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一支没能赶上南昌起义的浏阳农军，打着国民革命军贺龙部独立团旗号，辗转进入铜鼓县休整。” 进入风雨苍茫的赣西，我掩卷望向车窗外的原野，为刚刚读到的这句话深深着迷，陷入无尽的猜想。车窗外汛期的金沙河，呈现出黄河一般的颜色，翻涌的漩涡把我的思绪拽入神秘的历史洪流。

我是近些年才开始了对近代革命史的研究和书写，涉猎的史料不是很全面，尤其对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形势和中共革命武装的初建缺乏系统的认识，我希望此行能够通过采访和收集史料理清这一段历史。但是，当这句简单的介绍材料击中我的时候，我忘却了功利性的初衷，完全被事件的传奇性和它所处的特殊时间节点俘获了，尤其当我读到这个时候毛泽东正怀着急切的心情跋山涉水来寻找这支武装。在我心里，有重重的谜团需要解开。

此时，周恩来、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已经撤离南昌城，南下广东了，这支迟到的“农军”何去何从？它到底是农还是军？是国还是共？毛泽东历尽千难万险来“寻找”它，是为了什么？找到之后他要做些什么？我像毛泽东当年迫切地想找到它一样迫切地想弄清楚来龙去脉、历史背景。接下来的数天里，我随着中国作协采访团白天参观秋收起义纪念馆和旧址，晚上阅读各种相关史料，在历史的烟云里遨游。回来后，我梳理了自己庞杂的笔记，历史的脉络在眼前清晰起来。这支“农军”，是大革命的一个关键符号，是土地革命时期国内斗争形势的缩影，也是人民军队的最初的种子。

一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是近代中国仁人志士自强救国的一次悲壮而伟大的奋斗，它的背景远可以上溯到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中日《马关条约》的巨额赔款导致了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近则因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和护法战争的接连失败——辛亥革命是结束了中国的帝国时代，但并未改变中国的落后现状，反而使军阀林立、民不聊生，孙中山曾亲口说过中华民国是“一盘散沙”。在这样的局面下，孙中山受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影响，决定借助共产党的力量再发动一次大革命，彻底改变中国的混乱落后状况，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共开始了第一次合作，当此之时，国民党中央集中了国共两党最核心的精英，两党合办的黄埔军校培养了大批具有新民主主义思想和现代军事理念的军事人才，在振兴中华的一致愿景感召下，国共合作开始了消灭军阀的北伐战争。

大革命运动的目的有三个：反帝、反封建、反对北洋军阀。在军事斗争的同时，旨在革故鼎新的社会变革运动也在城市、农村掀起了高潮，发动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工人运动因为以罢工为主要手段，缺乏武装斗争，一度陷入低潮，而在广大的农村，长期挣扎于艰难困苦中的农民的斗争热情如同燎原烈火，席卷了沉寂的中国乡村，在“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下，各地农民协会为了维护农会权益并防止地主的武装破坏，有的地方自发组织起了配备鸟铳、梭镖、大刀等低等武器的农民自卫队。这一阶段的农民武装，虽然隶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会组织，但还没有任何的军队性质，它是革命的，但还不属于真正的革命武装，还不能称为“农军”。而此时正值国共合作期间，农民运动虽然风起云涌，但它还没有明确的政权诉求，农会斗争的目的不过是“减租减息”，斗争的对象也不过是地主土豪。就像陈忠实长篇小说《白鹿原》里写到的鹿兆鹏和黑娃领导的农民斗争那样，也就是斗地主、砸祠堂、分田地。

