历史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裂缝已经被修复了，读者们可以跟随余大师指点历史，感悟文化。可是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到了《霜冷长河》中，余秋雨不再像《文化苦旅》那样谈山谈水，也不再像《山居笔记》谈史谈鉴，他放下了清高的知识分子卖弄学问的架子，则完全剔除了身上的文化忧患意识，完完全全的变得世俗与功利了。因为这本所谓的“文化散文”看不到一点文化的影子，而成了一本既非文学又非文化的大杂烩。有学者毫不留情指出，这是“一个庸俗人在谈人的庸俗”，“一个世俗功利的人谈世俗功利的人生”，“书中众多文章充满了大师气导师气和浓重的个人恩怨、人身攻击”。其所谓的谈人生却总是以自己为中心，个人恩怨、怪戾怒气充分介入其中，所谓的经霜后的中年不是理性的冷峻，而是浮泛的无聊了。余杰的《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一文出来之后，余秋雨写了《答余杰先生》，余秋雨为自己“不忏悔”辩护的文字读得越多，他让人越来越失望了，在我心目中的形象甚至有些猥琐！朱国华在《别一种媚俗》很精辟地说道，余秋雨散文的基调“永远具有学术权威口吻的居高临下，遗老遗少式的吊古伤今，牧师布道时的悲天悯人，并且还夹杂着旧式文人特有的似乎聊充派遣之用的故作通脱。” 余秋雨散文丝毫没有什么真诚，故作感伤式的煽情。余开伟撰文指出：“余秋雨教授没有反思和自省的勇气，却很有对批评者反击的勇气，把对他的批评上升到关系中国文化的未来命运的高度来看待。这样就只能导致作家自我感觉与客观实际的错位，无法超越自我，陷入自我膨胀和精神变异的困境。” 王强在《文化的悲哀：余秋雨的学问及文章》批评余秋雨刻薄之极：“一、余秋雨的学问放弃思想的创新而专注于玩弄华丽的辞藻，只是用浮夸的语言阐述人所共知的常识；二、在《文化苦旅》中，余秋雨放弃了起码的学术理性，把自己变成一个情绪化的生物；三、余秋雨与正常学术发展的趋势背道而驰，他的散文，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对现代学术的一种嘲弄，是学术文化的一次倒退；四、《文化苦旅》是已被人们唾弃了的感伤主义和伪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产物。”王强先生的结论是：“余秋雨这类散文的风行，正是中国文化沉沦的象征，值得深思。”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指出，通过他的散文，总是可以看到他在历史迷雾所笼罩的深闺中，向现实发出迷人的媚笑。这种迷人的笑容，很容易被一般读者理解为文化本身的光芒，他们甚至感谢余用虚伪的文化光芒照亮了自己蒙昧的双眼。正是在这种暧昧不明的状态下，余文赢得了市场。在文体上，余文则代表了这个时代文化之最恶俗和浮夸的一面。有人把这种文体称作“娓语”的当代复活，但这种变异了的、用来向主流和市场双重献媚的“娓语”，不如直截了当地叫做“媚语”。
　　　　
　　接下来余秋雨频频亮相媒体，电台采访，巡回演讲，文化顾问，凤凰台“千禧之旅”，青年歌手大奖赛、模特大赛的文化评委，真是乐此不疲。但余先生面对大众的“文化缺失”，循循善诱，侃侃而谈，吐莲锦口，那种文化腔调打着传播文化的幌子，与其说是“传道授业”，不如说是“精英媚俗”。余秋雨以文化为道具建造起来的所谓“文化人格”、“文化良知”等，在剥离其“文化面具”之后便只剩下干瘪的矫情与煽情了。此后，他便褪去头顶上的光环，蜕变成一个“文化明星”。在寻求健全文化人格的文化良知上，余秋雨是一个拷问者，他有着拷问者的焦灼、痛苦和愤激。然而，真正的拷问者，自己也应当同是受拷问者。