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西一带的乡下，过春节不叫春节，叫“过年下”。春节这词太洋了，庄稼人不喜欢，不喜欢的词还有很多，比如对一件事表示喜欢，乡下人会说“愿意”，你如果说“爱”，那就不合时宜。我大爷有时候说话总好来一句“我最爱吃某某东西”，婶子们就扭脸窃窃私语，“大哥咋说这话啊，啥爱爱的，难听死了”。而给这个“大年下”赋予最多含义的是本家五叔。五叔性子急，没什么文化，所有自己愿做的事都归于是大年下，比如喝酒大了，理由当然是年下了，酒喝多点没事。吃肉也是年下了嘛，“吃吃吃，不能放筷”。上他家做客，殷勤得让人招架不住，“快快，别放筷子，吃啊，过年下嘞”。

对于性子急的五叔，要是手头没事干，真是难为死他了。串亲戚，老早就收拾牢靠。来亲戚，一路上不知打多少电话催促，连连问来到哪儿了，吵着“你们真慢，抓紧吧，黄花菜都凉了”。小的时候和奶奶家住前后院，父亲弟兄五个每家过年下下饺子，都盛出第一碗送到奶奶家。五叔住村西，奶奶家住村东，每年初一天不亮，五叔就横穿一条大街端着饺子给奶奶送来。而几乎每次都见爷爷奶奶家的窗子暗着，因为老人不会起得太早，他就在院子里急得大喊。邻居们听到五叔的喊声，都嘀咕着，“抓紧该起了，人家老五又喊他爹的门了，再不起，人家就笑话咱嘞”。这种事年年都在发生。初一早晨，我的兴奋在于能品尝不同品质的水饺。带到爷爷奶奶家的一共有六家的水饺，从它们的品相就可以看出是谁家的。五叔家的个大粗狂，内有肥肥的肉丁；大娘家的细致，像她的为人，含蓄不露声色；而母亲包的饺子最好看，大小均匀，排列整齐划一，像一队卫兵。

年下的鞭炮更是让人难以忘怀。20世纪70年代末期，小孩子根本没钱买鞭炮，往往一挂鞭炮20多个，不舍得一连串放完，就拆开放兜里，学着大人的样，不时掏出一个点燃，然后迅速抛向天空，一声炸响，然后得意洋洋。因父亲在城里上班，我的鞭炮便多些，甚至还有较长的50响一挂的。但村里伙伴自有他们的乐趣，他们买一种叫嘀嗒筋的小东西，这是一种用草纸卷得很细的小纸绳，里面放入不多火药，点燃起来，粒粒火星四溅，燃放时间较长，成本不高。还有一些大人会做大呲花，用泥巴塑成大酒瓶状，底部留个洞，放入火药，顶端植入火捻，封好晾干，到正月十五晚上街上人多时，点燃能吸引很多人观看。

过年的故事越来越远了，现在的春节常常是没故事的，除了吃吃喝喝就是外出旅游。人们衣着光鲜，这种变化的生活总感觉不是自己喜欢的。那么是喜欢贫穷吗?当然不是，喜欢的是那种总不时悄悄涌入脑海的往日的过年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