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岁那年的夏天，母亲突然投井自杀身亡。

　　在亲眼目睹了死亡的狰狞嘴脸之后，一个女孩的金色童年黯淡了，结束了。整整一个星期，我都夜不能寐，在深深的黑暗里瞪大眼睛望着虚空发呆，努力地思忖着人为什么会生？为什么会死？还没生的人在哪里？死了的人又去了哪里？

　　我的老保姆信佛，她一直不肯相信母亲会自杀，她说那么好的一个人，该是到天上享福去了。老保姆还告诉我，四十九天内妈妈还会回来，不过不再以人身，而是变成飞蛾、蝴蝶什么的飞回来看望她的儿女。妈妈死后一个月的一天早上，睁开眼就见一只硕大的黑蝴蝶停在我和妹妹睡觉的蚊帐上，羽翼微微地扇动。妹妹一跃而起，跳下床用蒲扇扑打蝴蝶，蝴蝶落在地上翻滚几下不动了。我滚下床，捧着蝴蝶歇斯底里尖声哭叫：“这是妈妈！这是妈妈呀……”最后父亲不得不把我送进了医院。

　　那年暑假后，我成了地地道道的野孩子。每到放学，我不肯回家，我怕家人小心翼翼看我的眼神。我宁愿一个人在学校周边的林子里、河滩上游游荡荡，以排解内心的悲伤和惶恐。我害怕夜幕降临，害怕夜半从睡梦中醒来，我总是抑制不住地窥视窗外的夜空，猜测母亲到底飘逝在了哪颗遥不可及的星星上。

　　母亲是建国前的女子中学毕业生，酷爱文学，死后留下了一大箱子文学书。学龄前，在盛开雏菊的河滩上，母亲为我讲解唐诗的美妙记忆，成为我热爱文学的人生座标。母亲逝去一年后，我收敛起桀骜的野性，开始读她留下的那些大部头的书。

　　对于四年级的小学生，《中国上古史演义》《东周列国志》《红楼梦》《普希金诗选》……不啻是天书。我不再参与女孩子家的游戏，常常躲在一隅，借助新华字典和成语词典，不求甚解，囫囵吞枣，读得不亦乐乎。其实这不是在读书，是在怀念。我的发髻上扎着母亲的蓝蝴蝶结，学着母亲低头读书的姿势，幻想着有朝一日，我能成为母亲那样端庄秀丽、知书达理的女人。

　　即便是囫囵吞枣，读书对我的影响也显而易见。我的知识面宽了，遣词造句有了新意，作文的文字和意境也超越了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语文老师喜出望外，常常把我的作文当作范文在班上宣读，并预言我将来一定能成为一名作家。

　　我的确想成为作家。在我幼稚的认知中，作家简直就不是人，是神，是古书上说的魁星下凡。记得当年我蜷在父亲的大藤椅中，如痴如醉地读艾芜的《南行记》。《南行记》不仅让我领略了云南精彩的风土人情，还让我有了一个梦想：长大后如艾芜那样，做一名浪迹天涯的作家，每天看新鲜的风景，听新鲜的故事，写动人的篇章。

　　有了梦想，我的夜晚不再孤单和凄凉。让同学们发怵的作文课，却是我炫耀自我的上好机会。我发誓一定要考上大学，我以前所未有的勤奋做不喜欢的数学题。当我以优异的成绩从小学五年级跳级而成为初中生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飚，令中国五千年文化斯文扫地，也把我们这些半大的学子从课堂撵到了穷乡僻壤，成为具有悲剧色彩的“知青”一族。我的作家梦自然如水银坠地，渺无踪迹。

　　山村插队的日子，是我精神生活最为荒芜的岁月。那时的山乡很穷，很闭塞，没有报刊书籍，没有电视，甚至连半导体收音机也没有。知青的岁月虽然贫困艰辛，但离开了继母的冷眼，离开了被打成走资派的父亲成天阴沉着的脸，我犹如逃离樊笼的小鸟，在险象环生的广阔天地里快乐飞翔。我买来厚厚的日记本，先端端正正写下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再记下当天惊心动魄的事件或稀松平常的流水帐。这些记录可以说是我最初的“作品”，尽管它们从来就秘不示人。在山村的寂寞长夜里，我用笔墨将我的喜怒哀乐尽情地涂抹在粗糙的纸张上，犹如倾吐给一位善解人意的闺中密友。4年后，知青返城，我非常幸运地进入南昌市图书馆工作，在博览群书之余，还保持了每天写日记的习惯。直到1985年，因为一场龌龊的误会，我愤而把所有的日记本统统毁之一炬。

