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截句”的春天来临了吗
曾几何时，诗歌圈“截句”风行，其情景恍似当年的小靳庄赛诗，一时效仿者众，仿佛打了鸡血般兴致高涨；与此同时亦有教授者流开始引经据典地探讨“截句”，让人想起某博士考证“卧槽泥马”的实例。说到底，刚刚出笼的“截句”尚当不起这般大礼，何况如此一本正经，又岂能理解现代诗之种种斑斓征象？
鲁迅《藤野先生》云：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则尊为“胶菜”，福建的芦荟到了北京就美其名曰“龙舌兰”。将“截句”视为当下诗歌写作的新文本、新向度、新气象，自恋复自夸，窃以为是一种好大喜功欺世盗名的表现。“截句”事件，可视为浮躁时代喧嚣诗坛的真实投影：思维的活跃和命名的急切，渴望不朽的梦想和跑马圈地的野心，以及对终南捷径的执念与追逐。
一些提倡者对“截句”的定义——所谓“简洁、直接、非传统性”，所谓“瞬间生发”“微妙体验”“现代精神”“开放姿态”，以及“与我们的生活和内心距离更近”，都是大而化之语焉不详的表述；至于“截天截地截自己”之类豪语，更是令人忍俊不禁。本质而言，诗歌这一文体，大而无当固然不可，篇制过短同样不宜，俗云“一寸短，一寸险”，诗歌创作倘一味推崇灵感喷发，让那些鸡零狗杂的感兴、碎片式的感悟泛滥成灾，以局部代替整体，而不思静心打磨，背离了全局观念和文本意识，势必大大降低诗的门槛。——诗歌史上，那种孟浩然式的才高韵短、李金发式的有句无篇，原本就是值得警惕的。今人若欲凭截句这一身份可疑的新“诗体”来引领诗坛嬗变之风骚、引爆诗界革命之风潮，更其不智。说到底，该类以片言只语的营造为能事的刻意或随意的文字，其套路一旦被掌握则极易操作，到头来，应有的写作难度削平了，格局小、思路浅、气息弱、脉象短等弊端应运而生，沦为一种趣味主义、功利主义主导下的流水线作业和投机式书写；“截句”，也就无可避免地成了江郎才尽的遮羞布。
由是，作为微信时代软阅读环境下的产物的“截句”，暂不宜上升到诗学意义和价值层面探讨。理论是灰色的，创作为王。鉴于当下的“截句”创作尚未出现一批像样的作品，而更多呈现为疑似格言、警句、小诗、杂感、随想录的变体与杂烩，我们还是拭目以待为好。
诗歌写给谁看
在当下的诗歌创作中，一些先锋诗人摒弃了传统文本中的义正辞严、爱憎分明，代之以无动于衷式的“中性叙事”“零度情感”，以回应生活的“荒诞”与“虚无”。这自然不无意义。然而，价值判断呢，价值判断在哪里？高明的叙述者纵然不露声色，亦能让人从字里行间窥见其价值判断，而不致消泯。诸如庄子，在其全力倡导的齐物我、等是非、齐贵贱、齐生死等理念背后，即有着鲜明的价值判断和文化抉择，棱角宛然。
强烈的悖谬性、挑战性和游戏性，往往成为一些实验性诗歌文本的特征。只是，过于抽象的思辩和过于深奥的理念，尤其种种荒诞事象的无餍足的罗列，势必导致读者的审美疲劳，影响了文本的可接受度。在一些诗人笔下，世界不免是怪丽的、凶险的、不可知的，生活常常如一团烂泥般不可收拾，充满末世的凄凉，全然没有了传统诗歌中反复呼吁的热爱生活奋发向上。这样的心境确实偏于悲观；但或许，仅仅是一种有意识的反拨式书写罢了。然而感受不了光明，多半是由于自身阴暗。我们没有资格强求诗人去讴歌生活，但有义务提醒诗人热爱生活；我们没有资格强求诗人不去书写黑暗，但有义务提醒诗人不必钻牛角尖、进死胡同。
放眼四顾，时流所致，似乎不颓废、不放纵、不走火入魔就无以为诗，无以为诗人；与此相对应的，是真、善、美等范畴被莫名其妙地归于假大空之列，并被心照不宣地发配到爪洼国中。这实为一种理解偏差和认知狭隘。中国诗歌赓续至今，原本固有的健康格调渐趋漫漶，非止“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式的壮美寥寥无存，连同“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式的阴柔美也被视为媚俗，多少诗界弄潮儿，惟知乐此不倦地去追寻一己的嗜痂之癖。说到底，诗歌不应仅仅成为个体的实验田，它一经发表，也便意味着进入了公共空间，就应虑及一个叙事伦理和传播路径问题，就应注重将个体的经验与大众接通，寻求最佳共振点。诗歌，你究竟是应该写给自己看，还是应该写给别人看？如何拓宽当今诗歌的传播渠道，在保持格调的前提下将其从小众推向大众，以期文脉恒久，永远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命题。
