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俩婚姻的主题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先结婚后恋爱,争争吵吵不离不弃。
我和我的老伴袁长英结婚,至今已整整60年了。60年称“钻石婚”,我们的婚姻真的比钻石还结实呢!60年来,我们有欢聚的喜悦,有分离的烦恼,有满堂儿女的天伦之乐,有生活重压下的苦苦挣扎,更有晚年相伴的甜蜜。60年生活的风风雨雨,使我们懂得了爱情的含义、人生的真谛。
一
1955年农历六月十九,我们两个不认识的人结婚了,结婚后她在老家织布、种地,我在外地读师范。结婚没有给我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只是觉得办了一件早晚要办的事,家里多了一口人,母亲有了伴儿,有人替她忙家务。我长期不在家,这到底跟我有多大关系,什么爱情、婚姻的,那时真说不上来。
现代青年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我说“婚姻是爱情的开始”。从结婚后的第一个寒假起,我们就谈起了恋爱。第一次分别,就是半年,说不想那是瞎话。但当想她时,竟想不起来她是什么模样了。她只是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而已。现在她就在面前,就想仔细端详端详,把她记在心里,省得再想时记不起来。她发现我瞪着眼看她,不好意思地笑笑,扭过头去。我们在一起忙年,在一起吃饭,在一起睡觉,在一起招待亲朋,自然有许多话要说。我想,这就是谈恋爱吧?我发现她虽然没上过一天学,但说话倒很在行。她会的好词不少,经常说些俗语、成语什么的,我听起来觉得很新鲜,很有用。如我的文章里曾用过的什么“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为女寻个好汉子,人前光棍一半子(一倍)”、“老无血心,少无良心”、“爹置地,儿享福,留给孙子摆大谱”、“前二十年看父敬子,后二十年看子敬父”等等,最初都是跟她学的。我的一些文友在我家玩,就好听她说话,有的还把她说的话记下来,写在文章里呢,这是后话。她比我大三岁,正符合了“女大三,抱金砖”的说法。邻居们、亲戚们都说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我也觉得娶了个好媳妇。20多天的寒假,匆匆而过,开学要走了,还真有些恋恋不舍。一天早晨,她替我扛着包袱,把我送到庄西头,我要步行十几里路到家附近的车站去搭车,一别又是半年。那时的交际方式就是写信。我写信她不会看,她又不会写信,这唯一的交际方式,我们也用不上。
刚结婚时,我家有10亩地,和另外两家邻居,在全村率先成立了农业生产互助组。小叔一个人干农活就行了。长英就在家织布。这是她的拿手活计。来我家之前,她就整天在娘家织布,虽不是多大的农户,她也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真像是大家闺秀。我们结婚后,母亲纺花,她就在家织布卖,给人家“织媒布”挣工钱,加上喂羊、养猪,在几年间除了全家人的吃用,还结余了不少钱,使我们人口不多的小家,逐渐好过起来。我上的师范学校,管吃,还有助学金,基本上花不着家里的钱。但要添置新衣服什么的,有时也要用家里的。
二
1957年秋天,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这是我们爱情的结晶。孩子是婚姻和爱情的纽带和促进剂。有了孩子的家庭,就加重了婚姻的社会性和责任感。爱情不是儿戏,婚姻也不是随随便便,可有可无,它是家庭和社会责任,是要经得住众人和社会检验的。孩子出生时,觉得好玩,看着心爱的女儿,心里灌满了甜蜜。但孩子是要养大成人的,这就要求他的父母挣钱来养家糊口,就像孵出小鸟的老鸟,要到处打食,自己舍不得吃,从老远的地方衔过来喂嗷嗷待哺的雏鸟。结婚之后,我被保送又上了三年中师,1958年毕业,参加了教育工作,开始挣钱,和妻子一起承担对家庭的责任。
1962年,我们结婚7年后,我家竟盖上了三间堂瓦屋,在我村,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口瓦屋。我家的第一还真不少:上面已经说到的我村第一个互助组有我家,还有我这个第一个从村里走出来的中专生,村里第一口压水井、第一家用蜂窝煤取暖,都是我家的。不是说多么富有才能办到这些事,而是说在当时都是新鲜事,这都饱含妻子的心血。又过了7年,我逐步有了点余钱,加上家里的农业和养殖收入,我家又盖了三间东瓦屋,之后又垒了院墙,盖了门楼,成了比较像样的农户。