历史的转折点在孙中山的去世。

“壮志未酬身先死”，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公开叛变革命，从中央到地方的“清党”运动开始，大肆捕杀共产党人，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国民党省、县两级政府动用军队武装“清乡”、“铲共”，地主豪绅阶层也开始组织武装力量镇压农会，白色恐怖笼罩了城乡。在革命形势急剧恶化的情况下，中共基层党组织开始组建工农武装以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以中共浏阳县委为例，将农民自卫军和县工会的工人纠察队合编为浏阳工农义勇队，配置了总队长、党代表、参谋长等军政领导，编制为3个大队、9个中队，770多人枪，成为一支共产党领导下的军事化力量。这就是那支没能赶上南昌起义的“浏阳农军”。与浏阳工农义勇队相似的是，“马日事变”后，中共平江县委把县团防局、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合编为平江工农义勇队，共计1200余人。在当时中共还没有自己的军队的情况下，这两支革命武装引起了中共中央和中共湖南省委的高度关注，先是在1927年7月派人将浏阳、平江两支工农义勇队改编为中国国民党湖南工农义勇军第一路第四团队，拉到湘赣边界去打游击，接着又指示将这两支农军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贺龙部）独立团，开赴江西参加南昌起义。

在军事改编中凸显“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是因为当时的中共中央受“右倾”路线和退让政策的思想左右，还停留在让革命武装寻求“灰色保护”的阶段，直到南昌起义后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率先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并提出“应立刻坚决地竖红旗”，才在领导秋收起义时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正式脱离国民党，开始了中共独立领导的工农武装斗争。

二

大革命失败后，虽然周恩来、朱德、贺龙领导了南昌武装起义，中共中央也在紧急召开的“八七会议”上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把领导湘鄂赣粤四省农民秋收暴动作为会后全党的主要任务，但当时的中共中央还是把土地革命的主要力量放在农民运动上，对于秋收暴动中的武装力量没有足够的重视。只有刚在会议上当选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泽东认识到了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性。会后毛泽东回到长沙策划秋收暴动，在改组后的中共湖南省委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秋收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一个军事帮助，否则暴动难免失败。暴动发展是要夺取政权，没有武装的护卫去夺权是自欺欺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寻找暴动的武装力量，成为毛泽东心中的头等大事。

就在毛泽东对革命武装望眼欲穿的时候，湖南省委接到中共安源市委关于浏阳工农义勇队和平江工农义勇队进驻赣西铜鼓、修水两县休整的报告，这两支农军之外，驻修水的还有同样没赶上南昌起义的一支中共领导的起义部队武汉警卫团，另外安源市委也有一支由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农民自卫队组合而成的2000人的武装力量。毛泽东喜出望外，决定把这几支武装力量组合成一支军队，通过秋收起义开始武装斗争新阶段。8月30日召开的中共湖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决定将上述几支革命武装合编成一个师，由毛泽东当师长，并组建前敌委员会领导秋收起义。第二天，心情急迫的毛泽东就把妻子杨开慧送回了老家，自己化妆成商人，拖着病体乘火车去了安源，随行护送的有毛泽民和安源市委委员宁迪卿。

毛泽东到达安源，随即主持召开了安源军事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所有工农自卫军可改为工农革命军”的指示，决定将浏阳农军、平江农军、武汉警卫团和安源的工农武装力量统一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设三个团，并确定了标有红五星、镰刀、斧头图案的军旗。毛泽东就是要让中国共产党“立刻坚决地竖起红旗”，脱离国民党，独立地领导工农武装斗争。会后毛泽东亲自指导将安源的工农武装力量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然后在参会的浏阳县委书记、浏阳工农义勇队负责人潘心源陪同下，化妆成安源煤矿的采购员，匆匆奔赴铜鼓寻找革命武装。

铜鼓县，位于湘鄂赣三省交界，是赣西门户。县境内九岭逶迤、沟壑纵横，是横亘于武汉、南昌、长沙三大省会城市之间的天然屏障，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自清末太平天国运动，直至辛亥革命、大革命，铜鼓人民都积极响应，尤其大革命期间的工农运动高潮迭起，党组织也得到迅速的发展健全，因此革命基础扎实，军事地位重要，在毛泽东的设想中，要将驻修水的武汉警卫团和平江工农义勇军调往铜鼓，与驻铜鼓的浏阳工农义勇队合编后，作为秋收起义部队的主力军进攻长沙。把铜鼓作为秋收起义的指挥中心，是毛泽东对铜鼓的地理位置和革命基础进行过细致研究和深思熟虑后作出的选择，也是结合当时斗争形势的实际情况作出的决策。

