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我和一个特别喜欢吃冰棍、水饺的会计一块去沈阳出差。当时我在市政管理处开车，是一台橘色的面包车，沈阳产的。当年整个哈尔滨只有两台面包车，我开的是其中的一台。想想看，那是多么令人沉醉的的事啊。不过，也因此有了一个问题。车坏了，零件就没处买了，只能到面包车的原产地沈阳去买。

我和会计一块坐火车去沈阳，此过程我有点记不清了，不过有一个“镜头”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是面对面地坐在那种老式的绿皮火车的车厢里。我还是第一次和这位会计面对面地坐这么长时间，这让我有时间可以仔细地观察一下他（我喜欢观察人，但事实证明我的判断百分之九十是错的）。与我同行的这位会计四十多岁，而我当时不过是二十五六岁的样子（多少有一点点少年“老成”的样子）。诗人般的黄昏让车厢里的光线很柔和，于柔和之中，我意外发现会计的眼珠子是灰色的。我觉得他的祖上可能是鞑靼人或者白俄罗斯人。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他可就拥有一个极其拗口的家族史啦。虽然当时“文革”已基本接近尾声了，但是，冒昧地打听一个人的家庭历史是非常不礼貌的，也是不友好的行为。所以关于他的出生背景，对我来说至今也是一个谜。

沈阳到了。我喜欢听那种带有点儿曲麻菜味儿的沈阳话。

总之，我对沈阳的印象还是蛮好的，觉得这座体型笨重的城很热闹，市民们表现得都很充分。

我和那位会计住在一幢“隐藏”在居民区里的两层小旅馆里。还是挺安静的，并且一个屋子可以睡四个人。除了我们俩还住有一个从乡下到城里来买种子的年轻农民。

我们简单地洗了把脸，便到外面去吃晚饭。

至今我也认为，两个人出差是一门妥协的艺术。我记得他在火车上的时候就询问我，咱们这次出门儿怎么吃？我说什么怎么吃？他说，是各吃各的还是我们两个合在一块儿吃？我说怎么都行。他说，那就由我来管账，咱们两个合在一块儿吃。我说没问题。他说，你是希望节俭一点儿呢，还是……我说怎么都行，我陪着你。

我记得我们去的那条小巷子很热闹，卖什么的都有，无疑是一条市场街。我们路过一家饺子馆的时候，会计说，吃饺子吧。我说，好的。

我觉得他的选择是很好的。当年，居民吃肉还是凭票供应的。

在等饺子的时候，我发现沈阳人摘芹菜很有意思，不像我们那里的人，是用手一张叶一张叶地把芹菜叶摘下来，他们是提着芹菜的根儿用一根筷子往下打。两个中年女服务员就坐在饺子馆的门口那儿用筷子打着芹菜叶儿。

坐在饭馆里通过窗户看到对面有一个卖冰棍的摊子。

会计就问我，吃冰棍么？

我想八成是想他吃冰棍啦，就说，好的，好的。

他迅速地出去了，很快买回来十根冰棍。

这倒是让我吃了一惊，说，买这么多，过冰棍年哪。

吃冰棍的时候他的眼睛是直的，仿佛被冰棍冻住了似的。

吃饺子的时候，他吃得也相当投入，一边吃一边说，好吃，真好吃。

我觉得跟这样的人出差真是一种福分。出门有一个凡事都有兴趣、有激情的人做伴，高兴、开心。

吃过饺子之后我们回到了小旅馆。

小旅馆的西面是一幢家属小楼，两幢楼彼此挨得很近，俯瞰之下，可以将对面那个错下半层人家里面的情况一览无余。会计看得很沉迷。我不由得也走过去看。原来对面那家的睡床紧挨着窗户，宽大的床上睡着一个只穿着短裤背心儿的中年妇女，白白的，胖胖的。心想，这个娘们儿睡得好早哇。后来发现，我们只要往西窗那儿看，那个娘们儿准是在床上睡觉。会计说她真是一个享福的娘们儿。后来这个“享福的娘们儿”便成了这个女人的外号。只要我们办事回来，会计就说，去看看，那个享福的娘们儿是不是还在睡觉。然后，他径直走到西窗那儿去观看，或者说是去观赏。我觉得会计挺有趣，这个半裸的女人对他竟有如此的吸引力。至少说，这个女人在我眼里就是一个身材臃肿的蠢娘们儿，看一眼也就罢了，不值得男人这样关注。

