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上繁育本土化的、中国化的、强有力的文艺理论，使之能够反映时代风貌，为中国文学创作提供指导，并为世界文学提供中国样本、中国方案和中国模式？8月25日，由中国作协创研部、四川省作协、中国人大书报资料中心联合主办，《当代文坛》杂志承办的“2017中国文艺理论前沿峰会”在成都举行，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李朝全的这一问题成为与会专家探讨的最主要议题。

“当代文学与中国优秀文化传承”是本次峰会的主题，什么是优秀文化传统，又如何在当下传承？有评论家认为，首先应该厘清优秀文化传统的范畴、概念、实质。“优秀传统文化的范畴要搞清楚，传统是开放的、流动的，而中国现代文学其实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传统，比如鲁迅先生，他对于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的自我反思，对于当下中国仍然是有意义的。”在学者陆建德看来，中国文化传统的概念需要靠不断参与建构来形成。事实上，对于旧传统和“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传统，中国当代文学都从中汲取了资源。正如评论家王尧所说，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是两个需要加以区分和界定的概念，我们要继承的是包括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一种文化传统，这种传统在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中寻求自己的传承之路，因而建立文化自信不仅要回到传统，更要注意整合与创新，为其寻求适合当下的形式。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联，是这个话题的另一重指向。评论家王彬彬认为，从来没有固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古代文化也是在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中不断建构的，从这个古老文化的起源之初就经历了对话、融合的演变过程，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不可能分离。他进一步指出，“五四”新文化时期，对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已经有多位学者进行了探讨，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不妨从中获取一些洞见。王彬彬的看法得到评论家李怡的认同，“我们要走出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选择题式思维，应该将选择文化的思考变为认知文化的思考，两者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文学追求的是解决当下的生存问题、社会问题，这在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里也都是共同关注的问题”。

或许可以从中国新诗发展的脉络中一窥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对于作家创作的影响。评论家吴思敬指出，中国百年新诗的传统不仅扎根于中国古代诗歌传统，还包括百年来新诗自身发展的传统——对中国古代诗歌传统的继承、超越和对国外优秀诗学传统的学习、借鉴。评论家敬文东认为，语言自有其延续性和遗传性，新诗与古诗用汉语写成，两者在基因层面一定有着不可改变的东西。而古典诗歌里对生死、对命运、对真理采取的都是“感叹”的态度，这一方式也被新诗所继承，优秀的新诗往往以古典叹息方式去处理现代性的对象与问题，这正是源于“感叹诗学”的传统。这种“感叹”的“从心”古典诗歌传统，弥补了纯粹现代诗歌强调“用脑”带来的冷漠与冷酷。

中国现代文学以来，对于西方现代思潮的热情带来了文学观和文学实践的根本变化，而越来越强调中国文化传统的主体性，是当下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必然诉求。评论家贺绍俊表示，要扩大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空间，首先要找到中国优秀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最大公约数”，即找到能够容纳世界的、全人类共通的精神文明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