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视近五年来当代小说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种趋向：有相当数量的作家开始自觉地面向现实，纷纷把目光投向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书写底层民众的喜怒哀乐，生存状况，上世纪90年代以来那种狭隘的“过分向内转”、“私人化写作”逐渐式微，可以说，大家呼吁日久的文学“向外转”真正地实现了。

实际上，当代小说的“向外转”并不是批评界呼吁的结果，而是文学自身合乎规律的自觉演化。鲁枢元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所界定的“新时期文学向内转”之所以被普遍认可，正是因为他所描述的是一种文学自身的客观现象。当文学过分向外，最终沦落为政治政策的廉价宣传工具时，文学的向内转——回归内心，回归自身——也就顺理成章了；反之，当文学过分自恋，一味地回归自身，甚至回到隐私，由“上半身”而至于“下半身”的时候，这种“向内转”也就“转到了尽头”，于是“向外转”便会自然而然地不期而至了。于是我们欣喜地读到了一大批优秀之作：李佩甫的《生命册》、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刘醒龙的《蟠虺》、贾平凹的《带灯》《极花》、苏童的《黄雀记》、关仁山的《日头》、徐则臣的《耶路撒冷》、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格非的《望春风》、付秀莹的《陌上》、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周大新的《曲终人在》等长篇小说；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格非的《隐身衣》、弋舟的《等深》《所有路的尽头》、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地球之眼》《营救麦克黄》、刘建东的《羞耻之乡》《阅读与欣赏》《丹麦奶糖》、王十月的《人罪》、胡学文的《奔跑的月光》、张楚的《风中事》、宋小词的《直立行走》、李凤群的《良霞》、迟子建的《空色林澡屋》等中篇小说；范小青的《谁在我的镜子里》、徐则臣的《狗叫了一天》、弋舟的《随园》等短篇小说，等等。

首先，这些小说都敢于直面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主动触及当下各种重大的社会问题，比如上访截访问题、社会道德问题、反腐倡廉问题、阶层板结问题等等。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以极大的善意批评了各级官员看似严格执法、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地为上级负责，实则却是不作为、乱作为的荒唐现象。一个小小的上访事件，20年悬而不决，由蚂蚁变成了大象，原因何在？表面看来，各级官员似乎也没有什么错，我们甚至不能不同情他们的辛劳和严肃真诚的态度，然而同时，层层为上级负责也引发了我们对官场生态“平庸之恶”的关注。小说在不动声色的白描中，将生活中的荒诞和盘托出，给人留下无限的遐想空间。

李佩甫的《生命册》极大拓展了乡土小说的社会文化与审美空间，它将传统的乡土小说变成了“城乡间”小说。《生命册》开篇即说：“我是一粒种子。”“我把自己移栽进了城市。”这样的开头便奠定了“乡下人进城”的基调。“乡下人进城”构成乡土与城市的混合，从此，乡下人注定了他们在城乡间的生命漂移和游走，同时也决定了这类小说在结构上的“两地书”式样。故事在乡间和城市两个空间同时展开，由叙述人“我”的叙述将两个空间联结起来，从而使城与乡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叙述人吴志鹏曾经身处城乡两个世界，经历并见证了当代中国的大部分历史：20世纪60年代的“文革”，改革开放后的城市化进程，都给吴志鹏这颗“强行嵌进城市的一只柳木楔子”以最沉痛的生命体验和复杂难言的情感震撼。

相对于长篇小说的宏大繁复，中短篇小说则更加迅捷地直达现实，特别是中篇小说，显现出相当高的艺术发现力和概括力。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把社会转型期的底层小人物的挣扎、突围、困顿的现实以及社会阶层板结的问题尖锐地摆了出来；刘建东的《羞耻之乡》《丹麦奶糖》、石一枫的《地球之眼》对时代的社会道德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展开了深刻的省思；弋舟的《所有路的尽头》《随园》则把笔触伸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理想主义由充盈到失落乃至虚无的历史过程。

