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人生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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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一位作家，往往从文字开始。
　　最先知道韩少功，是读他和韩刚（韩少功的姐姐）翻译的昆德拉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精彩的小说加上一流的译笔，真是天衣无缝、相得益彰。那书实在好看，后来再看别家的译本，就读不下去了。我有次跟朋友说起，对方答，当然了，韩少功自己是小说家，所以翻译得好嘛！其实也不尽然。不久之前，我在小思家里看到七十年代张爱玲翻译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一书，有李欧梵的“导读”和蔡浩泉的插画——真是无可取代的一时之选。我央小思老师借我一阅。李欧梵的“导读”写得潇洒，笔意纵横，今天读来依然很好，蔡浩泉的插图线条老练简洁，很有味道，也不会过时。反而是张爱玲的译文，左看右看都不很对劲。我后来想，有可能是《老人与海》渔民题材以及海明威这样很阳刚的文字不符合张爱玲细腻的风格，读者看到译者很卖力，甚至吃力，可惜做不到信马由缰、挥洒自如。
　　八九十年代是内地“寻根”派小说最红的时期，作为它的代表人物之一，韩少功更是风靡一时。他也从不叫读者失望，《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诱惑》《鞋癖》等，篇篇掷地有声——然后就到了《马桥词典》。
　　当初我读的是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初版《马桥词典》，那份惊喜和兴奋至今记得很清楚，真是“惊为天人”。读小说读得着魔入迷，一生没几次。一次是读阿城的《棋王》，我坐上巴士开始读，读到下了车，双眼仍然不肯离开手中的杂志，结果差点被英皇道上飞驰的的士撞死。我尴尬地站在路边，让肥佬司机把我训斥了一顿。而《马桥词典》则令我不知下车，到终站了我才如梦初醒。
　　后来我向当时三联老总赵斌极力推荐出繁体字版，获得支持。设计师洪清淇帮忙做了一个很漂亮的封面。我认定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寄给好几位香港专栏名家，落力推广。可惜这部小说在香港就是红不起来。繁体版是1997年4月出的，到了韩少功2008年4月来香港浸会大学当驻校作家，我查了一下数字：十一年前印的两千本，还没有卖完。唯一值得安慰的是《马桥词典》于2000年入选由海内外专家共同推选的“二十世纪华文小说一百强”，被译成英文、荷兰文、法文、韩文、波兰文、越南文等多种文字，可庆幸自己的眼光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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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作家从文字开始。可是有的作家，读他的作品时印象好，到了接触本人，就大打折扣了。有的当然不是，作品和本人一样优秀。
　　见过韩少功几次，包括在他的第二故乡海南岛。韩少功总是笑眯眯，人很和气，也很风趣，有问必答。但全都是有着许多人的场合，没可能深入话题。今年四月，韩少功来港任驻校作家，可呆一个月，我就想找时间跟他聊聊。一来，我实在对韩少功的作品和人感兴趣，二来也可以尽一下“地主之谊”。
　　在他临走前才找到时间聊天。而话题则是从之前聚会韩少功的一句话开始：“其实做人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不要的是什么？”
