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的体量已经如此之大、人员如此之多，诗歌现场如此活跃、热闹，这一年定然会有重要的诗人、诗作在历史上留下痕迹，成为未来诗歌史上或长或短的一个段落。面对年度诗歌这一庞然大物的言说对象，难免挂一漏万、言不及义，在这样的前提下，我试图从纷繁的现象与海量的信息中抽取出几条“线索”，编织成关于这一年诗歌的一种图景或修辞，“全面”与“客观”是一个理想和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能是尽力而为。

如果以胡适1917年2月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白话诗作为中国新诗的起点，到2017年恰好是100年。所以这一年关于“新诗百年”或“百年新诗”的相关活动非常密集。“新诗百年”同样暗含着一种焦虑，希望通过对百年的新诗进行盘点，总结其经验与教训，为新诗的合法性作出证明，为新诗的经典化增砖添瓦。在这其中，“中国新诗百年论坛”是较为系统、规模较大的。该项目自2015年开始，每期一个主题，两年间在全国7个省18个市县举办了18场研讨活动，第19场以“中国女性新诗创作”为主题，第20场则为该系列活动的总结论坛。2017年，有关百年新诗的学术会议举办多场，如6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等主办的“第九届当代诗学论坛·百年新诗：历史变迁与空间共生学术研讨会”，由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等主办的“传承与变革：纪念中国新诗诞生百年国际会议”，由《人民文学》杂志社等主办的“新诗百年与校园写作”研讨会，11月由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等举办的“新诗百年：中国当代新诗理论批评研讨会”等等。“新诗百年”的书籍出版方面，较大型的是由中国作协与《诗刊》编辑部编选的《中国新诗百年志》，以及由周良沛主编的《中国百年新诗选》。“新诗百年”相关的活动形式多样，既有刊物专题、诗集出版、理论研讨，也有诗会、诗歌评奖、诗歌展、诗歌朗诵等形式，在全国多个地方进行。

“新诗百年”的相关活动对于活跃诗歌气氛、扩大诗歌影响、总结新诗成就、廓清相关问题等是有益的，当然，也应该看到某些活动中流于形式、自我加冕等问题。百年新诗走到现在，取得了卓越的历史成就，但同样存在着种种问题，比如影响力的衰微、视野的窄狭、圈子化严重、独立性不足、被消费逻辑所同化等等，说其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也不为过。在这样的情况下，关于“新诗百年”的活动如果能够促生中国新诗的反思品质、对话精神，使其打开新的可能性，走向更为开阔、自律、从容的境地，无疑是值得期待和欣喜的。

当今中国诗歌体量巨大，新诗、旧体诗词的创作者据说有数百万之巨，每年的创作、发表数量则更为庞大、不可胜数。无论是新诗还是旧体诗词，各种诗会、诗歌节、诗歌奖等活动都非常多，足可作为当今诗歌“繁荣”之表征。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壮大、各级政府对于文化的重视，诗歌这一体裁备受青睐，官方、社会、民间等的各种资本投入到诗歌活动之中，确可谓热闹非凡。这一年，较大型的诗会、诗歌节即有中国诗歌节、国际诗酒文化大会、上海国际诗歌节、上海市民诗歌节、中国天津诗歌节、中国（青岛）诗歌节、武汉诗歌节、张家界国际旅游诗歌节、南方诗歌节、李白诗歌节、桃花潭国际诗歌周、成都国际诗歌周、西昌邛海·“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周等等。