　　那次的焚毁令我通彻心肺。一大摞厚厚的日记本呵，它们不仅凝聚着我的心血我的情感，还是我的闺中伴侣我的青春知音。当我把属于我的历史化为一堆冰冷的灰烬之后，我的心也冷了，空了。就在那年的夏天，我又如母亲逝去的夏天一样感到无比的孤单和凄凉。我不思饮食，悒郁终日，在一个又一个夜不成寐里，我甚至想到了死。我终于谅解了母亲的自杀，我发现当生活暴露其荒诞、猥亵的本来面目时，一头扎在水井里一死了之或许是最好的逃遁。

　　我如母亲那样患了抑郁症。在那些个焦虑不安了无生趣的日子里，我的心理医生让我从唯美的追求中解脱出来，接受生活的缺陷与卑鄙。我没有听从医生的建议，而是强打精神开始涉猎西方哲学，以寻找生活的意义而自救。我先读了英国的罗素，又从罗素读了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等。这些古今洋人对人生意义的探究心路虽然各个不同，但最终都殊途同归，异口同声哀叹人的渺小与无知。他们说与无边无际无始无终的浩淼宇宙相比，人就像是天地间一只可以忽略不计的蜉蝣。

　　西方哲学没能解答我的问题，却打开了我的眼界。渐渐的，我看事物的眼光有了新的高度和境界。我不再在生活的枝节小事上纠缠不休了，我甚至发现了并不是所有作家的书都写得精彩。我获得了信心，决心圆童年的梦想，用自己的笔墨去描述自己眼中的世界。1993年秋天，在权衡和验证了自己的志趣所在和文学功底之后，我毅然辞去了南昌市图书馆副馆长的职务，调入南昌日报(当时称南昌晚报)副刊部任文学编辑。第二年，加入了南昌市作家协会和江西省作家协会。

　　那是一段特别幸福而短暂的日子。在文学圈，我获得了令人欣慰的归属感，又一次领略到生活原来是这样的美好与快乐。我写了一组轻松活泼的生活随笔发表在报刊上，获得全国和省副刊作品奖的《那双蓝幽幽的眼睛》《向男子汉敬酒》便是这类文章的代表。正当我惬意地享受生活，投入地进行散文创作之际，死亡的阴影又一次降临到我的至亲头上。1994年8月，39岁的胞妹患癌症不幸逝世。在她与死神搏斗的4个多月里，我眼睁睁地看着妹妹被病魔折磨得形销骨立而束手无策。此后，灾祸接踵而来，1995年，身居要职的丈夫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令我在忍辱负重中倍尝了世态炎凉。再后来我被疑似为癌症，三年中上了三次手术台做全麻手术。刚刚侥幸逃过劫难，又相继失去了爱我的男人和我爱的男人……

　　短短几年的悲欢离合沧海桑田，让我在深切的痛苦中再一次拾起少小时的迷惑，切实地思索起人生的荣辱兴衰与生老病死起来。

　　其实，由于童年的丧母之痛，我对世俗功利的一时得意与失意并不是太在意，我看重的是生与死，认为人活着，希望便活着；人死了，希望也就死了。还认为“死”这个字无从逃避，不管你愿不愿意，甘心不甘心，终有一天你是要直接面对的。由是我开始阅读东方文化中关于这方面的论述。《论语》记载说，孔子站在桥上，看川水不停地流向远方，叹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生命就像这流水一样，日夜不停地流着。生命从哪里流来？又流到哪里去？孔子缄口不谈，存而不论，他把生前死后当成一个无法破译的谜敬而远之。老庄则比孔子进一步，《道德经》说：“生者寄也，死者归也。”活着只是借住在这世界上而已，死后就回老家去了。人干吗要到世间来寄存一段时间，受尽苦趣再凄凄惨惨地回家去？老家又在何方？老庄也没说透彻。那段时间，我带着无可奈何的迷惑，写了好几篇关于“生老病死”的散文，其中发表在2003年11月《散文》月刊(后收入《2003年散文精品集》)的《街角，令人伤感的风景》，以及在2004年《散文海外版》上选载的《清洁的母亲》便是其中的代表。