　　韩少功先说他不要的：“1996年我当海南作协主席时，是全国最年轻的省作协主席。上面有领导看重，下面有群众支持，很多朋友都认为我仕途很好。假如我肯在这方面努力，有人说我还可以混到更高的位置上去。可这并不是我要的。”
　　“为什么？”
　　“假如我要向上爬，那么我必须跟很多人搞好关系，包括有权有势而我又很不喜欢的人——春节该去拜拜年吧？有事没事总要请示拜访，吃吃饭，联络联络感情吧？如果我无求于人，那我对我不喜欢的人就不必做这些事不必笑脸相迎，是不是？”我这才知道韩少功并非对每一个人都是笑眯眯的。
　　我接着问：“还有什么是你不要的？”
　　韩少功想了想说：“1988年我办《海南纪实》，很成功，销量节节上升，后来到一百多万份。钱多得不知怎么花。当然那是公家的钱，不能放进自己的口袋。杂志因一些原因给禁了。但这之后，许多人来找我办杂志，出很多钱，给很多优厚的条件，我一一谢绝了。”
　　“那又是为什么？”
　　“找上门的人都以为我很会办杂志，他们给我很多钱是要我挣更多的钱。”韩少功笑着说，“可是我认为《海南纪实》的成功不是自己的成功，我自己都弄不懂为什么可卖一百多万份。没把握可以再令一份杂志畅销，那我为什么要接受那么高的薪水而承受那么大的压力呢？”
　　多少人毕生拼命追求的金钱和地位都不要，那韩少功要的究竟是什么？是什么东西在韩少功心目中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
　　“首先责任很重要。家庭、父母、孩子很重要。父母把我带到这个世界，我们又把孩子带到世上来，这些责任都得尽。”
　　“我父亲是‘文革’期间自杀的。也没怎么挨斗，但他胆子小，熬不过。我一直照顾母亲，她也去世了。女儿美国留学回来，学的是环境保护，现在海南工作，有个很好的家庭，我已经当外公了。”
　　韩少功从外表和精神状态来看都很年轻，一点不像“外公”。因为人生大部分责任已尽，没有拖累，他才可以一年有半年时间和太太呆在湖南乡下，过现代陶渊明的生活。这在当今中国作家里也好像没有第二个。
　　“写作重不重要？”这是我关心的话题。
　　“重要。我还是喜欢写作。仍然很有兴趣。”
　　在他看来，写作是兴趣而不是以写作来换取名和利。我提起中国作家的“诺奖情结”，韩少功说为得奖而写作是悲哀的。他说他跟作家朋友一起时，说起某某人某某人，大家面面相觑，“我说这个作家得过某某大奖啊”，大家仍然丈二金刚摸不着脑。“可见得什么奖没人记得。让读者记得的只是好的作品。我在海南当主席的时候，跟海南作协的人讲，我的书一律不要拿去参加评奖。”
　　聊天中我发现韩少功对政治也很有兴趣。说到政治制度，他说：“现在两岸三地正好可以互相参照。台湾的选举，香港的法制，内地一党执政，可以再观察一段，相互借鉴和比较优劣。主要是看哪种制度更适合中国人社会。”他说了一些政治书，可惜是“对牛弹琴”。
　　送韩少功到北角码头乘船，目送渐行渐远的背影，我在想，这真是一位作品和人都令人敬重令人欢喜的作家。
　　行文至此，忽然想到朱天文在今年书展上的演讲就感慨说：年纪越大越懂得一个人的一生，可做的事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正因为如此，选择才重要，韩少功的要什么和不要什么才如此重要啊！
　　 
　　鼓浪屿的最后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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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廖医生是鼓浪屿最后的一位绅士，大概不会有人反对。鼓浪屿的绅士跟别处不同。这里的绅士真要有点gentleman 的味道：除了出身、职业、个人修养外，还要有点洋化，毕竟鼓浪屿是有名的“万国租界”。