诗歌奖方面，现在的诗歌奖多种多样，专业水准和公信力各不相同，“一个人的诗歌奖”水准不一定低，一些名头响亮的机构评出来的诗歌奖却也不一定靠谱甚至让人啼笑皆非。应该相信，时间是公正的，尊重诗歌者，必将获得诗界的认可，亵渎诗歌者，众人的眼睛也不会被轻易蒙蔽。2017年度的诗歌奖择其要者：第15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于坚、陈先发分获年度杰出作家、年度诗人奖；第六届“中坤国际诗歌奖”，郑敏获中国诗人奖，屠岸获诗歌交流奖；第三届“袁可嘉诗歌奖”，蓝蓝获诗人奖，傅浩、刘文飞获翻译奖，张清华获诗学奖；第四届“东荡子诗歌奖”，罗羽、敬文东分获诗人奖、评论家奖；第二届“建安文学奖”，雷平阳、肖水获诗歌奖，罗振亚获评论奖。

诗歌活动方面另外一个较明显的特征是“国际化”的增强。而今的诗会、诗歌节“国际化”已近乎时髦，成为“高端”活动之“标配”。本年，除了前面所列的诸多国际诗歌节、诗歌周之外，还有“2017中美诗人互译互访”、2017“中美诗学对话”、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主办的“跨越语言的诗意·诗歌翻译工作坊”第四季、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2017金砖国家文学论坛”等。这些活动既有“请进来”，也有“走出去”，作为一个侧面显示出中国诗歌国际交流的增多，“中国诗歌”早已不是一个封闭、独立的系统，而是“世界诗歌”的一部分。诗歌活动的“国际化”对于中国诗歌扩大国际影响力是有助益的，与中国经济实力、国力的增强等自然也有关系。

这些活动的确昭示着诗歌的活跃与繁荣，对于推介优秀的诗人诗作、促进诗人之间的交流、拉近诗歌与公众的距离、提升公众的审美能力和人文素养等是有益的，这些作用均显而易见，毋庸赘言。不过同时也应该看到，这种繁荣有时也是值得审视、应该打上引号的。因为一些诗歌活动的主角并不是诗歌和诗人，其背后可能是功利的考量，一些活动以诗歌之名实际是在消费诗歌、利用诗歌，诗人沦为点缀或道具，诗歌并未真正地发出声音，这样的诗歌活动无疑是没有多少建设性，意义不大的。

就诗歌创作而言，一年不太可能出现什么明显的“转向”或“转折”，它更多的是在此前方向上的展开和深化。当代诗已极其多元、丰富，内部充满差异性：口语的、意象的、抒情的；现实的、现代的、后现代的；语言的、生存的；学院的、民间的；智性的、及物的；主流的、边缘的；性别的、地域的……“五花八门”、难以尽数。诗歌界“圈子”众多、“派系”林立。除却过于狭隘化、情绪化、意气用事等的缺憾之外，这样的情况却也正常，契合诗歌的自由品质。如果整个诗坛一团和气、彼此都写同一种诗，无论写得多么好、多么圆熟，恐怕都是令人乏味的，而现在这样的状况固然混乱有之、低水平重复有之、混水摸鱼滥竽充数有之，但却也是有活力、有成长性，包含着可能性的，正如诗人朵渔所说“不团结就是力量”。2017年，诗人们在进一步走向“四面八方”，各个呈现着不同的自己。“60后”、“70后”的写作群体应该是最富创造性和影响力、整体水准最高的。当然，如果说到诗歌的“变化”，可能更多的体现在年轻诗人那里。而今的年轻诗人写作的起点更高，接触的信息更多，想象力丰富，对于时代变化的体察更为敏锐，他们的作品是更可能包含和形成诗歌新美学的。有诸多刊物对年轻写作者予以关注，《作品》杂志设置“推手·90后推90后”栏目助力“90后”写作者，《草堂》诗刊设置“最青春”栏目，主要发表“80后”、“90后”诗人的作品，《人民文学》则专辟“90后”栏目，2017年发表了庄凌、炎石、颜彦、李昀璐等“90后”作者的诗歌作品。