农业逐步实现集体化,由互助组到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农民都成了“向阳花”。“向阳花”们就要靠工分吃饭了。妻子就得下地干活,别看她在娘家没下过地,一旦需要下地干活,她还真不含糊。现代人说女人能“出得厅堂,下得厨房”,我的女人耕作成陇,收割领趟;开畦浇地,摇耧扬场;打药灭虫,样样在行。之后十几年里,我们又有了三个孩子,成了当时农村人口较多的8口之家。妻子撑起了这个家,我仍是家的匆匆过客。不说别的,就连四个孩子出生这么大的事,我一个也没在她的身旁。她有一句口头禅:“有山靠山,没山独担。”老人渐渐老了,孩子慢慢成长起来,一家人的负担一股脑儿压在她的双肩。在大集体时,她怀着孕管理棉田,跪着打棉花杈,地上留下一个个膝盖压的坑;分田到户后,她半夜单身为一人多深的玉米浇水,曾被流浪猫吓得昏了过去;中午打药,连热加药熏,晕倒在棉田里;那年种水稻沤了脚,发高烧昏死在一家乡医的院子里;背着孩子看病摸黑路,被出其不意的人或动物吓得半死。一天,生产队分给我家一百多斤麦子,她在打麦场上让两人抬着放在她肩上,歪歪拽拽地向家走去。走到我家后的坑崖上,一不小心摔倒了,一布袋麦子压在了她的脖子上,不但起不来,连喘气也困难了。幸亏邻家侄子走过来。他说:“我的婶子呀,你咋能扛这么多啊!”他赶忙把长英身上的粮袋挪开,然后把他婶子拉起来,两人抬着把麦子送到家。要不是侄子到的及时,非出危险不可。你想,一个自幼纺花织布从不下地、身单力薄的女人,扛起一个棒劳力才能承担得了的方方面面,怎能不吃苦受累呢?
我对她非常同情,放假回家,不管累得多很,车子一插就下地干活,帮她挣工分,为她分忧愁。在棉花地里修枝打杈和在月明地里刮地瓜片、挂晒地瓜干,就是我们的“花前月下”;我们一起挤在医院的小床上为孩子看病,就是我们的“卿卿我我”;干活时你递来一条毛巾、我送上一碗凉开水,就是我们的“相濡以沫”。爱,不是空泛的低俗的情感游戏;情,也不单是如胶似漆的不离不弃;我觉得爱情就是生活,就是锅碗瓢勺,就是柴米油盐,就是鸡鸭鹅狗,就是夫妻同甘共苦、共挑生活负担而自然产生的人之常情。爱情也不是没有分歧,没有吵吵闹闹,而是在争争吵吵和聚聚散散中,逐步加深的特定关系的人之交往。她是个急性人,动不动好生气。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和生活负担,加上孩子的哭闹缠身,助长了她的坏脾气;有时在老人面前说些气话,有时在孩子身上出出恶气,都是正常人的正常表现。因此,家庭内也就不可避免地有了冲突。孩子淘气了,她打孩子,母亲就撵着打她。母亲一生只养了我一个孩子,拿孙子视若珍宝,就是孩子的娘,也别想打她的孙子孙女,婆媳之间就不可避免地生些闲气;我在家时,她对孩子或其他家人的气,就一股脑儿撒在我身上,这就会闹矛盾。那时都年轻气盛,三天五天不搭腔,很正常,但谁对谁从来也没说过粗话、动过手脚,这是千真万确的。我认为爱情不是没有矛盾,不是不吵架,不是不搭腔,问题是有了矛盾要尽快解决,不使矛盾激化,不让小矛盾变成大矛盾,以至于不可解决,致使爱情破裂。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一个人既有许多优点,又有不少缺点。爱一个人既爱他的优点,又要包容他的缺点。这样才能天长地久。
我们的夫妻关系,基本上很正常。要说波折,也是有的。由于文化程度、职业性质和思想认识的差距,长期两地分居的生活现实,社会风气的变化,使我一度产生过种种虚幻之想。苦行僧般的我,看到人家夫妻双方在一起工作的,整天夫唱妇随,如胶似漆,就有艳羡之心。加上身边也不乏追求者,一旦放松警戒心,就会出现爱情的裂缝。弥补这种裂缝,就要靠亲情、靠责任心、靠良知。几年、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婚姻和亲情关系,形成一种牢不可破的屏障,这种屏障比铜墙铁壁更加坚固,个人的那点脆弱感情,是无法与这铜墙铁壁相撞击的,如果硬是不顾一切地乱撞,势必会碰得头破血流,身败名裂,人总得要有自知之明。五十年代,离婚会被人们看成大逆不道。有人当了官,哪怕是吃了国粮,就回家给结发的妻子离婚。这时就会有人说风凉话,甚至动手打人的也大有人在。过了几十年,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思想意识有了很大变化。离婚不再被看作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到了现在,小夫妻俩一旦出现问题,说离就离,根本不算多大事了。有的办了离婚手续,对别人不说,两人照常在一起吃住,甚至连自己的老人也不知道,你说这算什么 ?
