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凸凹的长篇小说《玄武》出版之时，我曾情不自禁地说过，继浩然、刘绍棠、刘恒之后，凸凹是北京地域文学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符号性存在。

　　还没来得及向他道喜，就又读到了作家出版社隆重推出的他的中短篇小说集《神医》。他的创作实力和勤奋真是让我感佩不已。

　　我一直以为，长篇小说的成功，基本上是取决于“写什么”和“怎么写”，靠题材取胜，也要靠结构艺术，形式和内容最好完美结合。而中短篇才接近于刀锋一样的写作，大多要靠“怎么写”立身。“怎么写”，是文学技巧含量，更是艺术呈现的品质。所以，我对他的《神医》，在阅读上是更加用心的，而且还带着几分挑剔的目光。读过之后，对他的叙事技巧与能力我心悦诚服。在小说创作普遍推崇技术至上主义的风潮下，凸凹的《神医》以足够的自信，进行了一种反其道而行的“朴实”叙事，描写小人物的“常态生活”，揭示出人性最本质的部分——内心的温柔，足可以抵御外界的崚嶒与浇薄；精神的自守，足可以冲破物质的包围与挤压——生活的美好，最根本的，是取决于人的精神驱动和人性之善。《神医》从始至终洋溢着温暖、和谐的色调，让人从内心里生出欢悦，感到阴霾里仍有明媚的光。对于文学当下的处境来说，《神医》更像是对人性崇高的一次次凭吊，它的理想主义色彩让人心绪激荡，因为它如此鲜明地对照出现实中文学与人间生活的隔膜，以及人们对于诗书之美的漠然。它也冲荡了当下小说的“阴私之气”，表现出对世道人心抚慰和浸润的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是当下小说中难得的一抹亮色。 小说集中的作品，整体淡雅，叙述从容，语言俊洁，其氛围、气韵、笔致以及语调都有汪曾祺之风，但与汪曾祺相比，作者不淡化环境、不回避现实，表现出在入世中“出世”的全新品格，因而就具有了时代的光泽和指归。可以说，《神医》是对汪曾祺叙事传统的弘扬与拓展，具有独特的文本贡献。

　　进一步说来，凸凹的小说是土地上的生命叙事，能让读者找到自己的来路——虽荒山野土，蛮人陋事，却是人性生成和繁盛的地方。在阅读的同时，作品能够把读者带入“共同生活”的状态，因而建立起一种在“无罪之罪”中承担“共同犯罪”之责的文学伦理。

　　王国维认为，人生总的来说是一场悲剧，悲剧的形成有三种样相——

　　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此种悲剧，其感人贤于前二者远甚。何则？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固有故也……

　　我看凸凹的小说呈现的就是这第三种悲剧。一切的悲情与怨事，都非由“蛇蝎之人”所造成的，也非盲目的命运使然，而是由乡土中的每一个人共同制造的——他们都不是坏人，也根本没有制造悲剧的本意，他们只是本分地扮演着生活“分配”给他们的角色，每个人都有为何如此行事、如此处世的理由，每个人的理由也都符合社会确立的人情与伦理——一切都是顺乎自然的发展，无可无不可，无是也无非，既无善恶之对立，也无因果之轮回；然而，正是这种自然状况下的“无罪之罪”，这些“通常之人情”，毫无预谋地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悲剧。

　　以中国的叙事传统，即：惩恶扬善、因果报应的陈旧模式作比，凸凹提供了一个超越是非、善恶的道德评价，而进入到经验的内部、人性的深度的全新文本。他的文字，有很深的情理，然而却是家常的。正因为是家常的，便有了质朴而准确的价值趣味，即：人性之真。

　　凸凹在长篇小说《玄武》的跋中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每束阳光都有照耀的理由！”这实际上是解读他作品的一把钥匙，他的写作追求，就是要用最柔软的方式，建立一种道德之上的道德、伦理之上的伦理。

　　凸凹也曾经跟我说过，一个写作者，不是规则的制定者，也不是生活的评判者，而是人间信息的记述者和传递者，要按照生活的“逻辑”写作，而不是把自己的理由强加给生活，也没有必要采取高高在上的姿态，能够准确地呈现人间的真相便是写作的意义了。

　　所以在凸凹的笔下，乡间人事，既原始又开放，即固守又旷达，既质朴又复杂，既高贵又卑贱，既宽容又褊狭，既正经又淫亵，既善良又恶毒……总之，都体现着对生活的照拂与尊重，好像是让“天道人心”自己说话。

　　凸凹生活在京西，《神医》中的小说，自然对京西的历史、风情、传奇多有描绘，因而也可以说是京味文学的最新收获。但小说风格独具，人的欲望和土地上的生态浑然交融，既描摹世相，又揭示人性，而且以悲悯的审视和批判为底色，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民间的生存状态、情感样相和生活智慧，呈现出特有的文化眼光，与果戈理描写乌克兰风情的经典小说《狄康卡近乡夜话》有相同的品质。它超越了地域，是解读乡土中国，对国民性进行历史反思的形象读本。从这个意义上说，凸凹作为北京乡土文学的代表人物，不辱使命，为北京文学争得了荣誉，也使自己具有了更加鲜明的“符号”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