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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余秀华在新浪微博推出了一篇名为《中国“名人”培养了大批道德投机分子》的文章，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她对于诗人食指批评事件的第五次回应。
这篇文章中，余秀华不再针对食指先生，而是将矛头转向了围观群众。她说：
“两个人吵架，旁观者都是君子。这和在鲁迅那个时代有一点不一样，他们是冷漠。是赤裸裸的冷漠。其实仔细看，更为冷漠的是我们这个时代，这冷漠表现为不要大脑地生活和发表意见。他们劝了这个劝那个，批评了这个的不对，再去批评那个的不对，好的坏的都说了，而且说的好像都是对的。
正因为这“好像都是对的”让他们理直气壮，他们为什么这样理直气壮呢？因为他们不需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或者说没有人要他们负责，因为人们看都不会看他一眼。但是他们还是不停地叫唤，这是非常浅薄而容易的事情。他们想出名，却没有食指一样的才华，也没有凤姐一样的勇气。他们什么都没有，最牛逼的是没有对世界观察的能力，思考的能力。”
在她看来，那些围观这场批评事件的人是为了“出名”。事实是不是这样，这样的概括是否正确和全面，我们先不讨论，这只是作为当事者的余秀华，她自己在事件中的个人体验、感受和认识，是她自己“对世界观察的能力，思考的能力”的展现。我这里想说的是，余秀华有这样的观察与思考，正是这场批评对她的激发，而她对于批评事件的回应，也在这样的激发中越来越呈现出理性的思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在批评中进步和成长的余秀华。
现在，我们来回溯一下余秀华对于批评事件的几次回应：
1月13日：“上次被王家新强奸了一次，这次又被食指强奸了一次。老师批评的对，我一定关心国家，关心小康，而且不进精神病院。”无论用词和语气，都与一个诗人的身份极不匹配。六神磊磊说“余秀华首先是一个女人。她的第一属性是女人。”一般意义而言，他说得当然没错。但是在这里，在针对诗歌写作的批评时，我觉得她的身份只有一个，那就是诗人。不管余秀华自己如何说她是“童言无忌”，“说真话”，但把“批评”说成“强奸”，用“不进精神病院”讽刺一个老诗人，我觉得都距离她说的她所追求的“真理、真情、真爱”相去甚远，也不配担当一个诗人的身份。在这次回应中，如果按照六神磊磊的定位，把余秀华单纯看作“一个女人”，还不如诗歌圈里有人说“她就是个农妇”更为准确。所以，初次回应，余秀华的表达非常LOW。
1月14日：“我的过错在于：我不会装逼，更不愿意装可怜！我的过错还在于，在社会底层，偏偏高昂着头。我不知道何为尊严，我只是想如此活着。我的过错还在于：不能揭发自以为比我阶层高的傻逼。但是这些对我没用，姑奶奶脑瘫，想不到啊。”第二次回应，仿佛是余秀华高举着一面“我就是我”旗帜的宣言。就是说，她既不反思食指的批评，也不反思自己的言词，而是“高昂着头”，表达了自己莫名的强大自信。她甚至不惜以“姑奶奶脑瘫”自黑，摆出一副“我是脑瘫我怕谁”的痞样，大有王朔当年“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架势。在我看来，这依然不是针对诗歌批评本身的思考。
1月17日，余秀华发表了《不是谁都有说真话的能力》。其中，有对食指的冷嘲热讽：“食指是一个老诗人，影响最大的是《相信未来》，这首诗是先生年轻时候写的，到了现在，现在应该可以算他的未来了吧？不知道他有没有相信现在？看起来，他没有相信啊。”有道德质问：“我就问你一句：你是怎么关心人类的，你是怎么关心国家的，你是怎么关心农村的？地震你捐钱了吗？北京清除什么什么人口的时候，你说话了吗？霍金关心人类，你有霍金的能力吗？耍流氓可以，这样义正言辞地耍流氓就不好了。”虽然依旧没有针对诗歌写作本身观点上的辩论，但有了具体指涉的交锋，与前两次几乎完全空洞的骂街式的语言相比，这显然是一个进步。在这篇文字里，余秀华还写道“人们匆匆忙忙地表达着自己，不给自己思考的空间。”说明她已经意识到了思考的重要，思考要先于表达。这是一个以思考和文字为生的人，一个作家和诗人所应该具有的品质。我能够理解六神磊磊为余秀华辩护时说她就是“一个女人”的善意，就像我们宽容一个犯错的孩子时常说“他就是一个孩子”，但我不这样看余秀华。作为一棵会思考的“稗子”，她应该向前进一步担当起媒体和公众赋予她的诗人身份，而不是退回到“一个女人”的身份。