由于“受拷问者”身份的缺席，使得余秋雨散文本来能够达到的思想力度严重被削弱了。历史出现了断裂，人格出现了断裂。张育仁先生亦写道：这种拷问不会救赎任何一个灵魂，而只能将其推入灾难的渊薮中。拷问者就是判官，就是行刑者，他们居高临下，口含天宪，是无须拷问自己的。余杰在《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一文中称余秋雨为“文革余孽”、“才子加流氓”，批评矛头直指余秋雨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余秋雨玩起太极，他理直气壮地说：“关于文革，他们说的那些材料是伪造的。他们始终抓住一个叫‘石一歌’的事情，说我是其中一个。我倒想问一下，‘石一歌’的哪一篇文章出自余秋雨的手笔，请拿出证据。石一歌小组的那些人也都还在上海，可以去问一问他们。这里面有些基本的疑问很多人不去想：首先，文革过后石一歌小组是经过清查的，清查的时候有余秋雨出场过吗？”谈起文化，头头是道，论据凿凿；拷问起来，做痛苦状，但是，问题一旦涉及自身，他就讳莫如深起来。人们在电视里看见的余秋雨，总是信手拈来，左右逢源，那么渊博的知识，顺着他的有些女性气质的语气和体态，让那些爱唱歌的年轻人长了见识。然而，在我看来，与病态的文化人格相比，余秋雨的“文革”失节问题、文风问题、文史错误，皆是小小的枝节问题。“一个人没有基本的诚信，他的才华越多，造成的破坏就越大。这也就是今日余秋雨成为众矢之的缘故。

 

2006年余秋雨版稅收入至少1400万人民币，为中国作家之首。余秋雨的文化散文自然有贡献，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他过于看重在特定环境下形成的名声，过分爱惜自己身上的“文化羽毛”，在公众面前苦心经营自己的“文化名流”的形象，开始以“文化大师”自居，拒绝任何善意的批评，恶性膨胀。余秋雨如此论断他的批评者：“在我看来，他们生活还十分贫穷，靠写点骂我的文章以挣得养家糊口的费用，完全可以理解。” 余先生还在博客里说：“我是一再劝说那些义愤填膺的批判者，在你们出生之前，中国已经有过漫长的历史、大量智者，经过无数次设计，无数次试验。因此，不可能留下那么多简单的破绽被你们一眼看穿”。于是批评道：“历史很多时候是一场黄帝新装似的闹剧。能看到赤身裸体的黄帝的，不一定都是智者”。从余秋雨先生的话中，或许可以这样解读：历史长河里有无数的智者，所以我们不用去怀疑有没有简单的破绽了。所以，一般凡夫面对学识渊博思维纵横千里那“大量的智者”之一的余秋雨得出的结论，只需欣然接受，无需怀疑。余秋雨当然是“识时务者”，他不会忏悔的。他不缺少才华，缺少的是知识分子的尖锐和担当。一个一惯自大骄傲的人是不会反思自己的，我觉得他陷入那种自大的幻境中，无法醒来了。在古远清和余秋雨打官司期间，余秋雨说古远清“骂”他已经构成了诽谤罪，是刑事案件，可古远清从不认识他，并没有“犯罪”动机啊。余秋雨说古远清“衣着潦草”，这和打官司有什么关联呢？余秋雨心胸狭窄，不许别人批评他，还胡说批评他就是污蔑中国人，难怪一个学者说他是一个典型的“小男人”。“小男人”的另一特征是喜欢撒娇，比如说：“我要告别文坛，我再不写作了，否则古远清肮脏的脚又要踩过来”。女人撒娇还有一点看头，可他这位“小男人”撒娇只能使人感到恶心。事实上，他后来并没有告别文坛。余秋雨总是用“余秋雨式的方式”贬损自己，骂批评他的人是“历史的盗墓贼，中国的新纳粹”。这就余秋雨，一个永远都在回避自我的“假话大师”。
　　　　
