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入学

我出生在山东一个农村。爷爷在绥芬河开杂货铺，我虚岁十二跟着爷爷到了绥芬河上小学。小学毕业后，爷爷不肯供我上升学了。

我一直梦想升学。爷爷要我去学徒，我不肯去。由老师推荐，我报考了免费的牡丹江铁路员工养成所。养成所校舍还没有建成，校方派我到东宁火车站检票。干了几个月，不想在那里干了，就到了东宁营林署沙洞贮木场。在这里干了两年多，直到光复。在这期间，我订购了一套函授的中学教材，把中学课程读完了。

光复后，我拿着堂叔陈志山写给他哥哥的一封信，背着爷爷偷偷跑到牡丹江去找堂叔陈高山，想在那里插班上中学。

后来爷爷也到了牡丹江，仍然不肯让我念书。我只好离开牡丹江。上哪儿去呢？

当时我很想学理工科。听老师谈到过美国，我的理想是到美国留学。因此，我打算到北平去念大学，但当时战争打得正紧，要穿过许多封锁线，很危险。资助我读书的堂叔不同意。恰好这时堂叔打工的工厂老板（也是邻居）范桂生说认识一个人可以介绍我和他自己的小舅子孙耀东（我的中学同学）到外国语学校去学俄语；还说，等我们俄语学好以后，可以介绍我们去苏联留学。

不能到美国留学，到苏联也不错。这样，我就决定去外国语学校学俄语了。

那是1947年2月，春节刚过，空气里已弥漫着春天的气息。我穿了一件从日军兵营里捡的、被爷爷染成紫色的旧军服上衣，背了两大书兜子日文数理化书，满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坐着火车到了学校所在地佳木斯。

介绍信是牡丹江铁路局一位姓肖的干部开给他的妹妹肖淑芳的。

肖淑芳给我的印象很有些洋气，穿着打扮很像俄国女人，我现在还记得她穿着一双高靿皮靴。她把我们领到了一间办公室。一个中年女八路接见了我们。这个女八路剪着齐耳短发，身穿一套黑色的棉干部服，脚上穿着一双自己做的布鞋。端庄，质朴，脸上的神色和蔼之中透露这一股阳刚之气，不像我看惯的一般女人。她很亲切地跟我们谈了几句，然后就派人请来一个俄国老师，把我们介绍给了这位老师。谈话是通过肖淑芳翻译的。

后来我们知道了这位领导就是时任政治部主任的王季愚同志，肖淑芳是她的秘书。

入学以后，我知道了这座学校叫做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附设外国语学校（后来改名为哈尔滨外专，哈尔滨外语学院，黑龙江大学）。

二，跟将军的儿子摔跤

这样，我们就入学了。那时没有统一招生的制度。学生是随到随收。我们班当时已有三个人。两个是叶正大、叶正明兄弟俩，还有一个是上一班一位女同学的丈夫（叫什么名字，记不住了）。加上我们俩，一共是五个人。我们的俄国女老师是玛鲁霞。每天上午上课下午自习。自由时间就在一起玩儿。我很爱摔跤。叶氏兄弟当时也很好动。我们常摔跤。我力气比较大，一个人摔他们俩。我们的寝室在二楼，楼下是伙房。我记得有一次，炊事员跑到楼上来找我们，说把天棚上的灰都震落到饭锅里了。他只是提醒我们以后注意，并没有责怪我们。当时的炊事员都是老八路，对我们这些毛头小伙子是很爱护的，大概也很能理解我们好动的天性。

我知道了叶氏兄弟是曾担任过新四军军长的叶挺将军的儿子以后，感到十分惊讶：一个

平民百姓的孩子竟能跟著名将军的孩子摔跤，这在旧社会是无法想象的。新旧社会就是不一样！这大概是我认识新社会的开始。

入学后发给了我一套新的黄棉军装。同学们都在棉袄外面扎了一条皮带，我没有，觉得有些自惭形秽。有位同学给了我一条旧的，虽然是两截接到一起的，我扎着，也觉得心满意足了。