2017年8月，第33届青春诗会在甘肃举行，《诗刊》社为15位青年诗人每人出版一本诗集。霍俊明主编的“中国好诗”第三季出版，李南、梁晓明、胡弦、叶舟、何向阳、荣荣、姜念光、蓝野、白庆国、严彬的10本诗集入选。此外，雷平阳的《击壤歌》、李少君的《我是有背景的人》、张执浩的《神的家里全是人》、毛子的《我的乡愁和你们不同》、梁平的《家谱》、韩文戈的《万物生》、潘洗尘的《这是我一直爱着的黑夜》、蓝蓝的《唱吧，悲伤》均厚重而独异，有着较高品质。

诗歌评论方面，有数本具有个人鲜明风格特色的评论文集出版，如张清华的《像一场最高虚构的雪》、敬文东的《感叹诗学》、李犁的《烹诗》、霍俊明的《先锋诗歌与地方性知识》等，均形成了个人化的语体风格和观念体系，各有“独门密技”、卓尔不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诗想者·学人文库”的“‘70后’诗歌批评家文丛”推出陈卫、刘波、熊辉、易彬、张立群、王士强六人的评论集，是对“70后”诗歌研究者的一次集中推介。

2017年，AI写诗并出版诗集可以称得上一个事件。5月19日，微软联合图书出版商湛泸文化在北京发布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其著作者为微软人工智能机器人小冰。AI写诗在诗歌界引起了一时热议，大多数人认为人工智能没有情感、缺乏灵性、没有生活经验和生命记忆，其诗歌很大程度上只是词语的随意组合，是语言的游戏和空转，即使可以称为诗也难称好诗。不过也有诗人指出，人工智能的学习能力非常强，有着无限的可能性，它现在只是迈出了第一步，未来往哪个方向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能给人类带来什么是今天的人们所无法想象的。实际上，仅就现实性而言，微软小冰的出现也是重要的，它至少可以是一个镜鉴，小冰写得固然还不够好，但是写得还不如小冰的诗人也大有人在，也就是说，小冰的工作已经完全可以替代这一部分写作者了。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诗歌的出现提高了现代诗的门槛，对诗歌写作和诗歌写作者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人工智能写诗代表了现代高科技进行诗歌创作的可能，比较“高端”，现实之中还有处于“低端”的为数众多的“底层写作者”。“底层写作”体现着现实主义精神和人文精神，同时也体现着一种可贵的写作伦理。师力斌、安琪主编的《北漂诗篇》收入100余位“北漂”诗人的诗歌作品。其中的“漂”对具体个体而言意义不尽相同，但无论如何，这一行动重新提出了诗歌如何处理现实、面对现实以及当今时代诗人何为的问题。2017年末，由《作品》杂志社组织的“我们的声音，诗歌进工厂”诗歌朗诵及研讨活动在广东举行。AI写诗和底层写作一定意义上可以构成一个象征，代表了当今社会现实的两个极端，机器的人化与人的机器化、资本与权利、发展与生存、自由与伦理……它们构成了无比复杂、立体、混沌的“现在”，而“未来”也必然与此有关。这同样是我们时代的诗歌所需要面对的问题和挑战。

这一年，诗人罗门、余光中、屠岸先后去世。他们都是出生于上世纪20年代的诗歌老人，参与和见证了新诗的历史，他们的离去使中国新诗的某些重要区块发生了结构性的坍塌。好在诗人还有作品留在人世，作品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生命仍在。人的自然生命终归有限，是非功过留与后人评说，那些为人为诗俱好、人与诗相统一的，其人其诗之间会互相成全、相得益彰，反之，则会有一种消解、递减的效应。这是对我们时代诗人的一种提醒，也是常言所说“做诗先做人”，“欲为诗，先修德”的道理。余光中曾说诗人的工作是“与永恒拔河”，每一个诗人的写作其实都应该是朝向永恒的，“与永恒拔河”。时代的喧嚣与浮躁是客观现实，而诗歌更多的应该是一种反制和纠偏，诗人应有从喧嚣中脱身的能力，应该有沉静下来、慢下来的定力，应该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毅。如此，其人其诗才可能距离永恒更近一些，也才算尽到了一位诗人的本分。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8年1月26日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