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对当代文学首先贡献了一个具有示范意义的“当代性写作”实验，同时也给所有当代作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写作命题：当代文学应该如何当代？又该怎样文学？可以夸张一点说，余华的一大贡献是以他的“当代性写作”把当代文学从“历史”拉回了“当下”，并提供了一种文学介入生活的新尝试。因此，我认为余华是一个历史的“返回者”和时代的“同行者”，而成熟理想的“当代性写作”一定也会让未来的历史记住。

我们认为对当代文学的讨论除了“文学性”外，还应该建立在“当代性”——这个使当代文学区别于其他时代文学最核心的基础之上。因此，不论是文学创作或是批评，对于当代性的欠缺与忽视有可能导致文学和时代一定程度的脱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余华的新作《第七天》延续和强化了从《兄弟》就开始的“当代性写作”特征，其中的努力和问题非常值得进行认真的总结和反思。当代性既是笔者讨论《第七天》的出发点，也是我们理解余华创作转向和当代文学的核心。

一

在经历了《兄弟》的毁誉争议后，笔者带着两个问题期待着余华的新作。其一，是否会延续《兄弟》当中表现出来的当下现实生活叙事倾向？其二，能否避免《兄弟》中因为压缩文学和现实生活距离带来的审美沉沦问题？两个问题合二为一，即余华的新作能否在“当代性”和“文学性”之间取得更好的艺术平衡，为当代文学提供一种融现实批判性和艺术表现力于一体、成熟理想的“当代性写作”？《第七天》以它的成功和不足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分析的依据。

笔者曾将《兄弟》的创作转变概括为内容上由“历史”转向“现实生活”，叙述上则采取了“极力压缩文学与生活审美距离”的方式，并认为这种面向当下的写作难度远远大于早期的那种技术化的转变。余华的这种面向当下的创作转变，如果说在《兄弟》时因为表现得不那么充分而缺少总结的依据，那么《第七天》则让我们有理由认为已经出现了一个余华式“当代性写作”的事实，其具体内涵和特征概括如下：写作内容上由历史转向当下，叙述方式上极力压缩文学和现实生活的距离，读者接受上会有一种强烈的亲历性体验，整体上表现出一种全面迫近现实并介入生活的努力，因而会令人感到是极为“熟悉”的小说。这种写作比其他常见的反映现实生活的纯文学作品审美距离更近，却又比电视剧式的当代生活作品多了人文艺术内涵，是一种从文学内容到表现手段都充满丰富当下精神，并且面向未来历史负责的写作。

成熟理想的“当代性写作”很难看到，因为这种写作会带来一种悖论式的审美风险：小说的现实及物性和批判性得到增强的同时，也会因为其中的泛写实和亲历性体验产生一种诗意沉沦的美学后果，文学的神圣感会降低，艺术性也会受到质疑，除了对作家本人的艺术能力构成巨大的挑战外，对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体验也会构成强烈的挑战。这些特点决定了“当代性写作”面临的最大挑战可能是如何处理好当代性和文学性之间的平衡问题。

可以肯定，《第七天》确实延续和强化了余华在《兄弟》中就表现出来的这种“当代性写作”特征。虽然《兄弟》也写了大量当代生活的现象，但40年的历史和50多万字的篇幅却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小说直面当下的印象。相对而言，余华在《第七天》中的“当下”密度比《兄弟》更高：小说使用了许多我们熟悉的新闻素材，虽然为人诟病，却也因此增强了作品的现实关注度和社会批判性。诸如“他们说的话，我连标点符号都不信”。

当然，《第七天》文学性的追求在小说的语言、叙述、文体结构方面都有体现。以小说的语言为例，开篇语言就充满悬念且意味深长，体现了余华一贯简约精练的风格：“浓雾弥漫之时，我走出了出租屋，在空虚混沌的城市里孑孓而行……我得到一个通知，让我早晨九点之前赶到殡仪馆，我的火化时间预约在九点半”。这段文字不到100字，却奠定了整个小说的基础。“我的火化时间”透露了叙述者是一个已经死去的人，而“出租屋”则显示了他的生存状况，“浓雾弥漫”既有时间的交代，也和下文“空虚混沌的城市” 和“鬼魂”叙述形成一种情境呼应，“孑孓而行”透露出强烈的“孤独者”状态。读完整个小说，就会发现这个开篇充满了“人鬼之间”的叙述氛围，叙述者的身份决定了整个小说的叙述基调、语言风格和故事框架等。这样一种“人鬼”结合的叙述方式和“七天”的时间，以及仅仅13万多字的篇幅，从根本上限定了小说的文体结构、语言和思想表达。平均下来，每天的故事大概不到两万字，但整个故事的信息量却并不小，事件众多，人物繁多且前后呼应、主次分明，这需要高超的叙述水平才能避免平均带来的平庸或者彻底的混乱。