伙食很好，据说是因为学外语费脑筋，因此要保证我们有足够的营养。当时是供给制，听同学说是连级待遇。 八人一桌，站着吃饭。我们刚入学的时候，每顿饭餐桌上都有一大盆猪肉——猪肉大概储存了不少，因为天气转暖，怕化冻，不得不赶紧吃。我记得，我们还吃过慰问前线的干菜。

每天学俄语，上午上课，下午和晚上自习。星期六下午开生活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星期六晚上和节日大家在一起扭秧歌、跳舞或者由赵向同志（他当时政治部副主任）带队一起去看电影。晚点名时由王颖同学指挥一起唱歌，熄灯后，赵向同志还拿着手电到各寝室查铺，给大家盖盖被子——如果有谁把被子蹬掉的话。早晨由赵向或曲程（他是区队长）领我们我们跑步。下雪天，师生们还在院子里打雪仗。

这一切都是我过去想都没有想到、没有见到过的。我感到十分新奇，振奋。

顺便说说，上文提到的赵向同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全校一百多学员，他能记住所有人的名字、经历和特点。后来我再也没有看到政工人员像他这样熟悉自己的工作对象，像他这样跟自己的工作对象打成一片。这大概是老八路的特点——据说他是从太行山根据地来的。

三，刘亚楼讲话

入学不久，我们全校学生就开始集中学习政治课。

当时学生最大的思想问题是：没有建立革命的人生观和对国民党没有正确认识——当时概括为“正统思想”。政治学习主要解决这两个问题。

学校请了当时担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如心同志（关于他的情况，《辞海》里有专条介绍）讲世界观和人生观。连续讲了一个星期。上午讲下午和晚上讨论。

后来还请一些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和官员来现身说法，讲他们对国民党腐败黑暗情况的见闻。听完以后，也是进行讨论。

经过一段学习以后，同学们的思想问题基本解决了。

有一天刘亚楼同志来了。他是东北民主联军总参谋长，兼任我们的校长。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瘦瘦的，两眼炯炯有神，中等身材，穿一件黑皮大衣，胡子很长——王季愚同志在会场上介绍说，他刚从前线回来，还没有来得及刮胡子。他给我们做了前线形势报告，同时告诉我们说，这所学校是培养军政翻译的。将来如果战争需要，我们就要为战争服务。如果谁不愿意做这种工作，就可以离开；留下的要集中精力把俄语学好。

这时前线在打仗，后方在搞土改；这正是周立波《暴风骤雨》描写的年代。一般学校都是短期培训各种干部。只有我们关在学校里学俄语。从早学到晚，只有星期天休息。没有寒暑假，元旦、春节也只是放一天假。

当然，我们学校不是世外桃源。如火如荼的土改和战争有时也反映到我们的生活里。

我还记得有一次下午我从操场回到教室，看到一个同学趴在课桌上号啕大哭。后来这位同学被叫到政治部去，谈完话，回宿舍打起背包就走了。听说是他家里在土改中被斗，他感情上受不了，才大哭起来。可能他已不适合学俄语，被派到实际斗争中接受锻炼去了：也许是去参加土改，也许是到前线打仗去了。

跟我一同入学的那位范老板的小舅子孙耀东不久也离开了学校。他走的时候，没有跟我告别，我甚至不知道。估计是政审不合格——他的父母是烈士，伪满时是共产党地下组织的

成员，被日寇抓获牺牲了，他是姐姐姐夫抚养大的，而姐夫却是出卖了包括其父母在内的地下党组织的叛徒。

这样不告而别离开学校的同学很多。我记得有一位同学，好像会开飞机，我买了一本航空学，闲暇时经常找他请教如何开飞机的问题——那时我相信从书本上可以学会开飞机。此人好像是伪满军官学校的学生。他也是中途走了，到哪儿去了，我也不知道。

这年大约六月下旬，刘亚楼有一次从前线回来到学校讲话，说国民党军队被围在长春出不来了，学校可以搬回哈尔滨了。

回到哈尔滨以后，学校搬进马家沟一栋很长的红砖楼里。楼的东侧由我们住，西侧是参谋训练队。参谋训练队也归总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领导，负责轮训前线回来的参谋，学习一个时期再回前线。他们都是一些年轻的指挥员，作战勇敢，在后方也是什么都不怕。他们看到我们叽里咕噜地念俄语，说是“放洋屁”。刘亚楼有一次给我们讲话说，“他们说‘放洋屁’不对，我批评了他们。学俄语跟在前线打仗一样重要。”后来我们再也听不到这种讥讽了。