最后，就是昨晚，1月26日，余秀华在微博发表了《中国“名人”培养了大批道德投机分子》。她终于冷静下来，使用了有理有节的批评式语言，她甚至说“他们想出名，却没有食指一样的才华”，应该看作是对批评者食指的间接赞美。因此，这篇文章展示的不止是她的思考能力，犀利的语言，最重要的是她拥有了面对批评的胸怀，以及批评使她对事物所进行的思考深度。这是她在批评中的进步。
现在我们再来看本文的主要观点，围观这场批评事件的人是为了“出名”。我们可以同时看昨天的另一则消息，王利芬以博文《茅侃侃的离世，掀开了创业残酷的一角》吸引眼球，消费死者，引起众怒。仿佛这个事例专门为余秀华文章提供了一个注脚。在眼球经济的时代，为了“出名”获利，各种道德投机行为大有人在。王利芬不过是被突然降临的幸福冲昏了头脑，按捺不住那颗狂跳的心，一不小心露了马脚。余秀华所批评的，不过还在道德外衣包装之下，尚未露出马脚。
当然，具体到食指批评余秀华事件中，并非所有的声音都是为了“出名”，其中有大量的真正关心诗歌的理性批评，诗人廖伟棠、刘不伟、谭克修等都从不同角度回应了这一事件，在诗歌的流变，诗人的价值观，士大夫的情怀，诗人情感的真实性，等方面谈了他们的观点。既有针对食指的，也有针对余秀华的，帮助我们从多个角度延伸了对诗歌和诗人的认识。我想这些人是不需要靠消费余秀华来“出名”的，他们是出于对诗歌真诚的热爱，持有的是一个理性批评者的态度。这些批评的声音，仿佛诗歌界的清流，比那些相互吹捧、一团和气的氛围更有意义。不能不说，这是食指批评余秀华事件给诗歌界的一个正影响。
事实上，余秀华作为一个“一夜成名”的，被媒体和公众冠以各种标签的诗人，从她出道伊始，就充满了争议，著名诗歌批评家沈浩波、沈睿、臧棣、廖伟棠等先后发声，让诗歌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兴奋点。这个现象，文艺批评家刘剑博士在她的新著《在文本与虚无之上——现代性视野中的当代文化批评》一书中，有专门文章《自媒体催生的平民神话——以女诗人余秀华为例》，从自媒体时代的自我呈现与被发现，意见领袖的认同与推介，大众文化的认同与精英学者的争议等方面，给以了详细论述。在我看来，能够产生争议与批评肯定是一件好事。余秀华在对批评事件历次回应中的进步，也让我们看到这点。无论批评还是对批评的反击，总会让人产生一个方向，仿佛有光透过来。因为你要批评或者回应批评，你必须让自己清澈起来，你必须克服思维的惰性和怯懦，在思想的交锋和观点的碰撞中，变得尖锐如一道光，才能穿越对手为你设置的墙壁。有时你会觉得自己被挡在门外，很无力，那你至少可以转身，找别的门。总之，向光一样穿越过去，就是批评的价值所在。
韩皓月写过一篇《与其被娱乐刷屏，不如看文人吵架》，论述了“文人吵架”的好处，也是在呼唤文人们的相互批评之风。批评不但使人进步，批评也会扯出更多主题，比如韩皓月发现在食指与余秀华的“吵架”中涉及到的主题包括：“待机思维，话语暴力，道德绑架，阶层差异，身份歧视……”，引发我们对“社会去权威化，知识分子的碎片化，文学如何反思时代，文人如何捍卫私人权利……”等方面去做出更多的思考。这些延伸性思考，是文艺批评带给社会的价值。
在这次批评事件中，我也看到另一种态度，就是担心批评会失去友谊。在朋友圈里，这应该是一个较为普遍的态度。我想起自己在观看电影《汉娜.阿伦特》时，除了被阿伦特本人的思想魅力所折服，同时也被她身边的友谊所感动，我希望我们的诗人，或者文人朋友们，也能够像阿伦特的朋友圈一样，在双方观点激烈的批评之后，依然能够在对方脆弱的时候给以友情的拥抱。加缪和萨特一生的友谊和相互批评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60年加缪不幸在一场车祸中失去生命的第三天，萨特发表了一篇感人肺腑的悼念文章，他说：“我与他曾经失和反目。但这不妨碍我想念他。”“加缪永远是我们的文化场的主力之一，永远会以他的方式代表法国和这个世界的历史。”伟人之交恶与缅怀，都令人敬畏。
而在1980年萨特葬礼的数万随行者中，有一个人称赞萨特：“萨特的逝世，是我感到人类智慧的一盏明灯熄灭了。”这个人是当时的法国总统德斯坦。而我们知道的是，萨特一生选择的都是拒绝与任何政府合作，他极力反对资本主义，上街参加法国“五月风暴”的学生游行，公开宣称“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德斯坦总统对萨特的称赞，让我们看到了法国政府对于这个一生与政府不合作的批评者的宽容态度。
批评，和对待批评的态度，反应的是一个人，甚至一个政府，在思想和文明上的进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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