　　廖医生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他是林语堂的亲戚，会拉大提琴，是教堂唱诗班的指挥，又是网球好手，生活作派洋化。当然，这些对我并没太大意义。有意义的是他是位名医，医术高明，医德有口皆碑。更重要的他是祖母和父亲的朋友，我小时候很喜欢的一位伯伯。
　　直到今天，他有时还会出现在我的梦里——中等身材，经常一身浅灰或中灰的猎装。头发剪得很短，粗眉、长方脸。最特别的是上唇有一排仁丹胡，像鲁迅，也像查理?卓别林。
　　他家离我家很近，只有几步之遥。后来我读林语堂女儿林太乙的《林家次女》，她说外公家是鼓浪屿漳州路38号，我有点惊讶：我家门牌42号。打电话问父亲，他说没错啊，林语堂的岳父正是隔壁廖厝的主人。廖家是开金铺的，他们原来要买的是42号，因这块地地点更好一些，但没买成，给父亲的姑父捷足先登了。我的太姑父李昭北，是当年菲律宾的华侨富商。他买了地，建“李家庄”，我就在“李家庄”里长大。
　　到我认识廖医生时，他已搬出廖厝，另立门户，在漳州的另一处买了座小洋房。父亲说当年廖医生自己开业，楼下是诊所，楼上是住宅。后来不允许私人执业，廖医生被收编在鼓浪屿医院做内科主治大夫，最后升做院长。这座小洋房就完全成了住宅。
　　一般来讲小孩子是最怕医生的，而我却喜欢廖医生，想来有点奇怪。我想很大原因是受家庭影响。
　　祖父年纪轻轻就因肺病去世，祖母也传染了肺结核。家中有病人，自然要和医生多打交道。廖医生的高明之处是看病特别细心，判断准确。那时不像现在，今天的医生靠很多高科技设备如超声波、X光透视，甚至磁力共振来诊断。虽然当年已经有X光和拍片，但费用昂贵，廖医生一般不常用。
　　我大弟弟年幼时，有一次母亲看病带着他，顺便也让廖医生检查一下。廖医生用听筒听了之后说：“赶快去照一下肺，应该有问题。”弟弟那时还很小，X光根本照不到有什么毛病，后来又拍片，才发现肺部的确有轻微结核。母亲就说廖医生的耳朵比X光还要灵敏。
　　有一段时间家里人特别多，光是小孩就有十来个。除了我和三个弟弟外，姑姑叔叔的孩子们也放在我家，我祖母被称为幼稚园园长。孩子多，感冒发烧是常有的事，一天到晚都去找廖医生。所以廖医生也等于是我们的家庭医生。
　　廖医生看病认真仔细，下班后却很轻松。住得近，有时会在巷子口碰上，我叫一声：“廖医生！”他有时候就会做做鬼脸，将浓眉和眼睛挤成一团，然后耸耸肩。鼓浪屿只有他有这个滑稽动作。看病时他戴个大口罩，表情严肃，我没想到他的鬼脸这般生动有趣，令人莞尔。
　　巷子口的廖医生家是我熟悉的房子。两层的小洋房，很精致。楼下有个迷你小花园。一年四季都有当时得令的鲜花。我最喜欢的是冬天开的白色和粉红色茶花。花团锦簇，开得很典雅，又很美丽。
　　二楼阳台，长年坐着廖医生的大女儿。这女孩长得很漂亮，可惜幼年得了小儿麻痹症，智力也跟不上。一年到头她都坐在阳台上。阳光下一张笑眯眯的脸蛋，头上扎个粉红蝴蝶结，任谁看了都觉得可惜。据说这女孩是因爸爸看病，把细菌带来传染给她，为此廖医生特别内疚，也特别疼爱这个女儿。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廖家长女去世，他们伤心了好一段时间。
　　廖家还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女儿最小，长得很像她父亲。她比我大几岁，我小时候不爱运动，却很羡慕这位廖家姐姐，腿长臂长，身手矫健。周日的早上，常常可以见到他们父女或父子一身运动装，手持网球拍去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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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叫我感动的，当然是我生病的事。我来香港后的第二年，得了怪病，全身肿胀，服药无效。父母赶紧要我回鼓浪屿找廖医生，他查来查去找不到原因。于是，每天早晨不到六点钟，全家人包括我都还在梦乡，廖医生就悄悄从后门进来，到我枕头边给我量体温和血压。他带了支电筒，还有病历卡，仔细填好之后，点头示意让我继续睡。就这样每天早晨悄悄来去，大概记录了两个礼拜。后来诊断出是比较少见的一种“内分泌失调”。我的“怪病”是他给我治好的。