一到哈尔滨，我们的俄语就有了练习的机会。在街上遇到俄国人，我就用俄语问路，尽管对方的回答我听不懂。有时也到俄国商人开的秋林百货公司去跟俄国店员搭讪。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们几个同学到秋林俱乐部去。入场免票，但看门人要我们把黄棉袄脱掉，他认为那是外衣——俄国人的习惯入场是要脱掉外衣存到存衣室的。我们自知里面穿的衬衫很脏，无论如何不肯脱，讲来讲去，最后总算让我们进去了。

第一次做翻译给我的印象也很深。那是哈尔滨团市委要举办全市青年联欢会，学校派我们几个学习比较好的学生去给筹备会议当翻译。在会上，我们几个人谁能翻出来谁翻，有时谁也翻不出来。可是一离开会场，那些没想起来的单词都想起来了。这次实践提醒我掌握外语必须在熟练上下功夫。

学校搬回哈尔滨以后，学校经常请一些名人到学校来演讲。我记得，来讲演的名人里有李立三、戈宝权、许广平、吕振羽等。他们讲演的时候，讲台上摆一块黑板，赵向同志拿粉笔把他估计我们可能听不清楚的字词用粉笔写出来。这些讲演大大开阔了我们的视野。

四，“土八路”遇到了“洋学生”

大概是1949年初，北平解放后，我们学校从北平、天津等地来了一批大学生，其中有的甚至是留学生。他们文化水平比我们高得多，见识也广。

开始学俄文以前，先要集中学习政治，改造思想。我记得给他们指定的必读书里有一本是《共产党宣言》，还没等开始学习，墙上就贴出了一篇根据德文原文批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文章。

他们思想很活跃。

他们选举学生会，也跟我们原来的做法不一样：候选人纷纷上台发表竞选演说，很是热闹。

我记得有一次在大礼堂开会，他们许多人到台上发言。具体内容，现在记不清了，但我的印象是，他们的思想跟我们的很不一样。当时很多积极分子和干部都按捺不住，想要上台进行反击。

王季愚同志叫大家沉住气，不要急着去反驳，要让人家把话说完。

这样，大会一连开了好几天。

后来，通过通过循循善诱的正确引导，这些同学顺利地完成了政治学习阶段，转入了正规的俄文学习。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如果进行反击的话，很可能把矛盾激化，增加这些同学转变思想的难度。

据我所知，这些同学中间后来出了许多全国著名的专家、教授和学者。这不能不归功于王季愚同志的正确领导。通过对这件事的处理，我第一次看到了王季愚同志政治家的非凡风度和教育家的高超艺术。凡是在哈外专学习过的人，无论进步的还是落后的，没有不敬佩王季愚同志的。

五，要求调离

1949年5月初，我跟张大可被赵洵同志叫到办公室谈话，要我们从即日起担任助理员，下班去辅导学生学俄语。我现在只记得她告诉我们处理师生关系的一条基本原则：上课是师生，下课是同志。我们很高兴地服从了领导的安排。我工作了一年。

在这期间，我看到我们的老师高亚天、张天恩、苏瑛以及同学翻译东西，出书，登报，很羡慕。我也找了一本小册子翻译。译好之后，好心的苏瑛老师给我逐字修改了一遍。我当时很不懂事，大概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说。

那时我们这些助理员都是两人住一个房间。我跟王以铸（后来成了人民出版社编审，著名翻译家）住在一起。他是随平津那批学生一起来学俄文的。他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英语，后来又到北大继续学。除英文日文外，还通晓德文法文俄文，还懂得拉丁文。他俄文只会看不会说，但他知道的单词比我们都多，用词典考他生僻的俄文单词，他也能答上大部分。因此，他入学后学校领导没有让他随班学习，要他跟我们一起当助理员，一边辅导学生学俄语，一边跟我们一起组成一个小班进修提高。他不仅外文好，中文也好——背诵古文和古诗词，中文教师也赶不上他。他说曾在南开中学做过国文教员。我十分崇拜他，以后很多年都有意无意地模仿他，要成为像他那样有学问的人。我注重中国语文学习，也是受了他的影响。我也从他那里知道了北京一些大学的学术气氛和研究条件，我特别向往那些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后来他离开哈外专到北京出版总署编译局专门译书去了。