其次，这拨小说的“向外转”还不仅仅是我们常说的现实主义的复归，还有那种温暖的浪漫主义的持守。代表作品首推迟子建的《空色林澡屋》和李凤群的《良霞》。《空色林澡屋》延续了迟子建一贯风格，但却抹掉了单纯明净而呈现出混沌朦胧之美。小说中的皂娘其丑无比，但心地善良，是一个颇富传奇色彩的形象。她的第一任丈夫因嫌她丑陋而找茬儿休掉了她；第二任男人威呼郎是个货郎，严格说只是她的情人；第三任男人是一个被儿子抛弃的精神病患者老曲，老曲死后则只有那只喜欢添乱的忠诚的母狗白蹄在陪着渐趋老年的她了。年老的皂娘在叫做“空色林”的密林深处开了一个澡屋，为来往于山里山外的各色男人冲澡洗尘，外加按摩，而且只收取食物不收取钱财。那些来“空色林澡屋”洗澡的男人，有委屈的，有病入膏肓的，经过皂娘的洗礼全都神奇地得到宣泄和康复。至此，“空色林澡屋”和皂娘都获得了神秘的象征意蕴。叙述人所在的地质队每个人所代表的不同时代的烦恼、屈辱，并渴望得到皂娘“空色林澡屋”一洗了之的愿望也成为了一种象征。最终向导关长河的失踪，皂娘以及她的“空色林澡屋”的扑朔迷离，若有若无，“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理想的缥缈迷离轻飏与世俗的艰涩结实沉重形成反差，构成了巨大的张力，使小说具有了撼人的惊艳之美。

《良霞》则在平淡沉静的叙述中，表现了普通人面对贫穷、疾病、苦难和厄运的从容、隐忍之美。美丽而娴静如水的徐良霞，在人生的美好花朵刚要绽放的时候却遭遇了可恶的疾病，命运的轨迹瞬时改变，恋人吓跑，哥哥婚姻受阻，家庭经济雪上加霜，良霞几次死里逃生，父母身心交瘁，双双离良霞而去。良霞非但没有成为哥嫂的累赘，而是那么隐忍、坦然、从容地活着，她甚至成为全家的主心骨。当全家人，乃至全村的大部分人到城里去打工的时候，良霞一个人自在而艰难地生存在家。她用一针一针的刺绣养活自己，用耳朵眼睛特别是鼻子照看家和村子，也观察这世事的变迁。她为自己的生命赢得了尊严，她成了全家乃至全村人的“我们的姑姑”。良霞的最终死去，作家写得那样的从容不迫：“徐良霞安静地平躺着……她沉着的气质一下子把人给镇住了，她的被遗忘的美把人给镇住了。那不可冒犯的感觉，使人一下子想起她20岁的样子，那时，她令女人羡慕、男人垂涎。她羞涩而骄傲，对未来充满向往，谁都会相信她前程似锦。”小说就这样以舒缓从容的慢，写出生命自身的尊严和大美。

由此可见，这拨小说的“向外转”绝不能作狭隘的理解。并不是一“向外转”就会成为简单的“问题小说”而失去内在深度和艺术水准。由于这拨小说创作的“向外转”是文学自身发展演化的结果，因此，它不是向内向外的简单的轮回，而是艺术的辩证发展。于是，我们看到，这些小说不仅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类问题发起正面强攻，而且在艺术上也变得圆润成熟。小说不仅重在写事，更重在写人。许多作品中的人物，比如李雪莲、涂自强、陈金芳、安小南、魏志鹏、徐良霞、冯茎衣、董仙生等，都堪称新的典型人物。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小说一般都写得朴实自然，不露痕迹，不故弄玄虚，而内里则处处匠心，经历过先锋写作洗礼的技巧与对现实生活的描摹较为完美地结合起来。我觉得，这主要得力于这些小说对生活本身的忠实和作家感悟生活的真实——我把这叫做“在地性”。“在地性”是说作家的写作是从生活出发，而不是从观念出发，作家经过对活生生的生活的观察、体悟，从而行诸笔端的行为。“在地性”就是讲述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并自觉地向中国叙事靠拢。《望春风》《我不是潘金莲》《日头》《陌上》《阅读与欣赏》《丹麦奶糖》《所有路的尽头》《随园》《世间已无陈金芳》《地球之眼》《空色林澡屋》《良霞》等小说莫不是以中国叙事讲述中国故事和经验的代表之作。早在《故乡面和花朵》的最先锋时期，刘震云就在小说的最后，开始向传统文学致敬了；《手机》之后，特别在《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等作品中，刘震云在叙事上明显向《水浒传》等古典小说汲取营养，并将先锋精神渗透其中，从而达到了对先锋与传统的双重超越。付秀莹《陌上》的成功主要得力于她小说的艺术品质。付秀莹的语感古色古香，颇得“红楼”之神韵，那种“串门子”的结构方式，还有“诗化反讽”的文体风格，都使她的小说达到了相当的艺术高度。弋舟、刘建东、石一枫、徐则臣等实际上都是由先锋文学淘洗之后的写作者，但他们近年小说的“在地性”使得作品的传统因子明显增加，小说的写法既平实又飞扬，小说既向外又内敛，是超越式转型的成功代表。

总而言之，近五年来当代小说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向外转”与“在地性”只是一部分小说的一种趋向。即便这样的一种趋向，描述起来也是挂一漏万的，好在抛出砖来，把美玉般的高见引将出来也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