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四年，三十九岁的里尔克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在博洛尼亚，在威尼斯，在罗马，处处，我作为死者的学生，站着，面对他们无限的知识，我得到了教育。”作为德语世界最重要的诗人之一，里尔克有游历的习惯——也有人说他是为了逃避家庭责任——不管到哪里，他都会寻访当地的画廊、博物馆、古建筑，尤其喜欢走进一处墓园，流连忘返。

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墓园（墓地）往往让人产生“鬼世界想象”，神秘、凄冷、阴森。而在德语中，墓园即“宁静之地”；据说，在拉丁语系的语言中，墓园有不少于十种的意义表达，充满爱、感恩和敬仰。在欧美文学以及国人的海外游记中，我们确实可以读到诸多以墓园为主题的作品或篇章。很多墓园，因为安葬了一个或一批伟大的艺术家、科学家、思想家，而成为精神圣地，直接进入社会文化领域，成为人们休憩、散步、健身甚至谈情说爱的地方。一些著名的墓园，还会设计各种文化活动，如文学、阅读、名人、自然等主题墓园游，供市民或游客选择参与。

阴阳不隔，生死无界，此岸彼岸相互建构。在这样的场景中，诗人里尔克是一个倾听者、沉思者、自我教育者，或者说是一个陶醉于倾听和沉思的自我教育者。尽管在二十七岁时就写出被认为决定了他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诗人”的著名诗篇《秋日》，但他当时还是觉得自己“诗写早了，成不了气候”。他认为，“为了一首诗，必须参观许多城市，看许多人和许多东西，必须认识动物，必须感觉鸟怎样飞，知道小鸟早上开放的姿态。……还必须曾经跟垂死者一起待过，必须曾经在开窗的、噪音持续可闻的小室里坐在死人的身旁……”（里尔克，《为了一首诗……》，绿原译）。这恰好回答了里尔克为什么会把墓园当作自己的“学校”，为什么会称自己是“死者的学生”。

里尔克确实“得到了教育”，确实实现了在诗歌写作上的自我再教育。里尔克的朋友、著名传记作家茨威格在一篇为他而写的悼文中说：“他从已被征服的音乐元素勇敢地跨入大理石雕刻的尚未被踩过的元素，他身上的旋律学者把自己严格地教育到坚硬起来。”（茨威格，《告别里尔克》，绿原译）这句话读来有点拗口，我的理解，其大意是，里尔克总是在语言、语式和抒情方式的更新上矻矻以求、入死出生并最终水到渠成。

学校无处不在，教师无处不在，教育无处不在。其关键就在于，你首先必须是一个习惯于并善于“倾听和沉思的自我教育者”。从里尔克身上，我看到了一个自我教育的完美范例：对于每一个成长中的人（诗人当然也是成长中的人）来说，这个命题都是成立的。

不过我也告诫自己，如果拘囿于这个维度去思索，往往不知不觉就走进瓦尔登湖式的教育乌托邦。在思考教育（自我教育）如何促成人（自我）的成长的问题上，不能止于自我实现的场域，还必须有通达共同生活的指向；除了要赞许倾听与沉思的品质，还应该彰显对话与开放的情怀。完整的教育，必然是在人的自我实现的需求和共同生活的需求之间找到平衡，并使两者共生同构。美好的教育，除了要保护好人的天性中的真善美，还要把人的兴趣、情感、意志、行为引向积极、健康的方向，促成人在私人生活、公共生活中所需要的各种意识与能力的生长。

相较于童年时期（学生时代），里尔克后来的成长（自我教育）是趋于向内、封闭的。就像受时令交替严重制约的旧农耕时代的农妇，她们“编织、纺纱、酿酒”，总是“在黑暗、密闭的地方进行”（阿姆斯特朗，《轴心时代》）。而这又几乎就是诗人的工作方式——不管是男诗人还是女诗人，他们的创作主要由其体内的女性成分在起作用。

这大概就是诗人的宿命，与是否积极、健康无关。而我们可以从中切身感受到的自我教育及其作用的发生与达成，理应成为我们主要的成长方式，它是一个成人保持“活泼泼”的身体和气质的不二选择。诗人以之通达诗歌的巅峰，普罗大众以之实现心灵的安顿。

一九〇二年，新婚后不久的里尔克来到巴黎。除了依旧喜欢造访那些著名的墓园，他也经常到图书馆、书店阅读或闲逛。有一次在塞纳河畔的一家旧书店，他看着那些“不为明天担心”的看书的人，设想这样的生活：“……把这个摆得满满的橱窗买下来，跟一只狗一起坐在橱窗后面，坐上二十年。”他就像一个孤僻、害羞、喜爱宠物的城市妇人，“学习沉默，在作品中守口如瓶”（茨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