回到正事上。

当年买汽车零件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要到厂方的销售科去申请，由销售科的科长签了字之后你才能买到所需的配件。每天工厂的销售科都有许多人在那儿等着科长签字。那个科长高高的个子，牛逼得厉害，说话一点都不客气，好像我们是上门乞讨的乞丐。可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就得耐心地等，今天没批上明天再去。说实话，我也是从这件事上开始认识到，一个人无论多么蠢，多么没文化，没水平，只要是一旦大权在握，自己就能把自己骗了，认为自己是一个有水平的人，有能力的人，有理由牛逼哄哄的人了。你面对这样的人又有什么办法呢？只能耐心地等待。孔子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孔子太可爱了。

说来，在等待销售科的科长签字的日子里最让我痛苦的，并不是这位幼稚的科长给我造成的什么伤害（其实任何牛逼都构不成对我的伤害。我理解他们），而是与我同行的这位会计居然天天都去那家饺子馆吃饺子。我是爱吃饺子，可是天天吃、顿顿吃，那也要人命啊。然而与人出差在外——前面我说过，最原则的一条就是妥协。我爷爷也常教导我们，“知足者常乐，能忍者久安”。这几乎成了我们王氏家族的一条重要的行为规范和恪守的准则。那就忍吧。再说，吃饺子又不是吃脚丫子，怎么就忍不了呢？忍。不过，我这里还是要提醒一句，朋友们不要模仿我。为什么？因为残酷的生活告诉我们，有些事并不是说你忍了对方就会放过你，也并不是对方打过你的左脸之后，你将右脸也递过去就能解决问题。所以，我爷爷对其儿孙的这种“本本主义”的教导还是值得商榷的。

那个和我们同住一间客房的农村小青年，看到我们两个城市人天天观看那个睡觉的胖娘们儿，他从开始的胆怯、谦卑，渐次地变得牛逼起来。有一次我装作领导的样子和腔调问他，兄弟，这个这个，作为一个农民，你最大的理想是什么？这有点类似今天记者的提问“时间去哪了”。他不屑地说，苗生、草死、地发酸。回答得很科技、很前沿。他的这句话至今我仍然记得清清楚楚。此外，他还在闲扯中向我介绍过炸油条的面和配料的配法，他说，三矾、四碱、二两盐呗。真他娘的精辟。说起来，平头百姓的生活经验就是在这种相互交流、闲扯之中逐渐地丰富起来的。

当然，现在多是靠微信了。

我们回到正题。

我不知道是不是出差能够让两个平时没有深交的人，通过一次类似今天的“说走就走的旅行”，变成无话不说的朋友。记得那天从汽车厂的供销科回来，两个人在饺子馆吃过饺子（我恨不得连盘子带饺子都扔到当街上去），回到了小旅店，观赏过那个享福的娘们儿之后（那个年轻的农民兄弟已经退房走了，我觉得他以后有可能当生产队长），客房里只有我和会计两个人。不知道是不是黄昏的那种固有的沉静，那种略带伤感的夕照促使环境中的人要开始掏心窝子，说心里话了。

会计说，小王。唉，我媳妇对我不好哇。

我一愣，觉得这个场景来得有点儿突然，一时不知道怎样面对。

紧接着，会计当 着我的面儿迅速地脱掉裤子，让我看里面那条布满补丁的衬裤，说，你看，这都是我自己补的呀。

说实话说得太原始了。

更让我惊讶的，是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噙满了泪水。

我毕竟年轻，还缺乏安慰已婚中年男人的经验，只是驴头不对马嘴胡乱地安慰了他一通，什么“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不孝”之类。

之后，他就不言语了。所谓来得突然去得突兀。

……

我们躺下之后，月亮就升起来。挺好挺圆的一盘银白色的月。我看了一眼对面床上的会计，他已进入了梦中。不过我可以肯定，他梦中的人文环境似乎也不太好，不然他的表情就不会那么痛苦。我看着天花板苦苦地想：那么，冰棍和饺子对他又意味着什么呢？

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