　　余秋雨到处讲座，都和文化有关，在大学讲座是文化，给企业家、金融界讲座还是文化，余秋雨成了表面的文化精英，实际上是个文化小贩。余秋雨在博客中透露，在近日由上海一些政要参加的余秋雨大师工作室授牌仪式上，他讲了下列一番话：“听到成立工作室这个消息后我曾作过几次努力，希望删去‘大师’这两个字，但没有成功。这是教委的一种架构性的设计，要改动有一定的难度。后来我想，比‘大’字等级更高的是‘老’字，一个人先成‘大人’才能成为‘老人’，那么，既然我已经做了大半辈子的‘老师’，那就后退一步叫叫‘大师’也可以吧。”从“含泪劝告”到“后退一步”加冕“大师”， 余秋雨丝毫没有改变他作秀的文化自恋心理。最近几年余秋雨真的是不甘寂寞，什么事他都要发表一下意见。在汶川地震未满一月之时，余秋雨先生发表了一篇著名的博文：《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他说 “孩子如果九天有灵，也一定已经安宁”；“地震到了七点八级，理论上一切房屋都会倒塌；家长们要做“识大体、明大理的人”，“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余秋雨在写下《含泪劝告请愿灾民》这篇文章以后，遭到了众多批评。这一次就连央视的《道德观察》节目就直接点名批评余秋雨用心不良。香港学者梁文道也撰文公开指责余秋雨的媚权心态：“动不动就叫人‘顾全大局’，虽然明明想的是当局。似乎大家都和领导人很熟，都沒拿自己当外人。” 在众多批判余秋雨的声音中，谢泳的评价最为宽容平和。以此作结，以飨余先生：
　　　　
　　“余秋雨看起来是一个什么好事都赶上了的人，但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又可以说他是一个生不逢时的人，他早年的教育背景决定了他不可能是一个有坚定信仰的人，他总是能和他所生活的时代达成妥协，这是他的最大优点，也是他的最大局限。他是一个永远生活在当代的作家和学者，他不大考虑未来。”
　　　　
　　我觉得，不能把所有对于余秋雨的批评都一概说成是什么“围攻”。余秋雨曾经这样断言：“一个国家最大的灾难莫过于人格灾难。”然而，余秋雨的身上折射出了一些病态的文化人格，应该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集中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自恋、虚荣、撒谎、矫情、自大、虚伪、言行不一……余秋雨不仅没有中国古代士大夫的风骨，现代知识分子的品格，他试图为自己的谎话涂上一层文化的外衣，使其看起来不那么虚假。一个文化人没了一点基本的道德底线，终日没皮没脸地频频上电视作秀、谄媚、愚弄百姓、瞒天过海，就算他的文章写得再好，学术水平再高，都很难让我对其萌生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好感。这就是余秋雨遭万人唾骂的根本原因。
　　　　
　　“余秋雨现象”表明，“知识分子”失去了飞蛾扑火对真理追求的勇气。社会伦理、道德、正义、传统、真理、良知、秩序在他的面前根本不值一提，他看中的只是自己的文化趣味，他们平常一副道貌岸然、虚怀若谷、和蔼可亲的样子，但是你一旦触及他们的切身利益，对他们的地位和名誉造成什么不良的影响的时候，真实的一面显露出来了。
　　　　
　　其实，从“余秋雨家谱”来看，就可以理解他现在的系列行为。作家朱健国在《“余秋雨家谱研究”建议》一文就指出，细品余秋雨家族“又红又专又富”（有钱有艺术有政治）的贵族世系图，可以发现两大特色：一是余秋雨家族的“主旋律”是“以商兼文”的“富而贵”，二是余秋雨家族一直有顺从“主旋律”的光荣传统，无论怎么改朝换代，余家总是显要人家（可见追求幸福并非要等到什么“新时代”，再坏的朝代，只要会跟“主旋律”，总是有好果子吃）。文学评论家张闳确有理由这样批评余秋雨：“在任何时代，他都是时代的宠儿。从《学习与批判》时代到市场经济和民族主义泛滥的时代，余总是能恰当地挠到主流文化的痒处，他实际上是接过了杨朔的接力棒，他用虚夸的民族主义热情，替换了杨朔散文中的‘革命’意志。另一方面，与杨文的高亢讴歌不同，余文用窃窃私语和交头接耳向主流暗送秋波。历史和文化的灿烂碎屑，掩盖了这一切，因而显得更为隐秘和暧昧。”