诗人的形象
不知怎地，今天的人们一提起诗，便像是提起异端；一说到诗人，便如同说到怪兽。而诗人的形象，竟也常常与酗酒、吸毒、掐架、杀人、性丑闻等联系在一起。毋庸讳言，这些年，诗歌创作一度陷入了某种类似于鬼打墙式的怪圈：自说自话，云山雾罩，清汤寡水，废话连篇，既无形式美，又乏内蕴美，仿佛在憋着劲地非要把王冠上的明珠折腾成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物什，读来令人不知伊于胡底。
诗歌式微，早成不争之实。当昔年华容婀娜的佳人踯躅于风尘，变得首如飞蓬、鸠形鹄面，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多少所谓“诗人”者，披着皇帝的新装，举着探索的幌子，不学走路，而学跳舞，不习正楷，竟涂狂草，遂令诗歌日渐失去自身固有的张力、弹性和底线，以致美质涣散，意蕴惨淡；他们呵佛骂祖，无遮无拦，自诩可为世界立法，为时代立言，井底之蛙般自鸣得意，迷失于一派胡天胡地的放纵。一些发生在小圈子内部的诗歌论战，多是为了蜗角虚名，蝇头小利，满足于在夜郎自大中制造泡沫，在破罐子破摔中偏离本体；乃至欲凭浅陋的“××体”郑重呼唤诗歌的春天，则无异于饮鸩止渴、玩火自焚。风生水起的诗江湖，亦不乏将诗与行为艺术硬性嫁接的种种风马牛作派，个别“准诗人”竟尔发展到通过自虐自渎、自轻自贱来赢取公众注目。恶搞，赫然成为我们这个虚亢时代的嘹亮主题。如是，高贵如星辰的诗歌怎不沦为下脚料，沦为文学“三废”？
曾几何时，诗歌圈“截句”风行，其情景恍似当年的小靳庄赛诗，一时效仿者众，仿佛打了鸡血般兴致高涨；与此同时亦有教授者流开始引经据典地探讨“截句”，让人想起某博士考证“卧槽泥马”的实例。说到底，刚刚出笼的“截句”尚当不起这般大礼，何况如此一本正经，又岂能理解现代诗之种种斑斓征象？
鲁迅《藤野先生》云：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则尊为“胶菜”，福建的芦荟到了北京就美其名曰“龙舌兰”。将“截句”视为当下诗歌写作的新文本、新向度、新气象，自恋复自夸，窃以为是一种好大喜功欺世盗名的表现。“截句”事件，可视为浮躁时代喧嚣诗坛的真实投影：思维的活跃和命名的急切，渴望不朽的梦想和跑马圈地的野心，以及对终南捷径的执念与追逐。
一些提倡者对“截句”的定义——所谓“简洁、直接、非传统性”，所谓“瞬间生发”“微妙体验”“现代精神”“开放姿态”，以及“与我们的生活和内心距离更近”，都是大而化之语焉不详的表述；至于“截天截地截自己”之类豪语，更是令人忍俊不禁。本质而言，诗歌这一文体，大而无当固然不可，篇制过短同样不宜，俗云“一寸短，一寸险”，诗歌创作倘一味推崇灵感喷发，让那些鸡零狗杂的感兴、碎片式的感悟泛滥成灾，以局部代替整体，而不思静心打磨，背离了全局观念和文本意识，势必大大降低诗的门槛。——诗歌史上，那种孟浩然式的才高韵短、李金发式的有句无篇，原本就是值得警惕的。今人若欲凭截句这一身份可疑的新“诗体”来引领诗坛嬗变之风骚、引爆诗界革命之风潮，更其不智。说到底，该类以片言只语的营造为能事的刻意或随意的文字，其套路一旦被掌握则极易操作，到头来，应有的写作难度削平了，格局小、思路浅、气息弱、脉象短等弊端应运而生，沦为一种趣味主义、功利主义主导下的流水线作业和投机式书写；“截句”，也就无可避免地成了江郎才尽的遮羞布。
由是，作为微信时代软阅读环境下的产物的“截句”，暂不宜上升到诗学意义和价值层面探讨。理论是灰色的，创作为王。鉴于当下的“截句”创作尚未出现一批像样的作品，而更多呈现为疑似格言、警句、小诗、杂感、随想录的变体与杂烩，我们还是拭目以待为好。
诗歌写给谁看
