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一直大声叫我“小师妹”的大师兄走了。三月的最后一天，竟成了悲伤的日子。

叫“小师妹”其实不准确，这么称呼唯一的依据，是雷达师兄与我有共同的母校——兰州大学、共同的授业师长——柯扬老师等。尊敬的柯扬老师去年5月去世。之前不久，我们87级在京同学刚刚与老人家团聚，谈到文坛“兰大四杰”时，他说阎纲、谢有旺、周鸣是同辈，只有雷达是学生辈。绚隆同学记忆力好，立即还原出当年我们在读时，作为中文系主任的柯扬老师不仅亲授《民间文学概论》一课，还在开学第一课谆谆善诱，鼓励大家向雷达师兄学习，云云。如此，从柯扬老师这边序起，如果忽略年资悬殊，兴许可以称雷达师兄;但我的同班同学后来读了雷达师兄的博士，以同学序，辈分又似乎不对。

后来之所以称“师兄”，是师兄本人的坚持，他说“这样方便”。这些天，断断续续看道一些文章提到师兄的“活力”和“锐气”，提到他不服老，一个证据是常常与晚辈称兄道弟。是这个道理，但我想，这里面恐怕还有一重亲切意味。有人据此说，雷达师兄身上有率真之气，没错，我愿意把它称作勘破世俗的“真挚、宽和与善意”。所以，雷达师兄走了，才会有那么多人自觉地怀念他，认他做朋友、师长，从他的身上感受人性的美好。我也是。

大约十多年前，好像是在文学报组织的会议上，第一次见到大名鼎鼎的雷达师兄。其后，几乎每次见面，他都会大声地说“师妹，你也来了”，似有担心我在众人间寂寞的成分。如果那个时候，我恰巧新写了文章，又恰巧被他看到，他一定会当众谈论、高调鼓励，这就确实是抬举后学了。可惜我并不勤奋，所以，有时他会忍不住打电话来说个事，顺便督促一下。后来我手痒，写了几篇散文，他也都注意到。记得济南出差期间，不知什么起由，大家谈到我刚刚刊发在光明日报上的《祖父的青春》一文。雷达师兄让我把全文发给他。他看得很快，看完后特别认真地说，“你祖父，确实值得写。你这么写，没想到。”就在那次，他告诉我正在写“费家营”系列。“费家营”系列后来影响很大。包括《韩金菊》。

想起另一件事。与雷达师兄联系比较多时，应该是我担任人民日报文艺理论评论室主编期间。一方面，我要就工作中碰到的一些问题请教于师兄，另一方面，师兄也会因一些文章与我探讨。期间发生的一些事，记忆深刻。比如王蒙先生的《这边风景》出版后，怎么评价这部沉甸甸地带着旧日情感和昔日痕迹的新作品?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时间内大家议论纷纷，悬殊很大。晚间，雷达师兄打来一个长长的电话，说写了篇近五千字的评论。我还在犹豫，用近五千字的篇幅论一部作品，这种大方，我们报纸已经不允许了。“王蒙的这部长篇小说是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成就，我们要认真对待。”他说得很严肃。我想打个折，删两千字，各方审版也容易通过。他沉默了，说想一想。不到半天，他又打来电话，表示理解报纸的要求，但他特别认真地说，删完不能尽言，有损于这部作品的评价。这次轮到我沉默了。如大家所言，雷达师兄向有当代文坛“雷达”之誉，他的判断从不随意，一个大评论家评论一个大作家的具有重大标志意义的作品，如果仅仅因为篇幅问题，我们的报纸与之失之交臂，日后必然后悔。好在各级领导开明，经请示，同意发头条并加编者按。这是我主持文艺评论时的一个特例。这期间，雷达师兄和编辑的电话来来回回，他的果敢和严谨令人难忘。后来，《这边风景》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我心里也大大地舒了口气，总算没有吃后悔药。

见到雷达师兄时，我说《韩金菊》写得太动人了，有些“不忍卒读”。他听了，没有像往常一样高兴，沉默了一会儿，说，是啊，寻找她的墓时，本来都不抱希望了，竟然在绝望之际碰到了……这是去年的事了。

再往前，2016年8月31日，《解放日报》“朝花”副刊编辑徐芳来京，招呼老作者聚会。73岁的雷达师兄骑着自行车驾到，笑呵呵地正泊车，被我用手机拍下来。我说漫画家方城80岁还能好好地骑车，他也一定可以。他很开心，说肯定没问题。

写到这里，想起若干年前还坐过雷达师兄开的车。那年，雷达师兄已经69岁，信心满满。其时我还不是合格司机，坐在车里，直打寒颤。

兆寿问要编纪念文集，能不能写几句?往事一桩桩地飘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