三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为了孩子的前途,我在县教研室工作期间,陆续将四个孩子带出来跟我上学。这时,妻子是我们的后勤部。我的四十多元的工资,根本不够花的。每逢发工资时,我就把上月打的借条换上新借条,只能“寅吃卯粮”。妻子在家给我们换好全国通用粮票,好让我们在伙里换馍票。等有了自炊的条件,母亲就跟来给我们做饭,妻子更是供米供面供油,支持着孩子的学业和我的工作。
八十年代初,故乡实行了分田到户,我家一下子分到11亩地。她一个妇女在家管理着。这时的小叔已七十大多,基本上丧失了劳动能力,又添了老年神经病,常给妻子找麻烦。他整天害怕,到处藏,妻子要到处找他。大队的高音喇叭里常响起寻找他老人家的广播。小叔83岁那年,我有了住房,就想不能再让妻子在繁忙的生产中,还要照顾叔父,就把他接来与我同住,这时就妻子一人在家料理十几亩地的生产了。虽然每逢种和收的时间,我都领着放了假的儿女们回家帮忙,但这总是有时候的,经常性的农田管理和农家的日常事务,统统落在妻子一人身上。
1985年,部分教师家属农转非,这对于我家来说是天大的喜事。因为那时孩子有了非农业户口,才便于参加工作。我家转了妻子和三个孩子的户口。两位老人没转,家里还有两口人的地。妻子的身份虽然由农民一下子变成了市民,吃上了国粮,但她处事不惊,仍在家干她的老行当,直到四年后的1989年秋收后,她在亲邻的目送下,恋恋不舍地望了望她亲手经营了大半辈子的旧宅老院,穿过离别的行行泪雨,四轮大卡车把她和她的家当一股脑儿拉来我的住处,才算填上了35年来隔在我们之间的宽宽的天河,实现了真正地团聚。此时的她,已年过半百,满鬓秋霜了。
长英来单15年间,我们先后送走了我的叔父和母亲。两个女儿出嫁了,两个儿子结婚后也都挪出去单住。我们的家就像小鸟出飞后的鸟窝,空巢了。我们的四个孩子都有了工作,而且有了我们第三代的七个孙辈。妻子在我家是有功之臣,劳苦功高。她为我们生养了四个孩子,赡养了两位老人。我母亲临终前二年,得了老年痴呆病,长英每日给她洗大小便弄脏的布,特别是临终那一年正摊冬天,有时用带着冰凌茬的水洗,经常冻得两手通红。尽管我和孩子们都轮流值班伺候她老人家,但花功夫最多的还是我老伴。我和孩子们都有工作,只有她是唯一的专职。最后一年母亲失语,更增加了伺候的难度,但是老伴不急不躁,不离不弃。当两位老人寿终正寝之后,把他们送到南北坑,入土为安。要不是她撑起这么一个家,我怎么能够在外安心工作,我和孩子们怎能混到这步天地呢?
