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语境中，重提“史诗性”是一个立意高、具有历史反思性的观点。

“新时代里小说主人公的心灵”远“比外部世界狭窄”，缺乏与这个大时代生活相匹配的“史诗性”长篇小说，在这种背景下，重提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有积极意义的，它重新开启了中国当代文学一道文学之门：认识你自己。”

在今天的语境中，重提“史诗性”是一个立意高、具有历史反思性的观点。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观察“史诗性”。

一是四十年来文学思潮发展的角度。1979年出现在“朦胧诗论争”中的“小我”与“大我”的观念分歧，针对的是“文革”之前垄断性的极左文艺思潮，所以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和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都是企图用代表着改革开放新力量的“小我”（即个人）来反抗“大我”（极左思潮）对人性的压制，宣布一个在改革开放洪流中出现的“人”的归来。为推动“文学自主性”和新时期文学高歌猛进的发展，“论文学主体性”、“向内转”等口号相继提出。这股文学思潮是造成上世纪80年代文学繁荣局面的最大推手。90年代后，适应全面市场经济的需要，文学界再次提出“宏大叙事”和“个人叙事”、“欲望叙事”等主张，人们普遍认为，只有用“个人叙事”战胜“宏大叙事”，当代文学才能与市场经济的历史语境和世界文学全面接轨。新世纪文学之后，“自我”迅猛走出“大我”甚至“小我”的历史局限，变成一种新的文学姿态，变成一种拒绝历史生活、仅仅沉浸在自我幻想状态的文学书写形式。“小人文学”成为文学新宠，但卢卡契所说的“新时代里小说主人公的心灵”远“比外部世界狭窄”的现象（《小说理论》），终于引起了批评界的极大担忧。这可看作是重提“文学史诗性”的一个背景。

二是当前小说创作的角度。我注意到，1985年新潮小说兴起之后，尤其是90年代长篇小说创作热兴起之后，作家们纷纷抛弃19世纪文学创作规范，倒向了西方20世纪现代派文学的怀抱。卡夫卡、福克纳、马尔克斯成为他们仿效的对象，托尔斯泰、狄更斯、雨果等19世纪文学大师黯淡无光，被放置一边。最近四十年的中国，可能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社会最为稳定、经济发展最快、人们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一个时期，也是近代180年来承平时期最长的一个阶段。而由于后发展国家的特点，中国的社会组织和结构形态20世纪的美国和18世纪的法国相类，而前者，正是19世纪文学大师们描写的对象——那种大规模迁移变动甚至急剧震荡的历史生活，恰恰是“史诗性”文学最善于刻画的场景。公平地说，鉴于上述文学思潮的进步，小说创作技巧被大幅提升了，很多作家的作品写得越来越圆熟，当代小说的艺术技巧可能达到了现代中国文学的最高点。然而，如果从作家帮助读者“认识生活”、“启发心灵”，从作品的基本功能仍然是感动人心的角度看，当前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在这方面有所退步，“感情冷漠”成为大多数作家和作品的历史特点。我个人认为，缺乏与这个大时代生活相匹配的“史诗性”长篇小说，依然是目前阶段长篇小说（也包括中短篇小说）的最大问题。

在这个背景下，我觉得重提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有积极意义的，路遥现象构成了一个认识当代文学的视角。从文学角度看，路遥并不是这四十年小说写得最好的作家，他的艺术技巧甚至还有点粗糙，作品的自叙传色彩过浓，有时还会压倒对大视野中人物命运的更理性、更冷静和更具历史深度的观察。然而，《平凡的世界》《人生》等，仍然是最为感动人心、令人心灵长久不能平静的史诗般的文学作品。它们至今都是农村出身的大学生们的“枕边书”，《平凡的世界》是这些年来少有的持续畅销书，被广大读者认为是“惟一”能够感动他们的长篇小说。为什么《平凡的世界》如此长久地占据着历史的独特空间呢？为什么没有路遥那种“城乡交叉带”的痛苦人生经历的读者，也经常被主人公孙少平跌宕起伏的命运所感动呢？这可能正如卢卡契在《小说理论》中所说，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结尾写的是拿破仑与俄国沙皇战争的结束，但它“预示”了俄国的未来。《平凡的世界》写的是八九十年代一代农村青年波澜壮阔的“进城史”，但它也预示了“农民进城”将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大难题。这个难题不解决，中国一百多年来的现代化梦想也无法实现，历史会重新回到过去的起点上去。当然，“感动”不是评价文学的惟一标准。“感动”只有在重新反思这四十年文学思潮和作家创作的前提下，才富有丰富的历史认识价值。因为，“感动”就像一面历史的镜子，照见了四十年来文学思潮发展的短板不足；照见了当下一些作家历史认识能力的根本局限；照见了从“大我”到“小我”的文学史进程中，固化观念让小说主人公的心灵“远比外部世界狭窄”。文学史诗性作品，在这个历史时刻衰落了。

路遥《平凡的世界》之所以值得重提，就是它重新开启了中国当代文学一道文学之门：认识你自己。在最近几十年的重要一线小说家中，路遥可能是最老实的遵循着19世纪文学创作原则的一个人。这个原则对作家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让他们“从生活中发现问题”，贴着主人公的人生经历和命运去创作作品。作家首先是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中认识自己，然后他们才把这种感受和认识写成作品，再与读者沟通、交流和分享。也就是说，作家实际是生活在读者中间的，没有高高在上扮演精神牧师或引导者的角色，或像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近年来，变成所谓的冷漠的“叙述者”。“认识你自己”被视为陈旧的文学命题，作家们热衷于神秘莫测的叙述，或热衷于在长篇小说中装置一个“历史隐喻”。总之，与描写对象保持“历史距离”，成为一个在改造西方20世纪文学原则基础上形成的新的叙事模式。这种模式给人的印象是，它好像是在写历史，实际跑到了历史之外；要重新进入“这四十年”，就应该将“认识你自己”作为一个切入口。路遥、史诗性、当今小说，就在这个节点上不期而遇了。路遥的故乡陕西省延川县郭家沟是一个城郊公社，与县城仅仅几里路。然而对当时身在农村的路遥来说，他要花费大半生的时间，才可能“从农村进城”。“进城”是路遥本人和他的小说的痛苦之源，在过去漫长同时壁垒森严的“城乡二元结构”制度中，从郭家沟到县城，可能比翻过一个“柏林墙”还要艰难和崎岖。路遥把他最痛苦的“进城心灵史”都写到《人生》、特别是《平凡的世界》里面了。然而，他个人的“心灵史”却意出言外地构成了一部这几十年很多中国年轻人宏大壮阔而且极具悲剧性的“心灵史”。路遥写的可能只是一部“自叙传”，然而它极富天才地浓缩、概括了中国改革开放这部自近代以来的“最大的传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平凡的世界》产生了它来自自身的“史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