　　追索生与死的究竟，其实已经接近宗教的范畴了。皈依一门宗教，是我素来已久的愿望，我觉得人生若有了虔诚的信仰，心态肯定会踏踏实实气定神闲，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来因，更清楚自己的归宿。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我在西方哲学中寻觅人生意义时，曾粗略地读过《圣经》，也到过南昌民德路的天主教堂听弥撒。可读了《圣经》之后，我愈发地迷惑了，上帝创造了夏娃亚当后，又创造了蛇和智慧树。蛇是来测验夏娃的，夏娃是用来测验亚当的。那么上帝知不知道亚当一定会受夏娃引诱？而夏娃也会受蛇的引诱？如果不知，那他就不是全知；如果上帝知道却不能阻止事态发展，那他就不是全能。上帝用了六天的时间创造了天地星辰和生灵万物，主宰人的善恶，那么是谁创造了上帝？谁来主宰上帝的生死善恶？对于我的疑问，基督徒大惊失色地在胸前连连画着十字说：“上帝啊！宽恕她说出了如此大逆不道的话吧！”

　　2003年至2004年，应该说是我散文创作的高峰，接连有几篇文章被《散文》月刊和《散文海外版》刊载。此后的几年中，除了一些应景文章外，我把精力放在了长篇小说的创作上，散文写作基本上停顿下来了。其实我心里明白，除了时间的缘故，我的潜意识中有了一个情结，我觉得在这种彷徨茫然的心态下，散文创作将很难越过自己的坎儿，走向一个更新的高度。

　　2005年夏，当我的知音——安徽省作协副主席、诗人陈所巨先生病入膏肓之际，我数次前往南昌佑民寺焚香祈祷，并由此请得《大乘无量寿经》，得闻了佛教净宗法门。从此，一个博大精深的精神世界向我轰然打开，在理解了“四圣谛”“十二因缘”“六尘六根六识”“七菩提分”“八圣道分”的义理之后；在颖悟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雾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的妙境之后，我对阿弥陀佛和西方极乐世界产生了深切的信愿，由衷地生发了皈依“无上甚深微妙法”的虔诚宗教情怀。

　　与上帝的拯救者面貌不同，佛是回归清净真如自性的众生；众生是还没有根除无明的佛。佛陀用因缘果律透彻地解说了宇宙万事万物的缘起和生死轮回之后，再用自己修善止恶证得佛果的现身说法，给众生指出了一条明心见性了生脱死的光明大道。佛的示现和证果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和欢喜，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令我在茫茫苦海中看到了得救的风帆。我终于明白我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八苦交煎的世界，同时也明白了只要深信切愿修行持名往生净土，我也能跳出三界外成佛成菩萨度化众生，这就是我来到这个娑婆世界的真正目的，这也是我苦苦寻觅的人生意义之所在！

　　在滚滚红尘中彷徨迷茫了大半生之后，我终于迈进了一个气象万千的新天地，从大痛苦中获得了大欢喜。这不仅是我人生的新天地，也是我文学创作的新境界。我到过衡山的祝融峰，也登临过泰山的金顶，当一个人凭借山峰的巍峨一览众山小之际；当一个人屹立在珠穆朗玛俯瞰周天的云卷云舒之际；当一个人的心智挣脱了五欲六尘在宇宙间自由翱翔之际，他必定不会为了一己的蝇头小利猥猥琐琐蝇营狗苟；不会为了曾经拥有又失去的儿女私情怅惘不已；更不会为了一时的功名利禄尔虞我诈殚精竭虑。

　　这便是觉者的大自在境界，更是一名作家应该努力追求的境界，因为当写作者的心中扫除了重重虚妄的障碍之后，他心目中的三千大千世界，必将会呈现不可思议的、神奇妙洁的绮丽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