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肃文学总是先为生活去魅，去掉那些通俗文学造成的肤浅庸俗的魅，然后再为生活赋魅。而真正的生活图景告诉我们在这些整数之间还有无限的小数和无理数，而更好的文学，也就是严肃文学，要提供给我们一个个崭新而动人的数列集合，既容纳生活的整数，又容纳生活的无理数，容纳我们平庸凡俗的欲望，以及幽暗难解的欲望，却也容纳我们那些内在的对于美和善的追求，进而，也在创造一种更值得珍重的生活。

       “生活”的这种动词属性大致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生活是在人与人、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和行动中呈现出来的，如果它需要被从理念和概念的方向去理解它的总体性，那么这种总体性也不是单一光滑的概念，而是很多个概念共同构成的，如马克思主义者所谈论过的“星丛”。比如说，我不理解何谓工人的生活，因为工人还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再度区分为有房产者和无房产者、拥有技艺者和游手好闲者、父亲和儿子、循规蹈矩者和出轨者，等等，要理解“工人”这个星丛的总体性，我们就不能遗漏可能参与这个星丛光亮的每一颗星星，而不是仅仅选择最大最亮最可见的那几颗代表星。二、生活的动词属性还表现在它的动荡不安上。生活的总体性始终抗拒静止化，如果在古典时代，生活的总体性体现在一个向上的维度上，人在生活中追求卓越；那么，到了现代，生活的总体性可能更体现在某种趋向中心的要求。叶芝的诗：一切都四散了，失去了中心。这种诗人看到的现代性，恰恰可以从反面验证现代人的内在需求。

       可以再从古今之变的角度理解一下总体性的变化。在古典社会，生活存在某种实践中的总体性，而这个总体性的前提，是一部分人被遮蔽，如奴隶、平民、女人等，剩余的士大夫或贵族被置入某种等级，在这个等级内部不断向上，获得人之意义，这个生活是相对完整自足的，所以文学的首要原则是摹仿，摹仿这种生活的完整性；现代社会之所以被认为总体性消失了，一个重要前提就在于奴隶制度的消失，这个“生活”不再是部分人的生活，而是力图囊括全体普通人的生活，向上的生活总体性遂也坍塌为平面的生活散沙。在这种情况下，在生活丧失总体性的状况下，文学接管了这种属人的总体性需求，所以，文学此时的首要原则是创造，这个“创造”，首先就是创造出可以安慰人的总体性，也就是，所谓“作为文学的生活”。但这里面，接下来出现的问题就是，这种被创造出来的“文学的总体性”在何种意义上是好的，是否经得起真正生活的检验。有两部小说，《堂吉诃德》和《包法利夫人》，谈的就是某种糟糕的通俗文学中的“作为文学的生活总体性”（骑士生活，浪漫爱情生活），是如何参与损害了人的生活，杰出的小说家将之揭露，让我们看到这种“作为文学的生活”的荒谬可笑，但同时，他们采用的方式，依旧还是文学的方式。严肃文学总是先为生活去魅，去掉那些通俗文学造成的肤浅庸俗的魅，然后再为生活赋魅。假如以数轴为例，通俗文学提供的生活图景是光滑可把握的有限整数序列（1,2,3,4……），而真正的生活图景告诉我们在这些整数之间还有无限的小数和无理数，而更好的文学，也就是严肃文学，要提供给我们一个个崭新而动人的数列集合，既容纳生活的整数，又容纳生活的无理数，容纳我们平庸凡俗的欲望，以及幽暗难解的欲望，却也容纳我们那些内在的对于美和善的追求，进而也在创造一种更值得珍重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