　　那年新婚，我带先生回鼓浪屿探望廖医生夫妇。廖医生已经退休，多年不见，老人家格外亲切，两眼笑得眯成一线。我好像是带了莫扎特的CD去送他，然后告诉我先生说：廖医生拉一手大提琴。我家先生能拉小提琴，两个人谈得挺投缘。印象中他们一个下午都在谈德伏扎克的大提琴协奏曲和《新世界交响曲》。
　　之后许多年没再回乡，却传来廖医生去世的消息。廖医生先是中风，卧床两三年。有的人很有毅力，会跟病魔斗到底；有的人却不是，假如瘫痪、要人服侍，就觉得生不如死。
　　廖医生卧病几年，廖太太照顾得无微不至，她本来就是护士出身，人又伶俐能干，夫妻一向鹣鲽情深。但是从某一天开始，廖医生一见到太太就闹脾气，甚至大骂。端上来的，无论是药是饭菜还是补汤，廖医生都把它扫掉，任凭廖太太如何哀求他也不动心。到了最后，廖太太死心了。过不多久，廖医生也就去世了。
　　廖医生脾气之好是左邻右里都知道的，从来没有人看他发过脾气骂过人，即使是对下属或者佣人；廖医生爱太太爱孩子也是出了名的。我想了很久，为什么他晚年会性情大变？突然我明白了：心思缜密的廖医生其实是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他要深爱他的太太心死，不要过于悲痛，所以出此“下策”。
　　年前我带女儿回乡，又去看望廖太太。她已经八十多岁了，还能独自飞美国去看望女儿和儿子。
　　那是个夏日的傍晚，我坐在廖医生家阴凉的客厅里，啜着女佣端来的香浓咖啡。
　　夕阳徘徊在百叶窗外，矮墙上的蔷薇在风中摇曳，客厅里的绿色盆栽郁郁葱葱。廖太太涂口红化淡妆，穿一身米色丝绸衣服，坐在沙发上，握着我的手。
　　客厅的一角有架钢琴。钢琴上摆着廖医生的黑白照片，浓黑短髭，那笑得很幽默的神情我多么的熟悉，我仿佛又见到他做鬼脸、耸肩促狭的样子。而旁边，有个黑色的小小骨灰盒。
　　廖太太说：“过两天，我们要把廖医生的骨灰撒到港仔后的大海上。是三家人约好的。三个男生从鼓浪屿去上海读书，在圣约翰同住一屋，是室友，很要好。他们早就约定死后要将骨灰一起撒到港仔后。廖医生去世后就一直等着他们，年初最后一位同学也去世了，过几天就让他们结伴海阔天空到处去玩。”
　　港仔后是鼓浪屿最美的海滩，通向汪洋大海。港仔后的尽头有块奇异的石头，每当涨潮，石头便发出击鼓般的声音。据说鼓浪屿因此而得名。
　　沉默了一下，廖太太接着说：“他没叫我也一起去啊！”
　　我有点激动，含着热泪望着廖太太，但在廖太太的眼睛里，尽是平和温煦的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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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看来，廖医生的逝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彻底结束。廖医生年轻的时候，是鼓浪屿的全盛时期，那是个很有情调韵味浓郁的年代。大概是从二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
　　当时岛上有两所著名的教会中学：英华书院与毓德女中。男生讲究学识风度，女生都要成贤惠淑女。整座鼓浪屿小岛，沉浸在一片金黄色的氛围之中——早晨，小鸟的悠啭伴随钢琴声琤琤；夜晚，清风把玉兰花香和阵阵涛声一起带来……
　　这里住过太多有个性有情调的人，发生过太多或美丽或悲伤的故事。美好的日子终不能长久，之后政治运动如狂风暴雨不断袭来，无情地打击、冲刷这金黄色的小岛，鼓浪屿完全没有抵御的能力，她一天比一天暗淡下去，绅士淑女凋零殆尽，最后，剩下的只是日光岩、菽庄花园这些景点。
　　鼓浪屿的精髓与内涵早被摧毁。真正的鼓浪屿其实已经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