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 者：“童年”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一个重要而醒目的文化消费符号。围绕着这个符号展开的各类文化消费活动，对儿童和成人的日常生活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最近，你出版了《童年精神与文化救赎——当代童年文化消费现象的审美研究》，为什么关注到它在当代大众文化生活中对于包括儿童和成人在内的广大群体产生的深远影响。

赵 霞：童年的身影在今天的消费生活中太醒目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儿童在当代消费经济中的地位太醒目了。在消费经济的各个领域，我们正不断见证着“儿童即商机”的事实。我们走进商场超市会发现，儿童用品常常单独占据着一个重要的展示、购买的空间。打开电视电脑，儿童的形象在各类广告和娱乐节目中也会频繁出现，更不要说那些直接以儿童为目标消费者群体的饮食、服装、玩具、游戏、书籍、早教等产业了。可以说，在以孩子为核心的当代家庭结构下，几乎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陷入了童年消费经济的包围。事实上，童年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价值符号，已经成为了大众消费活动的一种有效的催化剂。

我觉得，这些跟童年有关的消费品，承担的不只是被消费的使命，它们还以大众文化特有的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力，潜在地塑造着包括孩子在内的大众接受者对童年及其生活的理解。T.S.艾略特曾就文学说过一句极深刻的话：“为了‘娱乐’或是‘纯然为了快乐’而阅读的文学可以对我们发生最大的和最无可置疑的影响。”这句话用在当前童年文化的消费现实中一样深刻精辟。简单地说，一个孩子阅读一本童书，感到好玩，这时候他最可能被书中的童年观和生活观所影响。同样，一群大人或孩子观赏一出儿童剧或亲子娱乐节目，感到愉快，也最有可能被其中暗含的童年文化内容和观念所塑造。我认为，在童年文化消费的狂欢中，受到影响的不只是儿童，也包括成人，牵涉进来的也不只是童年的文化，还包括它所归属的现代文化母体。

记 者：你在书中反复强调，现代童年的观念和形态在诞生之初，就是现代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载体和体现。怎样看待日常生活层面儿童与现代性之间的精神关联问题？

赵 霞：童年概念与现代性之间有很深刻的联系。我们今天熟知的有关童年的各种观念，包括儿童是与成人平等的个体、儿童在社会中应该得到特殊的保护，儿童有其独立的文化权力，等等，不是偶然发生的观念，它是现代文化建设本身的重要成果，也是现代文明自身的重要构成部件。所以法国史学家菲利帕·艾里耶提出了“发现童年”的论断。现代童年是被“发现”的；如果仔细追究，这个发现的时间点正好与现代启蒙运动的起点构成呼应，从童年身上“发现”的那些内容，比如儿童的价值、童年的价值等等，也跟现代启蒙精神构成了一种历史呼应。

对儿童的关切，反映出现代文明对于包括儿童在内的一切个体的关切，它在根本上指向以“人”为核心的启蒙文化精神。事实上，这种关切的精神生动地存在于我们每时每刻的生活中。2012年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期间，陪伴我们的当地华裔向导提到与童年有关的文化细节，给我印象特别深刻。一是当地的插座孔做得特别细，为的是避免小孩在玩耍间将手指头探进去；还有当地打火机的开关要大人特别费劲才摁得开，也是出于对孩子的安全考虑。这些生活中的小细节，让我特别感慨。我们从一种文明怎样对待孩子和童年的事情上，常常可以见出这种文明真正的现代程度。所以我们也可以说，童年正是现代文明与文化的试金石。

记 者：你为什么从审美视角切入探讨和谈论这一消费现象中的相关问题？

赵 霞：我以为，正是审美角度的深入考察，能够揭示当前童年文化消费现实中还未引起充分关注的一些重要问题。记得2011年寒假的一天，偶然在电视上搜到一期知名的综艺娱乐节目，正好在播放专为年末档期准备的儿童专场。节目中，几个孩子戴着精致的成人式妆容先后登场，劲歌曼舞，更有一个清秀的小男孩被妆扮作小姑娘的模样，大跳热舞。这些亮闪闪的孩子站在镜头前，真是无比吸引观者的眼球。透过镜头与屏幕的视角，从表演者、参与者、主持者到观看者，共同构成一幅其乐融融的画面。但我却难以平复内心的惊愕：我们在用什么样的可怕方式消费着我们的孩子和他们的童年！

同样令我惊讶的是，为什么这些几乎置儿童于砧板之上的娱乐节目，会引起制作方和观众如此大的兴趣？这种兴趣的源头在哪里？它的问题又出在哪里？这些年，屏幕上越来越多以童年形象为媒介的娱乐游戏或表演。在相应的媒介产品和消费活动中，这些出现在摄影镜头和聚光灯下的小小身影，大大地点缀和丰富了娱乐的趣味。他们的形象大多是快乐的，相应场景的呈现也是富于观赏性的。我们可能想不到，这种茶余饭后的消遣正在给当代童年带来多么潜在、深入的伤害。

