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25日凌晨一时，杨绛先生以105岁的高龄仙逝，去和丈夫钱钟书先生，女儿钱瑗相会去了，他们一家三口，终于在天国团圆。

这一家人在另一个世界里相聚，是喜是悲，我无从感受，但对于杨绛先生的离去，我心里却感到很痛。我们痛失了一位伟大的学者，痛失了一位伟大的作家和翻译家，痛失了一位伟大的女性，更痛失了一位博学谦和的长者。像她这样的人，在当今世上已经不多了。

大约是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末还是九十年代初，我开始读杨绛先生的著作。最早读的是她的长篇小说《洗澡》，散文作品《干校六记》，和她翻译的塞万提斯名著《堂吉诃德》。

《洗澡》和《干校六记》，写的都是先生所亲历过的，解放初期的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人和事。对于不堪回首的那些往事，杨绛先生用文学的形式把它描画出来，通过平实的语言，让人们体验到那一代知识分子所遭遇过的不幸。著名学者施蛰存先生为此还特别称赞《洗澡》为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

除了《洗澡》和《干校六记》，我陆续又买了先生的《杂忆与杂写》、《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隐身”的串门儿》，译著《裴多》和吴学昭著的《听杨绛谈往事》等，可以说，我对杨绛先生，是很崇敬的。

杨绛作为女性而被称为先生，是人们曾经热议过的一个话题。是啊，女性能不能叫“先生”，人们为什么又会尊杨绛为先生呢？

“先生”一词在古语里有“出生比自己早，年纪比自己大”的意思，以后又有人理解为对年纪大、有学问的人的称呼。古时“先生”这个称谓一般也多指男性，——应该没有称女性为“先生”的。到民国时代女性开始解放，有女性当了教师，才有所谓“女先生”之称。

我最早知道现代中国有被称作“先生”的女性，是宋庆龄先生和何香凝先生。这两位“女先生”，一为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夫人；一为国民党元老，孙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廖仲凯先生的夫人。且不说这二位“女先生”，她们的丈夫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显赫地位，单凭她们俩为中国革命事业奔走呼号所作出的努力，也配得上“先生”这个称号。

还有一位被叫做“先生”的女性，是女作家冰心。冰心先生早年东渡日本，在东京的大学里做过教授，写作《寄小读者》系列散文作品，在文坛上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她一直笔耕不辍，与茅盾、巴金等文学巨匠齐名，后来也就被称为“先生”。

杨绛先生之被称为“先生”，原因似乎与上述几位“女先生”不尽相同。她很早就开始文学创作，最先以戏剧登上文坛，作品在上海热演的时候，她的夫君钱钟书先生还没有大名气。丈夫在写作长篇小说《围城》的时候，她放下自己的创作，全身心照顾夫君的生活起居，拦挡来访的“不速之客”，正是在她无微不至的关爱之下，钱钟书先生终于完成了《围城》这部传世之作。

因为“先生”这个称谓是针对有一定年龄和学识的人的尊称，对杨绛而言，在学识上是配得起“先生”这个称号的。她早年创作戏剧，又以散文名世，同时还写小说，写文艺评论，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是名副其实的多面手。不过像杨绛这样有学识的女性，现代中国也还有不少人，但并不是每一位都能够被称为“先生”的。论年龄，——据说她还年轻时，同事以及认识她的人就已尊她为杨先生，就连比她年长的人，也尊称她杨绛先生。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杨绛之被尊为“先生”，除了学识以外，应该还有别的什么原因，而这别的原因又会是什么呢？是道德，是品质，还是她的为人处世？

在钱钟书心目中，杨绛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她不但作为妻子保障丈夫在学术上取得巨大成就，而且作为作者也在勤奋创作着，同样奉献出许多不凡的作品，结果就有了煌煌九卷的著作全集，作品涵盖小说、散文、戏剧以及翻译，一并都是高质量高水平，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精品。她这一生带给人们丰富的精神食粮，年过百岁以后，也并不歇着，她说只要身体许可，她还要继续创作。她已经有了很大的成就，金钱、名誉、地位对于她已是过眼云烟。她一心想的只是奉献，她要为这个世界留下更多美好的东西。但她又不是只顾写作而不问世事的人，她把她和钱钟书先生的全部稿费和版税总计1000多万元，都捐献给了母校清华大学，用于设立“好读书奖励基金”，奖掖贫寒优秀的学子。她说过：“人虽然渺小，人生虽然短促，但是人能学，人能修身，人能自我完善。人的可贵在人自身。”这，或许就是她的人生感悟。

杨绛先生是一个接近于完美的高级知识分子。她一生钻研学术，兢兢业业为培养祖国的人才耗尽了宝贵的青春年华，她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面旗帜，从她身上，能感觉到知识分子身上的圣洁的光辉。

先生杨绛，名副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