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暑期档照例是军事题材电影的节日，今年也不例外，先是《建国大业》，后是《战狼2》，将电影市场闹得风生水起。此外，两部与抗战有关的非虚构影视作品也“于无声处听惊雷”，引发广泛关注，一是中国青年导演郭柯的电影《二十二》，一是日本NHK电视台播放的纪录片《731部队真相》。前者记录了2014年电影拍摄时中国仅存的22名慰安妇的生存状况，后者依据二战结束后相关审判资料，揭示了二战期间日本731部队研发细菌武器并用于实战的历史事实。两部作品所触及的都是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重大历史问题，但两部作品都采取了最简单的直接呈现方式。正是在题材的重大和表现方式的“简单”、“直接”的强烈反差中，两部作品向我们展示了非虚构写作（创作）所特有的力量。

《二十二》几乎将一切带有主观色彩或虚构成分的电影技巧压缩到了最低点，没有宏大的历史背景，没有曲折的故事情节，没有戏剧化的桥段和冲突，没有似乎不可避免的仇恨、痛苦和控诉，没有配乐，没有旁白，也没有征引任何文献资料，有的只是22名老人的日常起居，吃饭、炒菜、喂猫、闲聊、呆坐，有时屏幕上甚至会出现长时间的沉默和大量的空镜头。总之，电影自始至终平淡得近乎无聊。

这并不完全是郭柯主动的选择。面对慰安妇这样一个承载着强烈民族情感的高度符码化的特殊群体，任何导演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前理解和创作动机。事实上，郭柯事先写好了电影脚本，基调仍然不脱家国情仇。但在采访过程中，郭柯发现，几乎每一次提问所得到的答案，都完全击碎了自己的预设；这些渡尽劫难却依然平淡从容的老人们的一言一行，都蕴藏着异常复杂的生命感受，远非他这样一位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后生小子所能把握和臆解。比如，一位老人看到70年前侵华日军的近照，笑着说，日本人也老了，老得连胡子都没有了。类似的经验让郭柯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受害者对伤害和创痛的记忆，早已潜隐到了和常人无异的苍老容颜和日常起居劳作的点点滴滴之中，异变成了我们不易察觉的种种形态。如何才能真正走入老人们的生活，以一种合适的方式打开其内心世界的奥秘，进而找到追述历史的路径和方法，或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与其以简单的“同情”或“关怀”的态度去“表现”这些以柔弱之躯承受过肉体和心灵双重伤害的老人，却无法避免这样那样的误读，不如将作为生命个体的老人们的生活状态如实记录下来，以最大程度地保留附着在这些生活情状背后的历史信息。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看似只是客观记录的老人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变成了“有意味的形式”，都获得了丰富的历史意涵和阐释空间。有十几岁时逃难到中国的朝鲜族老人会情不自禁地唱起家乡的歌谣，有老人会在不经意间说起日语的“你好”和“请进”，有老人会问“现在是谁在做毛主席”……似乎只是寻常生活中的只言片语，但只要用心聆听或阅读，便不仅能感受到背后无比丰富的生命感受，也能解读出异常复杂的历史蕴涵。的确，对于罪恶和暴行，谴责和控诉必不可少，但对于甚至连历史事实都不愿意承认的加害者来说，以平静从容的态度出现在后者面前，或许更能够产生出一种特殊的力量。正如郭柯所说，我们数数时，并不总是需要从“1”数起，无论从哪个数字数起，你都知道，这个数字当然包含了被省略的“1、2、3、4”。

惟其如此，作为一部题材冷僻、没有明星效应、没有刻意宣传的小制作电影，《二十二》却在高度娱乐化、商业化的电影市场赢得了意想不到的票房。或者说，电影从制作、发行到上映所经历的曲折，从另外一个方面印证了非虚构作品的力量。虽然慰安妇问题从来就是二战史和中日关系史的重大问题，但可以想见，一旦拒绝以商业的方式进行拍摄，便不可能获得投资方的青睐。事实上，郭柯是在侥幸获得电影演员张歆艺100万元的经费支持后，才得以开机拍摄的。电影早在2015年便拿到了公映许可证，但由于缺乏发行资金，无法在院线上映。借助新媒体的力量，《二十二》最终通过众筹方式，获得了最低限额的宣传费用。3万多众筹者的姓名，由郭柯亲手敲出，汇成一张长长的名单，附在片尾。电影选在2017年8月14日即第五个世界慰安妇日播出，当然是为了占据“天时”，但郭柯最初的预期非常低，他希望能有20万观众走进影院，因为中国的慰安妇总数是20万。最终的结果出人意料，排片一路从1.5%上升至10%，上座率一度反超票房冠军《战狼2》，并且有望打破纪录片票房纪录。观影过程中的一个细节证明，影片真正赢得了观众。在很多影院，观众一直等到长达数分钟的众筹者名单播放完毕之后才退场。很显然，观众试图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众筹者、对影片、对老人们、对历史的敬意。

和《二十二》一样，《731部队真相》也摒弃了一切有可能被视为“创作”和“虚构”的技巧。由于面对着极力否定历史的日本右翼势力的重压，为了最大程度地保证真实性和客观性，导演依据的全是当年审判时的录音材料和相关采访资料。循此原则，该片不仅无可辩驳地呈现了日军利用人体进行惨无人道的细菌实验的事实，并且揭示了大学、科研机构及大量医学和科技精英与军国主义合作的“秘密”。尽管影片播出后，右翼分子依然妄称苏联在审判过程中使用了刑讯逼供，因此录音材料并不可靠，但更多的日本民众面对历史的真相，在沉痛和震惊之余，认为日本必须要重新认识自己的历史，反思自己的罪责，承担自己的责任，非此不足以赢得东亚各国乃至全世界的尊重。诚然，我们并不奢望一部纪录片能够改变日本右翼势力无视历史事实的现实，但有理由相信，每一件历史事实的呈现，都标志着朝向历史真相的进步，都是对和平、正义的力量的加强。

缘此，《二十二》和《731部队真相》的“非虚构”手法或许能够对军事文学的创作提供一个有益的启示。军事文学作为一种以战争为主要表现对象的特殊文学类型，因了战争与国家民族的内在关联，天然便具有一种“非虚构”的品格。我们所熟知的军事文学经典，如《三国演义》《荷马史诗》《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等，往往被誉为“史诗”，正是因为这些作品固然不乏虚构、想象和夸张，但所有这些都建立在对历史的尊重之上，都经得起历史理性的检验。事实上，“非虚构写作”作为当下中国文学颇具影响力的创作主张之一，已经提出有年，并且取得了不俗的创作实绩，单就军事文学创作而言，便有徐怀中《底色》、王树增《长征》《朝鲜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余戈《1944：松山战役笔记》等鸿篇巨制。但毋庸讳言，“非虚构写作（创作）”仍然没有迎来自己的春天，不仅读者还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更重要的是，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编剧、导演、演员等等，很多人还没有完全认识到“非虚构”的价值、力量并转化为充分的创作自觉。现实的情况是，面对诸多亟待揭示的历史真相，许多人却宁肯去编造荒诞不经的神剧；面对沉痛的民族受难史，有人居然可以心安理得地以戏说的方式去换取票房。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有理由说，“非虚构”乃是军事文学走向高峰的不二门径，“非虚构”应该成为军事文学创作者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