二

那么在当代文学的创作现实格局中，如何理解和评价余华这种“当代性写作”的努力和挑战？

我们把近年来出现的新作品，比如莫言的《生死疲劳》《蛙》、王安忆的《天香》、苏童的《河岸》《黄雀记》、格非的《望春风》等当代作家的代表性长篇罗列一下，就不难发现多数作品是和现实保持相当一段距离的“历史”叙事，小说的文学性因为“陌生化”而得到了很好的保留。这些作品内容上似乎“历史”叙事有余，“当下”现实不足，整体上似乎是“文学性”有余，“当代性”不足，即当代文学很难产生被同代人普遍认可、全面表现当代社会现实生活，从内容、思想到艺术都充满“当代”特征的经典文学作品。文学艺术性好的作品，表现的内容往往是距离现实较远的历史故事；内容紧密贴近当下现实生活的，又很难表现出超越现实的艺术思想。

作家在文学性和当代性之间或者说文学与现实关系的处理上总是难以平衡。即使是那些距离现实生活较近的作品，比如贾平凹的《带灯》或者毕飞宇的《推拿》，虽然他们也有余华“当代性写作”的某些特征，比如描写某种当下现实生活等，如果仔细比较，就会发现他们在写作转向的自觉性、写作强度、审美距离以及读者接受上和余华的“当代性写作”仍有差别。

为什么当代作家总是很难写出我们时代的经典之作？多年前余华的一段话也许给出了一种作家角度的解释：

这不只是我个人面临的困难，几乎所有优秀的作家都处于和现实的紧张关系中，在他们笔下，只有当现实处于遥远状态时，他们作品中的现实才会闪闪发亮。应该看到，这过去的现实虽然充满了魅力，可它已经蒙上了一层虚幻的色彩，那里面塞满了个人想象和个人理解。真正的现实，也就是作家生活中的现实，是令人费解和难以相处的。

余华以一个作家的职业敏感道出了当代作家普遍面临的尴尬处境：文学的表现力总是和作家生活的现实难以相处。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余华在处理《第七天》的文学性和当代性时面临的困难：诚如他自己所承认的，《第七天》“写下的是我们的生活”，“是我距离现实最近的一次写作”。因此文学性和当代性之间就表现出令作家和读者都很难适应的“难以相处”来。

因此，我们认为余华从《兄弟》开始到《第七天》的这种“当代性写作”的贡献在于：他敢于面对当代文学中最为困难、也最应该具有的一种写作——以文学直面当下现实生活，冲破多数小说的“安全”审美距离，从“历史”返回到“当下”，同时又呈现出一种面向未来的态度。比较一下当代名家们的长篇作品，就会发现整体上他们的作品很少正面直接描写当下现实生活。面对这一普遍的现象，我们不由得会思考，究竟是什么东西在左右、影响着作家们对现实生活的艺术表达能力？“当代性”不足是当代名家比较普遍的一个问题，经历过“纯文学”影响的当代文学对社会现实的及物性和批判性越来越弱。在文学性和当代性的艺术平衡上表现出来的写作困难并非余华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当代作家都应该面对的艺术考验。

从这个意义上讲，余华对当代文学首先贡献了一个具有示范意义的“当代性写作”实验，同时也给所有当代作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写作命题：当代文学应该如何当代？又该怎样文学？可以夸张一点说，余华的一大贡献是以他的“当代性写作”把当代文学从“历史”拉回了“当下”，并提供了一种文学介入生活的新尝试。因此，我认为余华是一个历史的“返回者”和时代的“同行者”，而成熟理想的“当代性写作”一定也会让未来的历史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