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谈及中国经验、中国叙事和中国梦，就不得不面对他者的目光，面对翻译、传播、出版，面对国外诗界同行以及媒体评价等等，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我称之为“他者目光”的中间环节。”

将诗歌创作、诗歌评论的生态和现状，置于五年跨度的时间框架之中加以考察，这个想法非常有趣。它所针对和处理的，既不是短暂的、流变的当下，也不是特定的文学史、诗歌史，而更多是一种转折。把这五年同诗歌史漫长的过去、以及注定更为悠长但尚未到来的未来加以并置、加以比较的话，它可能会是渐进、是激进，但也可能是原地踏步，甚至是滞退。

这五年发生了很多大事，譬如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强调的中国叙事、中国故事，它们并未局限于电影、戏剧、小说和报告文学，其影响也扩展到诗歌写作的领域。既然中国经验和中国叙事是讲给全世界听的，来自境外的、异国的目光和听力，不可回避地也就汇聚到中国诗歌的文本之变中。当我们关起门来谈论中国诗歌的时候，经常是局限在比较封闭的汉语内部语境中，但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谈及中国经验、中国叙事和中国梦，就不得不面对他者的目光，面对翻译、传播、出版，面对国外诗界同行以及媒体评价等等，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我称之为“他者目光”的中间环节。当我们围绕着中国经验、中国叙事这个基本点，来追论、来回看中国当代诗歌创作与批评的生态，这五年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他者视角的介入。

由此我想集中谈论一个问题：对当代诗歌的深度考察与把握，应该借力于一种中间环节，或者说中间机制。我的总体意见是，我们现在不能再简单地仅仅以个人的趣味和好恶，凭借对诗歌的固化印象，去直接阅读和评价当代诗歌文本。对大时代的大作品进行生效的、深处的、开放的阅读，要经过中间环节，这个中间环节是通过写作和阅读之间、阅读和批评之间的活生生的动态关系加以建构的一系列的、多层叠的意义阐明和价值确认。如果没有中间环节，我们就不可能作出真正成熟的、具有历史眼光的评价。比如说，如果没有中间环节，我们就没有办法理解抽象艺术。当我们欣赏（或批评）20世纪的抽象艺术时，如果没有对艺术史的总括性原理、价值判断和美学知识作支撑，没有当代生活的种种日常的、政治的、社会的、美学的体验参与其中，没有这些必不可少的中间机制作为投射与反转，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入抽象绘画本身。你进不去的话，赞美也好，不屑也好，诅咒也好，终究不过是浮光掠影和道听途说。

对当代诗歌的理解也是如此。比如吉狄马加的长诗《我，雪豹……》为什么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这跟生命哲学、动物保护还有环保的概念脱不开关系。生命与环保概念是新政治的产物，它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特有的一种对人的世界观、宇宙观的革新和挑战，缺少这个历史的语境作为中间环节，就没有办法理解《我，雪豹……》。再比方说聂鲁达的诗，如果仅仅从冷战以后意识形态的左、右对立去分析和阐释，就把诗的格局看得狭隘了，显然是忽视了自聂鲁达诗歌深处弥漫出来的古老的、招魂般的漫游精神。从古希腊荷马时代以来，经由荷尔德林的重申和传递，以及海德格尔、伽达墨尔的发扬，人类漫游大地的精神，一直为诗歌所守护。所有这些高蹈的、泥沙俱下的诗意和价值元素，共同构成了专家们、普通读者们理解诗歌公共性的中间环节。

当代技术进步创造出海量的网络传播，网络传播促进了诗歌写作的平民化和阅读的消费化，又合力缔造了类似李元胜、余秀华的畅销奇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都由这个“一”产生，如果时代把“一”消除掉了，那万物也就失去了根基。在当代，诗歌深处的“一”究竟是什么？还存在这个“一”吗？西川以非典为写作对象的《小老儿》，处理的正是“一”之变容和消失，读者必须动用此前所有对诗歌的看法（彼此矛盾的、相互冲突的看法）来形成判断和反判断，建构一个完全不同的、很可能是临时的、一次性的中间机制，才有可能进入这首诗所处理的时代精神和新政治的主题，才有可能参与到这首诗作的变容、扩容之思想张力中来。当然这仅仅是进入某些诗歌复杂文本的必要前提。

除了对诗歌的价值判断、诗学认知要融入中间环节，诗人的写作生态、存在状态也需要中间机制去调节。例如有一些坚决不为销量去写作的诗人，这种写作态度也需要用宇宙观和人生观作为中间环节来看待和解释。我自己作为一个诗歌写作者，就从来没有对自己诗集的不畅销感到过羞愧。写畅销的诗或写不畅销的诗，各有各的历史必然性，各有各的选择、宿命和得失。另一方面，当有的诗人慢慢退化为某种意义上的明星、文化名流的时候，其写作的原创性、开放性，写作的自我挑战，写作时生命里种种原始野性事物的存留，这些都构成了创作活动的中间环节，构成一个写作者的评判方式、立场和世界观，并继续在诗歌批评和诗歌阅读当中起作用。

这是一个两极的时代，存在着一个统计学意义上的海量的阅读、写作和传播方式，同时还有一种更为高蹈和深邃的、更高标准的、更有难度的，能够在经过了这五年之后、十年之后，乃至五十年之后依然强有力存在的写作和创造的模式。我提出中间环节这个概念，就是为了能够让后者得以幸存。我们借助中间环节的投射、过滤、反转、汇聚和扩散，来从根本上理解我们的时代，通过诗歌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比如经过翻译之后，它在国际交流和文化活动中的获奖和经典认定情况等方面，评判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写作。但真正重要的、第一位的，还是国内语境中的写作、批评、学术认知的生态建构。总之，通过多层次的、开放的中间环节介入当代诗歌，不仅在进行阐释和批评时张扬中间环节的积极作用，也要从消极自由的层面去看待中间环节，看待它为诗歌写作的原创性、开放性、原生态这三者所保留的存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