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空房子》摆在书桌上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有很多话要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这本小说集的诞生同几位朋友有关。前两年我出版过两本小说集，好友罗贤华曾写过一篇短评《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及张扬》，另一位好友——在中国文史出版社做编辑的全秋生看过我的多篇小说之后也说，你完全可以出一本以女性题材为主打的小说集。恰逢一个评论家有想法给我写个评论，让我整理一些小说发给他，两种题材：女性题材和新乡土题材。正是他们的鼓励和鞭策，我才回头对自己发表的小说做了一次整理，这一整理让我大吃一惊，女性作为主角的小说竟有几十篇，够出两三本小说集了。我从中左挑右拣，整理成集，于是就有了这本《空房子》。让我深为感动的是，《空房子》还得到了施战军、徐则臣、张楚等几位师友的推荐。

但又因此我对自己的创作怀上了某种疑虑，怎么就在不知不觉间那么专注地盯上了女性题材？

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就有了些“弗洛伊德”的想法，这也许同我的成长经历有关。我的祖母在我的心目中享有崇高的位置，这一位置始终无人可以替代。与此形成反差的是我的父亲，他属于半残疾人，虽然年轻时生活能够自理，干一些轻度的农活，但不能像健康男人那样承担太多的责任。我也因此替父亲背上了深重的自卑。童年时期，我几乎成了祖母的尾巴，她去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后来长大了些，村里与我同龄的孩子大多都是女孩，我就成了混杂在她们中间的“须眉浊物”。我的母亲是个身强力壮的劳动妇女，虽然她一段时间离开了我，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一半是高大，另一半却又失去了作为母亲的温情。母亲的形象是个矛盾体，让我犹豫而又难以割舍。她一度支撑着我们家庭的大厦，一度又放弃让其坍塌。当然，并没有走到坍塌的那一步，是我顶替她成了这个家庭的“父亲”和“母亲”，母性在我的身上悄然扎下了根系。很显然这些都影响了我的创作，甚至在暗中操控着我的创作。在我的小说中，女性的形象更为饱满、鲜活，她们隐忍却活出了女性的尊严。我在小说中还释放了她们作为女人的一面，让她们花枝招展，让她们摇曳多姿。

审视《空房子》，我对她们作为女人的释放非常有限度，在小说的真实存在中也并未完成对女性身体的“占有”，也没有展示类似的欲望和倾向。对女性身体的觉醒，我是节制的，没有放开去写。在我的内心，女性的高高在上，在某个层面上制约了我的放肆。我不敢去亵渎处在神的位置的她们。这究竟是道德的枷锁在作祟，还是自我的胆怯？我究竟怎样把自己包裹起来，还是戴上了虚伪的面具？我在创作她们时似乎抑制了自身的性别辨识，或者刻意隐瞒了这一点。在此处，我只是个小说家。

而在另一端，我又描写了女性在复杂世界的幽暗和幽微，怯懦和异化。这是一种比对身体“占有”更深入的冒犯，也违背了自己某些方面的意志。我是个不合时宜的人，从对文学的向往出发，从小时候怀着作家的梦想出发，抵达的却是不合时宜。我不会开车是不合时宜的，不会跳舞是不合时宜的，在多数人享受灯红酒绿时看书是不合时宜的，在满世界喧嚣时苦思冥想也是不合时宜的。我没有打算在小说中挣脱自己的命运，相反，作为个体的我的命运同小说有了某种牢不可破的隐秘的联系。这是不是一种矛盾呢？

《空房子》出版之际，我一直在看书，某一天，在格非的小说中读到一个细节，他这样描写一个老婆婆的死亡：

她把家里最后一只大公鸡送给了隔壁的蒋维贞。

她为自己做了一身新衣裳，一双新鞋子。

她洗了澡，梳了头。

她将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干净净。

为了使自己的遗体保持洁净，她穿戴整齐后就不再进食。

我一瞬间被这个细节打动了，老奶奶的死让我想起了祖母的死，一个庸常的老太婆，一生中也许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没有光点，有的只是鸡零狗碎，甚至日常生活都是在承受命运的惩罚，她却在迎接死亡时如此安详和洁净。我的成长经历又一次在我的内心搅起了波澜。或许我在相反的道路上走得太久了。我意识到我从这个细节中捉住了什么，是的，那就是高贵，珍藏在卑微灵魂中的高贵，人的高贵。它是我今后的小说中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