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把“70后”作家近期创作出现的创作转向归结为“中年特征”，从“此岸”现实的对立到“彼岸”世界的和解，这种精神跨越将成为这一代作家实现自我提升的契机。近年来，杨映川倾心于为她的主人公创设一种别样的伦理空间，探寻伦理平衡打破后的生存境况，这显然与其早期文本有了明显的区分。

        “70后”作家中，杨映川小说创作的辨识度是很高的。新世纪之初，其创作就显示了独有的女性幻想特征，讲述带有童话色彩的情感故事。而后来，随着人生阅历的积累，她试着开辟另一片更宽广的叙事领地。严格地说，这种转向是从中篇小说《最后的朋友》开始的，以此为界标，她开始走向严肃而平缓的形而上之旅。具体来讲，她的叙事企图摆脱女性逃离现实的想象轨道，而把审美视线转向现代人生存所面对的终极性问题。笔者曾把“70后”作家近期创作出现的这种转向归结为“中年特征”，从“此岸”现实的对立到“彼岸”世界的和解，这种精神跨越将成为这一代作家实现自我提升的契机。近年来，杨映川倾心于为她的主人公创设一种别样的伦理空间，探寻伦理平衡打破后的生存境况，这显然与其早期文本有了明显的区分。

  杨映川早期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属于商业化语境中的“另类”，她们耽于幻想，是一群“超凡脱俗的鸟”。在情感追逐中，她们一再拒绝物质性的生活，对男性有着本能的蔑视和不信任感。她们要逃离的正是现代性的物质生活，而所追寻的则是一尘不染的理想化爱情。这是一种陷入绝境的写作，绝望到拒绝亲情和友情，绝望到“只爱陌生人”。从写作立场看，中篇小说《当花瓣离开花朵》是对她前期女性写作的一次超越，尽管这个小说也是关于逃离的故事，但杨映川对逃离这个词的认识更趋深化，她把女性对物质的逃离置换成了青少年对亲情的逃离。如果说《做只鸟吧》《只爱陌生人》等早期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一心想要逃离的是物质化的现实，那么，《当花瓣离开花朵》中的莫云要逃离的则是物质困境中的亲情。莫云生性敏感，与其他同学相比，家庭环境、经济条件相差悬殊，她开始怀疑父母身份的合法性。于是，莫云在意识中虚设了一个父亲形象。这种假想中，现实中亲生父亲莫贵被作为物质符号的石磊爸爸所代替。然而，莫云的逃离姿态远没有早期小说中女性那般决绝，最终还是被父母的良苦用心所感化，在短暂逃离后又回到父母身边。杨映川通过一个女孩对亲情的叛离与回归，向我们提示了物质现实中的伦理困境及其重建的可能。

  从创作时间上看，《当花瓣离开花朵》属于杨映川早期作品，发表在《山花》2005年第10期。之所以把这部作品与《找爸爸》《马拉松》结集出版，也许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它可以从伦理叙事的角度贯穿杨映川前后两个时段的创作，构成“伦理想象系列”。显然，近期伦理想象中，就人物而言，少了些许青春期的叛逆，而多了承担与包容的气度。关于“问题父亲”的想象，是杨映川近期探讨的重要命题。《闭上眼睛》《找爸爸》《马拉松》等中篇小说都是这样的篇什。《闭上眼睛》的主人公潘登高属于中产阶级，平日以脾性柔和著称，经济境况上优于张大民，但在某一天，还是忍不住打了儿子一记耳光，宿命般陷入类似其父的狂躁之中。后面两部作品中也出现了亲情伦理危机，但作者没有把它进行“白热化”处理，而是在宽厚和体谅的讲述中展开一种对人性中久违了的善意的呼唤。

  中篇小说《找爸爸》把父亲形象置于幕后，而把父亲缺席状态下家人遭受的苦难推向前台。家人在对“父亲”的追责中走向宽容，由怨恨、懊悔变得包容一切。这其中，为确保伦理想象的合法性，叙事逻辑该如何处理，无疑是对作家的考验。为了把小说写“大”，杨映川娴熟地处理了这种伦理的突变。我们看到，女主人公身患绝症，她要在生命的端点寻求自我救赎。这就在人性的基点上建立起伦理想象的合法性。与前期创作不同，杨映川没有讲述女性的逃跑与历险，小说叙事的女性幻想特征逐渐消失，而更多关注那些既贴近现实又直面内心的命题：承担、原罪、救赎等。中篇小说《马拉松》讲述主人公为了找回失踪的儿子，不仅改变了偏执的个性，而且不断忏悔，寻求救赎。作品对良心、道义、承担等传统命题的解读别有洞见。某种意义上，杨映川近期创作的转向，在“70后”作家中具有代表性，是这一代作家精神成长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