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在内蒙古以及和内蒙古有关的场合里，我已经习惯地被误认为是一个蒙古人，以至于我一度怀疑母亲在年轻的时候，和一个叫巴特尔或朝鲁的蒙古族小伙儿相好过。这话并非完全是戏言，我的确很像一个蒙古人，不仅是相貌上的，我的生活习俗甚至性情都带着这个古老民族的禀赋。

我的出生地鄂尔多斯，是一个蒙汉杂居之地，在那里，原本迥异的风俗在岁月的烟火中相互碰撞、渗透、融汇，早已浑然一体，没有人会细究我和你的鳞甲有什么不同。自然可师，万物通灵，我要感谢这方水土赋予我同它一样的生命气息。也许是命运使然，我曾无数遍穿越这片被称为草原的大地，只要停顿下来，凝视内心的自我，过往的记忆就会一一浮现……那神秘的昭庙、悲怆的长调、赤猎的风马旗，那父亲般的山冈、母亲般的河流，那苍凉的戈壁与大漠，那雷声里亲吻泥泞和草叶的马蹄……

对我来说，内蒙古是一块民族文化和精神遗产非常丰厚的土地，从不缺乏滋养文学艺术的基因。但奇怪的是，在40岁之前我几乎很少写过这块土地。直到2012年底，我再次回到另一个故乡乌海，我的朋友、诗人王玉坤组织了一支越野车队，带我横穿乌兰布和沙漠。这是我人生中一次极为重要的经历，一次至今回想起来都让我感到无以复加的体验。在乌兰布和沙漠腹地，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领悟到被我的年轻和浮躁所忽视的天地自然。乌兰布和，这块在我身边横贯了几十年的雄浑大漠，这块曾陪伴我整个青春期的沙尘暴源头，直至步入中年之际我才真正认识了它，它的神秘和美。

正是这次意外的乌兰布和穿行，唤醒了我内心积蓄、储存太久的诗的冲动，激活了被另一个我抑制的近乎迟钝的诗的神经。我知道，这不是一场奇遇，而是重识。尽管在行政上乌兰布和属于阿拉善盟，但从精神和情感上指认，它始终被我划归为乌海的一部分。归来之后，我就开始了蒙地诗篇系列诗歌的写作，3年间写下近200首。

蒙地诗篇的写作被冠之以诸多新的标签，“地域诗歌”、“新草原诗”、“新边塞诗”等，对此我并不介意，重要的是我终于写到了故乡，写到了脚下的大地。面对各种评价，可能没有人会比我更清楚，这一发现或转变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一方面，年轻的时候我们急于先锋，急于向远方看，而忽略了我们身后的传统和身边的现实。当然这也不等同于自我否定或自我修正，它更像一种回归，一种源自诗本身的呼唤与期待。另一方面我也曾谈到过，离乡游荡20多年，随着年龄增长，对家乡故土的情感和认知的积累、沉淀已经够了，可以写了。

其实就诗本身而言，或者对一个诗人来说，从一个更宽泛的意义上讲，无论你写什么，你写下的文字里都天然地包含着你的家乡、你的情感、你的爱，不一定非要具体地说这个写的是什么，那个写的是什么。但蒙地诗篇的写作于我的意义仍是不同的，这是一次诗和命运的双重转身，是自觉地向后看，不是后退，而是回到原点的重新出发或前行。

如何理解、对待诗与故乡和大地的关系，就是如何理解、对待我们与故乡和大地的关系。从这个层面上看，蒙地诗篇不仅是基于地理意义的，它更多地基于个人经验和命运，以及对此的观察与审思。比起20世纪美国自然文学强调的“如果没有地理上的支撑点，就无法拥有精神上的支撑点”或如惠特曼《草叶集》“要赋予美国的地理、自然生活、河流与湖泊以具体的形体”的审美诉求，现代性前提下的地域诗学显然要复杂、深邃、细腻得多。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若无远行之匆匆与孤单渺小之客，何以见天地之恒久。从古诗到新诗，几千年来，诗其实就是行走的产物，它始于双腿，终于精神和心灵。但不是肤浅的接地气，而是身心着陆，是双脚像根茎一样扎进大地，是融入与汇合，是天道自然与个体生命的合二为一。

诗是一种行动。这是诗人于坚用双腿得出的结论，据说他走遍了昆明的每一个角落，他写云南的诗篇具足了场域、图景、声音和姿势。纵观中国的诗歌史，李白、杜甫、苏东坡……就是一长列在大地上行走的背影。今天，我们依然可见诗人们或远或近、埋首躬肩旅徙在大地之上，胸怀山水，俯仰万物。

我手写我心，但诗一定生长着一双健硕的双腿，只有行动的诗才是活的、有生命的。一个诗人也理应像熟稔身上的痣一样熟稔他的出生地、故土或生存之境。如蜉蝣寄于天地，以渺沧海之粟，博无穷之大。很难想象会有一种只有上半身或下半身的诗歌。这是一个大地诗人的基本修为，绝非文人式的书斋之梦。

无论作为一个诗人还是行者，我都愿意承认，蒙地诗篇是我的精神地理志、我的灵魂游历之书，它所呈录的山河、草地、森林和大漠也是我有限人生的出发和归宿之地。

写诗和行走，都是向故乡和大地致敬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