这只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还有大量面向儿童的文化产品，以张扬快乐的口号和姿态，致力于为孩子提供“欢乐”的经验。欢乐当然是童年最合理、最重要的一种生命经验，但是，一种以童年为对象或是面向童年的娱乐主义，是否就是我们用来张扬这一经验的合理方式呢？这里的经验本身又是否值得再审视和再反思？要揭示这些表面上给大众带来快感的童年文化产品的问题，不能仅依靠道德的要求或训戒，更需指出其经验快感本身存在的“伪美”问题。这就是审美研究擅长的任务。

记 者：你认为，对待童年和童年文化的消费主义态度导致了“童年消逝”的危机。20世纪后期，以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等为代表提出童年消逝学说，你所说的“童年的消逝”，与波兹曼等人的“童年消逝”说有何联系？

赵 霞：在“童年消逝”的问题上，我想接着波兹曼往下说，因为这个话题在当代童年研究界被过早地抛弃了。波兹曼在1982年出版的《童年的消逝》一书中指出，新媒介文化下，儿童过早地成人化，童年与成年的边界日益模糊，由此导致了童年消逝的现象。作为对这一令人沮丧的文化论断的反驳，后来有一批童年研究者提出，“童年的消逝”其实揭示了童年在当代环境下呈现新形态的事实，在这个社会和童年生活都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我们不应固守着一个童年的本质观念，而应看到童年以更丰富、当下的样貌存在的新现实。听上去，反驳的意见颇有道理。但我认为，反驳方的观点在充分看到社会学意义上的童年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也忽略了“童年”这个概念本身所蕴含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精神维度。现代童年的观念之所以重要和独特，不仅在于它以现代的方式区分出儿童与成年的边界，揭示了童年世界相对于成年世界的独立性和价值，也在于通过这样的区分和揭示，把一种现代文明引以为傲的人文伦理和期望安放到了童年的身上。

之所以今天更要慎重思考“童年消逝”的问题，不是说童年概念可能会消失——童年作为已经被确立起来的现代文化概念的确没有消失，它或许永远也不会消失。但在童年的“发明”中得到传递和建构的现代文化精神，却可能在今天我们对待童年和童年文化的消费主义态度中不断流逝。这才是“童年消逝”现象应该引起警惕的最重要的原因。

记 者：你在书中对童年文化消费现象的问题及批判谈得较多较深，关于如何在这些问题的反思中启动文化修复与重建的实践，则谈得不多。从中其实能够看出你自己的困惑犹疑。如何通过童年审美文化的培育实践促进当代童年文化的精神重建，在这一点上，是否还有更具体的设想？

赵 霞：的确有一个后续研究的设想，也是在眼下这项研究的进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我准备通过一系列有代表性的童年文化话题及代表文化作品的审美解读，提出关于当代童年审美文化生产、接受实践的建设性建议，借此来做一些“立”的工作。

一种审美化的童年是否可以为消费时代人与文化的审美救赎提供契机？我认为是有可能的。第一，童年是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历过，并在内心深处保留着的生命记忆。在一种审美化的童年得以实现的前提下，童年时代的审美经验将沉淀为全部人生的珍贵财富。第二，童年既保存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同时也是我们身边无时不展开着的一种艺术存在。在每个普通、真实的孩子身上，都有一种审美的天性，这个孩子因此而成为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随时可以诉诸的一个审美对象。我相信，对于我们的童年的情感，对于我们的孩子的情感，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点燃文化责任感和文化信仰的终极力量。当然，这样的期望可能还是太理想了。但说到底，文化本身，不也是向着马修·阿诺德所说的“美好与光明”去瞭望、去追逐的一个大梦？

我很喜欢英国作家布鲁斯·查特温在他的行游作品《歌行》里记述的这么一则故事。一个西方探险家来到非洲，急于赶路的他雇请了脚夫背运行李。这样匆匆赶了好几程路之后，眼看就要到目的地了，这些脚夫却放下行囊，停下脚步，不论雇佣者如何许以更高的报偿，再不肯向前迈进。他们说，他们得等着自己的灵魂追赶上来。

在以生产、消耗、时尚和享乐的高速运转为特征的消费时代，童年也许就代表了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文化需要等待的那个“灵魂”。在这里，“等待”意味着文化对时间的某种耐性，意味着文化愿意花费时间来进行与它自身的对话和反思。当整个社会的文化履带都在消费生活的轨道上疾速奔行之时，童年不应该被过早和匆忙地送入消费机器的齿舌间。对童年的眷顾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文化“步履缓慢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