在当下的诗歌创作中，一些先锋诗人摒弃了传统文本中的义正辞严、爱憎分明，代之以无动于衷式的“中性叙事”“零度情感”，以回应生活的“荒诞”与“虚无”。这自然不无意义。然而，价值判断呢，价值判断在哪里？高明的叙述者纵然不露声色，亦能让人从字里行间窥见其价值判断，而不致消泯。诸如庄子，在其全力倡导的齐物我、等是非、齐贵贱、齐生死等理念背后，即有着鲜明的价值判断和文化抉择，棱角宛然。
强烈的悖谬性、挑战性和游戏性，往往成为一些实验性诗歌文本的特征。只是，过于抽象的思辩和过于深奥的理念，尤其种种荒诞事象的无餍足的罗列，势必导致读者的审美疲劳，影响了文本的可接受度。在一些诗人笔下，世界不免是怪丽的、凶险的、不可知的，生活常常如一团烂泥般不可收拾，充满末世的凄凉，全然没有了传统诗歌中反复呼吁的热爱生活奋发向上。这样的心境确实偏于悲观；但或许，仅仅是一种有意识的反拨式书写罢了。然而感受不了光明，多半是由于自身阴暗。我们没有资格强求诗人去讴歌生活，但有义务提醒诗人热爱生活；我们没有资格强求诗人不去书写黑暗，但有义务提醒诗人不必钻牛角尖、进死胡同。
放眼四顾，时流所致，似乎不颓废、不放纵、不走火入魔就无以为诗，无以为诗人；与此相对应的，是真、善、美等范畴被莫名其妙地归于假大空之列，并被心照不宣地发配到爪洼国中。这实为一种理解偏差和认知狭隘。中国诗歌赓续至今，原本固有的健康格调渐趋漫漶，非止“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式的壮美寥寥无存，连同“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式的阴柔美也被视为媚俗，多少诗界弄潮儿，惟知乐此不倦地去追寻一己的嗜痂之癖。说到底，诗歌不应仅仅成为个体的实验田，它一经发表，也便意味着进入了公共空间，就应虑及一个叙事伦理和传播路径问题，就应注重将个体的经验与大众接通，寻求最佳共振点。诗歌，你究竟是应该写给自己看，还是应该写给别人看？如何拓宽当今诗歌的传播渠道，在保持格调的前提下将其从小众推向大众，以期文脉恒久，永远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命题。
诗人的形象
不知怎地，今天的人们一提起诗，便像是提起异端；一说到诗人，便如同说到怪兽。而诗人的形象，竟也常常与酗酒、吸毒、掐架、杀人、性丑闻等联系在一起。毋庸讳言，这些年，诗歌创作一度陷入了某种类似于鬼打墙式的怪圈：自说自话，云山雾罩，清汤寡水，废话连篇，既无形式美，又乏内蕴美，仿佛在憋着劲地非要把王冠上的明珠折腾成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物什，读来令人不知伊于胡底。
诗歌式微，早成不争之实。当昔年华容婀娜的佳人踯躅于风尘，变得首如飞蓬、鸠形鹄面，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多少所谓“诗人”者，披着皇帝的新装，举着探索的幌子，不学走路，而学跳舞，不习正楷，竟涂狂草，遂令诗歌日渐失去自身固有的张力、弹性和底线，以致美质涣散，意蕴惨淡；他们呵佛骂祖，无遮无拦，自诩可为世界立法，为时代立言，井底之蛙般自鸣得意，迷失于一派胡天胡地的放纵。一些发生在小圈子内部的诗歌论战，多是为了蜗角虚名，蝇头小利，满足于在夜郎自大中制造泡沫，在破罐子破摔中偏离本体；乃至欲凭浅陋的“××体”郑重呼唤诗歌的春天，则无异于饮鸩止渴、玩火自焚。风生水起的诗江湖，亦不乏将诗与行为艺术硬性嫁接的种种风马牛作派，个别“准诗人”竟尔发展到通过自虐自渎、自轻自贱来赢取公众注目。恶搞，赫然成为我们这个虚亢时代的嘹亮主题。如是，高贵如星辰的诗歌怎不沦为下脚料，沦为文学“三废”？
诗人之为诗人，靠的还是自重自爱、抱诚守一，是埋头写诗的真功夫。所幸，在一个诗风日下时代，仍不乏郑重凝望缪斯、执守诗性者，足堪安慰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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