这样，我就萌生了到北京去从事译书工作的念头。这念头越来越强烈。终于有一天，我向领导正式提出了调动工作的请求。

先是赵洵同志跟我谈。她劝我不要离开。她说：“我们要好好帮助你进步，争取帮你一年入党。”她知道我喜欢翻译，而且她是著名的翻译家，翻译水平在全校是最高的，她说要亲自给我修改译稿。可是我鬼迷心窍，没有接受她的好意，仍然坚持自己的请求。

最后王季愚同志找我谈。她见我去意已决，便没有讲大道理，只是说，目前学校找不到人代替我的工作，一旦找到人，立即放我走。这要求合情合理，我无话可说。后来找到了人，果然放我走了。

经过反右的教训以后，我懂事了，越来越体会到了两位校长对我的爱护。她们完全可以像后来我在沈阳俄专遇到的那位上司陈维帆那样对我狠下毒手。那时她们要整我这么一个少不更事的年轻人真是易如反掌，什么个人主义呀，不服从组织分配呀，现成的帽子一大堆。可是不，她们们没有伤害我一根毫毛。明白了她们对我的爱护以后，我一直感到愧疚。反右前，没有认识；反右后，有了认识，却又失去了说话的资格。等我重新获得了说话资格以后，跟她们又有了仙凡之隔。现在只好把这迟来的忏悔和感激敬献给她们的在天之灵了。

六，老校长走访昔日的学生

离开哈外专以后，我到了沈阳，住在东北旅社等东北局的批件。那时东北干部进关，不管是不是党员，都必须得到东北局的批件。在等待批件的时候，沈阳专家招待处（招待和协助苏联来华援助工业建设的专家的机构）翻译科科长谢嘉宾（在哈外专时曾担任过我的老师），来劝我到他那里去，说那里工作任我挑，有适合我的工作。我听信了他的话，到了那

里，结果发现那里没有适合我的工作，要离开。处长卢竟如（老红军，在苏联多年）译了一部书稿，要我帮她校完，才肯放我我走。但还没等我把她的书稿校完，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当时需要大量俄文翻译。卢处长派我我组建沈阳俄专，并主持学校的教学工作。在这种形势下，我不能再要求到北京去了——我怕被人们说我胆小，要远避战争。

新建的沈阳俄专坐落在马路湾附近。

1951年初春的一天上午，王季愚老校长（这时她已升任校长）突然风尘仆仆地到学校来找我。她仍然是原来的样子：齐耳短发，黑色棉干部服，自己做的布鞋。看到她，我喜出望外。

我问老校长怎么来的。她说：

“到沈阳来开会。听说你在这里，特意利用今天休会的机会来看看。”

“您住在哪儿？”

“住在北陵。”

“哎呀，北陵离这里有二三十里地。这么远，怎么来的？”

“坐了一段车，走了一段路。”

“我们学校刚成立，还没挂牌子，您怎么找到的？”。

“我找到中山公园，看到有些学生在念俄文，一问就找来了。”

我高兴得不知道怎么好。我知道她喜欢书，就请她看看我们的图书室——我们买了一些书摆在一间空屋子里。她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我们的图书。谈了一些关于书和作者的事。

我那时没想到请她吃一顿饭，也没想到找辆车把她送回去——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这些事自己当时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为什么没有做呢？现在分析起来，可能是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那时在同志之间还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的一些朴素的传统做法。但是归根结底还是我当时太年轻，不懂事。回想起来，真是好后悔！使我唯一得到安慰的是，1998年我有机会参加了黑龙江大学为纪念王季愚和赵洵两位老校长而举行的科学讨论会，而且我写的《文学翻译随想录》也被选进了《外语学刊》纪念专号和外语论文纪念文集。两位老校长在天之灵看到了一定会感到高兴：她们在我身上没有白费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