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年春节前，二月十二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成都市郫都区唐昌街道战旗村。在“唐昌布鞋”展示台前，一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热情地拿起一双自己做的布鞋想送给总书记，习总书记笑着说：“我花钱买一双！”当我从电视新闻里看到这一情景时，不禁想起我的前半生不知穿烂了多少双似这样的圆口黑布鞋。

 我兄弟姐妹七个，都是穿母亲亲手做的布鞋长大的。一年忙到头，过年前是母亲最忙的时节。江南农村的风俗，是大年初一早上起来，小孩子都要穿上新衣新鞋去向同族的长辈拜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要让自家的孩子在过年时都穿上一件新衣裳，实在非易事。尤其是公社化之后，自家没田种棉花，就无法织布了，哪有钱去供销社剪布呀！到六十年代初，口粮不够吃，只能把省下来的布票到黑市上去换成粮食回来度饥荒。因我是长子，又从初中开始就当寄宿生，所以无论家里多困难，爱脸面的母亲总是千方百计给我做件新衣过年。那年头，民间流行“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四个弟弟就像传递接力棒一样，依次穿我淘汰的旧衣裳。也许是为了让弟弟们得到一点精神补偿吧，过年前母亲总是先给他们做新棉鞋，以致往往忙到除夕之夜，母亲还在昏黄的油灯下，一针针为我纳鞋底、缝鞋帮。她每缝完一针，总要麻利地在鬂发上擦一下针的生动画面，此刻犹在我的眼前……母亲曾经给我讲过，她很小的时候，外婆就教她学做女红，而女红中的重中之重，就是学会做布鞋。在她做姑娘的那个时代，布鞋曾是民间流行的定情物。若是男方来提亲，必定托媒人捎来一个鞋底样。若姑娘同意这门婚事，就按鞋底样做一双布鞋托媒人送给男方。如男方对姑娘做的布鞋很满意的话，这门亲事就定下了。因此，老话常说婚姻就像穿的鞋，跟不跟脚、合不合适，只有你自己知道。到了新社会，进入自由恋爱年代，若有农村姑娘看上了哪个小伙子，也是给自己的心上人先做一双布鞋作信物。至今我还记得母亲给我讲的一个故事，说她娘家村上有个腼腆又聪慧的女孩，为了获取意中人脚的尺寸大小，悄悄在他常走动的平地上撒了一大把草木灰，然后依据小伙子留下的脚印剪出鞋底样，鞋做成后捎过去，给了小伙子一个很大的惊喜……不用说，母亲在出嫁前也是为父亲做过一双令他合意的布鞋的。母亲为父亲和我七个兄弟姐妹含辛茹苦做了一辈子布鞋，始终无怨无悔。一九九六年，我在《十月》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想起父亲》的散文，事隔多年之后，一位初次见面的女作家对我说：“是你在写你父亲的那篇散文中的一个细节，让我记住了你的名字。”我问她哪个细节，她答：“你父亲送你到二十多里地外的初中上学，一路上父子俩都是打赤脚。直到快到学校时，才在一个池塘的水码头上洗干净脚，穿上新鞋，规规矩矩走进校门去报到。”我解释说：“是啊，小时候我心疼母亲，鞋子总是省着穿。每到夏天，都是成天打赤脚。我是村上第一个考取中学的人。临出门时，母亲交给我和父亲一人一双新布鞋，让我俩务必在进校前穿上新鞋，有礼貌地去见新先生（按乡俗，农民把老师尊称为先生）。”母亲是一个讲究仪式感的人，从我进初中开始，再到苏州上高中和到南京读大学，每个新学期开学，她总会给我做一双新布鞋，让我穿上新鞋去完成新学业。直到我一九六四年八月大学毕业后进京工作，临行前，母亲也给我做了一双新布鞋送我上火车。那情景，正如孟郊诗曰：“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一九六七年我结婚时，家庭经济状况依然很窘迫，只是借了五十元钱买了点婚礼上招待亲朋的喜糖、茶点和水果，没置办一件床上用品，也没买一件新衣服，唯有脚上穿的是母亲从老家寄来的新布鞋！妻子虽也是农家出身，但因年少时就移居北京，所以没学会做鞋。我结婚之后，常年穿的还是母亲寄来的布鞋。记得到了改革开放的一九七八年，稿酬制度得以恢复，我才用新得的稿费买了第一双皮鞋。

一晃四十年消逝，穿布鞋的贫困年代已一去不复返。若我辛劳一生的母亲地下有知，能看到儿女子孙如今穿着各种新款品牌的鞋欢度春节，踏上新的人生里程，该有多高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