　　　　
　　吸食着余秋雨文化快餐的读者们，在文化意淫的路上继续逍遥，继续和传统调情。厌恶余秋雨的读者一眼看穿他是文化的“伪士”，灵魂虚假，精神丑陋。“表面看充溢着人文关怀，细想起来，细想起来都是无一字一句落到实处，无一字一句关乎当代中国人的痛痒，缺乏人格魅力和道义力量”，“远离大众，忽视民瘼，自得其乐”，“除了一己名声利益外，都可以选择聪明”，“虚与尾蛇，没有良心”，
　　　　
　　“他是以文化的形式，在各个方面疾患丛生的社会人生中，在困境包围、忧患重重的世界里，得意洋洋地混世。他以才华让自己驾在因病而沉重的现实存在之上，享受自我优哉游哉的飘逸；他利用着蒙昧幼稚的文化心里，制造虚幻诱人的景观，让人们在虚假无意义的文化感中消磨意志……”， “没有文人，只有文人之名；没有生命，只有蝴蝶样标本；没有深沉的爱，只有换了包装的自恋自怜”，“矜持地梳理自己的羽毛”（以上所引自“天涯”网友语）。读他的东西，只能“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鲁迅语)。
　　　　
　　病态的人是病态的文化所化成的，病态的人又同时是病态文化的承载者。病态文化中人，要从根本上改变自我，诞生新文化精神，造新文化而重生自我。没有真精神，游山玩水，偏要弄个千回百婉，非得“掬一把泪”，以娇柔造作作精神空洞的表达，类似余秋雨这种“有点学问就去装大师”的文人，与现实生活完全绝缘，远离大众，忽视民瘼，独善其身，矫情自恋，凌空蹈虚，不是当下中国真正有责任的知识分子要做的。作为一个具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无论如何，不能对社会现实视而不见，仅仅矜持地梳理着自己的羽毛，应该在可能的情况下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独立于权势之外的独立的思想者，思考者，思辩者，应该是一个批判者，一个决绝的叛离传统和正统的人。他决不能成为权势集团的附庸。要知道，现代社会中，电视是代表一种权力的。余秋雨们也许有知识传播的功能，但决没有文化与思想启蒙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他是有着严重精神缺陷的。
　　　　
　　还是鲁迅先生的眼光毒辣犀利，他曾经将缺乏独立的文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帮忙”文人，一类是“帮闲”文人。所谓“帮忙”文人，是给主子出谋划策、起草文件的，位居重臣；而“帮闲”文人，却不过叫他献诗作赋，“俳优蓄之”，只在弄臣之列。而“帮闲”文人之羡慕“帮忙”文人，也是自古已然。司马相如就不满于“帮闲”的地位，时常称病不到武帝面前去献殷勤，却躲在家里暗暗地作封禅文，以示自己有“帮忙”的本领。屈原，是敢于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的，但在鲁迅看来，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淡》）余秋雨写博客，“含泪”劝告灾民，也是“帮闲”的需要。鲁迅还发现，处于中国式的现代化过程中的知识分子，不仅不能根本摆脱传统知识分子充当“官的帮忙、帮闲、帮凶”依附于政治权力的宿命，而且还面临着新的危机，难道这是一种宿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