安源到铜鼓，山重水复、道路崎岖，湖南当局白色恐怖正炽，到处设卡缉查，遍地都是搜捕共产党人的反动武装，中共湖南省委虽然精心策划了护送毛泽东的人员和方式，毛泽东还是在浏阳、铜鼓交界的张家坊被捕了，他们被从深山里的七溪坳押往团防局处决。

毛泽东一心要赶紧逃脱去铜鼓组织军队，但直到距离团防总部不到200米的地方，他才把借来的几十块银元抛撒出去，趁着团丁捡钱，抽身奔向田野，钻入又高又密的茅草当中去了。

三

铜鼓古称麻羊洞，城东郊有巨石，色如铜形似鼓，击之有金声。晋许旌阳斩蛟治水，追孽龙于此处不见，许真人疑藏于石中，挥剑裂石，有一金鸡飞出，留下“铜鼓打不响，金鸡飞上天”的传说。

毛泽东历尽艰辛、九死一生，为了组建一支中共领导的革命军队，暴动起义夺取政权。当他终于来到铜鼓县，衣衫褴褛地出现在浏阳工农义勇队的指挥部萧家祠门口，这支缺乏政治思想建设的农民武装正处在前路迷惘、莫衷一是的境地之中，更重要的是，与之前的湖南常委扩大会议、安源军事会议的设想出现了大的变化，驻修水的武汉警卫团和平江工农义勇队、驻铜鼓的浏阳工农义勇队已经根据中共江西省委的指示，改编为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并派人将花名册和经费预算书送到南昌，请求国民政府江西省主席和第五路军总指挥朱培德收编并拨给给养，这是利用朱培德和蒋介石的不和制定的发展策略，也是在为革命武装寻求“灰色保护”。师长由武汉警卫团副团长余洒度担任，下辖三个团，第二团空编。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是：对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为保证起义时间，改变原定计划，自己不再出任师长，把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领导成员不变，只将原定安源工农武装改编的第三团番号改为空编的第二团，顺利完成了中共领导的第一支工农革命武装的组建。同时组建了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正副师长、参谋长、各团团长为委员。

军事改编完成后，按照安源军事会议的决定，秋收起义将于9月11日发动，18日进攻长沙。革命的暴风骤雨即将到来的前夜，皓月当空，毛泽东心潮澎湃，诗兴大发，在指挥部萧家祠写下了《西江月·秋收暴动》：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修铜一带不停留，要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

和他之后许多文采飞扬的诗词作品比较，这首词直白如口号，但它的精神指向和革命思想却鲜明有力，有如一声惊雷炸响，开始了中共独立领导军队、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阶段。毛泽东一生靠写文章来思考和指挥革命，进行军事和政治斗争，这首写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军事题材词作，可以称为开山之作，是战歌，也是檄文，它标志着毛泽东“须知政权是枪杆子里取得的”“秋收起义非军事不可”“应立刻坚决地竖起红旗”等著名论断得到实践。

90年后的今天，当我站在铜鼓县双江口秋收起义阅兵广场，仰望着工农兵高举军旗昂扬前进的雕塑，怀想1927年9月11日凌晨，就在这个双江交汇的沙洲上，驻铜鼓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打出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接受毛泽东的检阅后，暴动起义，誓师开拔，从此踏上中共武装夺取政权、推翻旧中国建立新社会的漫漫征程。之后，这支经过毛泽东“三湾改编”后焕发思想力量的工农武装，与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成为人民军队建设初期的主要军事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