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年,我因滑倒摔断了腿,住了近一月的院。尽管有孩子们尽心照料,但她不放心,每天往医院跑,做了好吃的给我送去。出院后,她是整功夫照料。等我能下床锻炼了,她更是寸步不离地陪护。她架着我学走路,在他的鼓励下,我坚持锻炼,我们经常汗流满面,溻湿衣服,一直锻炼了半年,我才能拄着拐杖出门了。后来在她的陪伴和鼓励下,我终于扔掉了拐杖,像正常人一样行走了。要不是有这样一个老伴,说不定我会成为残疾人,坐轮椅呢。
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孩子们带着他们的儿女,带着好吃的饭菜,常回家看看,共享天伦,其乐融融。我们老两口,彼此关照,亲如姐弟。好像比年轻时对对方更加依赖。我退休后有时在家上网,老伴出去串门。出去个把小时,就会回来看看,一眼看不见我,就会到处找。我只要从外边回来,要是见不到她,也会猛一不高兴,心想:哪里去了?平时吃什么饭,我们一起商量;我出去干什么,什么时候回来,总要给她说清楚;出去时间长了,每天晚上都要给她打电话,报个平安。平时白天一起忙家务,晚上一起看电视,一起谈天说地。浓浓的亲情弥满屋子的里里外外,老伴,老伴,老来之伴,真地谁也离不开谁了!
十年前的农历六月十九,在一家饭店里,全家为我们祝贺金婚。在激动之余,我写了一首七言诗《金婚抒怀》,以作纪念:光阴荏苒不待人,半百连理世不群。小沛一家门庭旧,单州五户光景新。子女满怀踌躇志,孙侪争相步青云。耄耋之年人未老,更觉枯木又逢春。
六十年了,这漫长而短暂的六十年!我们之间的往事,犹如昨天;我们圣神的婚姻和爱情的风风雨雨,荡涤着我们灵魂深处的污泥浊水;六十年来逐步由爱情演变而来的亲情,滋润着我们的生活,洋溢着我们的幸福。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感谢月老给我选配了这么一个生活伴侣。
四
在孕育这篇文章的时候,有一位年轻的文友建议我用“相信爱情”作题目,我欣然接受了。是的,相信爱情,相信爱情的存在,相信爱情的力量,相信爱情的永恒!解放前,婚姻的主动权掌握在男人手里,休妻是男人的专利。解放初,曾出现过一次离婚高潮。那是五十年代中后期,有些男的参加工作了,淡忘了家里的“秦香莲”们,一些参加工作的女子,正该找对象,有了这种机会,男的就闹离婚,另选佳配。到了“文革”期间,由于社会的混乱,一些人不想再受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又有不少人闹离婚。近些年来,有的发了财,或是贪官,或是土豪,有了钱就想换老婆,或是“新的婚姻观”左右了一些年轻人,什么“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等等,就又有一些人闹离婚。婚姻是社会的产物,爱情是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加上异性之间的吸引。婚姻不一定是爱情的产物,爱情也不一定是婚姻的所有内涵。爱情和婚姻始终是人的生理和心理的需要,是局外人争相进入、局内人又想跳出的围城,是社会赋予人的一种精神羁绊。爱情是客观存在,不管你相信还是不相信。只要世界上存在着男人和女人,就会有爱情产生。至于永久不永久,那就看你如何经营了。我们且不说我国古代的孔雀东南飞、梁祝化蝶、西厢待月、举案齐眉、西湖借伞等爱情典范,就是现代人忠贞不渝、长相厮守、不离不弃的行为,也足以让我们效法。你要是把爱情当游戏,搞什么纸婚、闪婚、朝三暮四、朝秦暮楚,还有什么“永久”可谈?你看,相信不相信爱情,全在你的态度和道德了。
啊,“银婚”、“金婚”、“钻石婚”!人们总会给婚姻以最佳的称谓,这是人们对婚姻的美好愿望。我和老伴这辈子注定是要白头偕老了,能够争争吵吵60年,不离不弃,到老和谐相处,互相关心,互相疼爱,就算不错了。俗话说:“满堂的儿女,不如半路的夫妻”,何况是结发的呢!婚姻是美好的,是被人们向往和期待的。不管人们对婚姻怎样评价,我是相信爱情,相信婚姻的。我是个功利主义者,我这一辈子,切切实实享受到了爱情和婚姻的甜蜜!
王同光 ,1937年生,祖籍江苏省沛县,山东省单县退休中学高级教师,市级劳动模范。热爱散文写作,作品散见各级报刊和网络文学,数篇受奖。有《情满桑梓》《岁月留痕》《微霞满天》等四部散文集面世。为单县作家协会理事,菏泽市作协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退休后多次被评为县级模范老干部,2016年被评为山东省百姓学习之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