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这篇影评的理由有些复杂。影片是关于贵州留守儿童的，对于这个人群，我因工作原因曾有过一些接触和了解。也由于同样的原因，我对在贵州发生的电影事件，也一直保持了关注。因此，为贵州的电影事业和贵州的孩子们做点什么，是我一直念念不忘的心事。影片《天使的声音》所做的，恰恰是我所想的事情，单凭这一点，就该对创作团队表达个人的敬意了。

我与这部电影的编剧兼制片人苏曼华女士第一次通电话时，我正在深圳机场候机。我是去参加由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合作办学平台主办的“第四届儿童国际戏剧节”系列活动，其间观摩了两部少年儿童歌舞剧（中英双语），参加了戏剧教育论坛。正是由于这次戏剧活动与观看电影《天使的声音》前后相连，我意识到，我经验的是一个艺术学古老命题在当下中国的全新呈现方式：文艺可以为孩子们做些什么？

山区留守儿童生活之艰难，时时见诸媒体，这部电影对此也没有回避。如影片中记叙姐弟三人照料卧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的奶奶，这是当地留守儿童非常普遍的生活状态。没有来自成人世界的宠溺呵护，相反，他们提前承担起成人的社会责任和劳作义务。对这些家庭来讲，低端手机仍然是奢侈的消费。因此，参加文艺表演时学校免费配发的银色首饰也就格外值得他们珍惜，甚至要在遇到老银匠轻视时捍卫这些廉价饰品的美好。

《天使的声音》对孩子们生命中的苦涩进行了观照和记叙，但更主要的，影片告诉我们，孩子们的生命仍然不乏美好。影片开始时，我们看到孩子们放声歌唱。侗族大歌举世闻名，所谓“歌养心、饭养身”，侗族大歌之于侗族人民的精神生命犹如食粮一般不可或缺。今天，为了旅游开发的目的，当地出现了越来越多表演形态的歌舞活动，观赏性很强。而孩子们在赛歌结束后回家路上的边走边唱，更有毫无功利、自然自在的意趣。古老的大歌陪伴孩子走过艰难的山路，稚嫩的歌唱又为古老的民歌加入新的音调。对于这些孩子们，生活并不会压垮他们。相反，即使是帮奶奶大小便这样的活计也仿佛滑稽的喜剧，让他们笑个不停。弟弟最苦恼的事情是自己唱歌跑调被小伙伴们取笑，这显然也不是物质匮乏导致的痛苦，而是精神追求受挫带来的烦恼。可见，《天使的声音》避开了同类题材创作常见的一个误区，即：非苦戏不能写弱势群体。留守儿童的生活几乎毫无例外地被表述为凄惨。我之所以欣赏这部电影，正因为它告诉观众，这一类带有偏见的印象远非事实。

还有另一个基于偏见的叙事套路：一旦当乡村的孩子们踏进城市，城市和现代文明的负面因素又往往被放大。城乡双方都被这样的错误认知固化为一种二元对立式的存在。不仅类型化的故事片，在许多文艺片和艺术片中也如此，甚至陈可辛的《亲爱的》也不能免俗。而在《天使的声音》里，弟弟虽然也在城里遇到可怕的犯罪分子，但更多的是那些热情帮助他的力量，来自个体，也来自整个社会。它让我们相信，现代文明并不是异己的毁坏者和剥夺者，它带给孩子们关于未来的梦想，并将最终解决孩子们的困境。

当然，参与这部电影演出的孩子们并不需要思考这些，只需享受这次奇妙的电影之旅就足够了。同样是非职业演员，成人的参与和孩子们的参与是不一样的。对于前者，参演电影更多情况下是一份工作；对于后者，文艺既是认知世界的途径，也是学习如何与社会（主创人员）交流的场域，更是想象和理想的王国。在这个过程里，他们的能力、自信得到极大地提升。当然，不可能每个孩子都具备表演的天分和技能，但这个参与和学习的过程本身会是一次隆重而神奇的成长仪式。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形象出现在大银幕上，听到自己的声音从多声道的音响里传来，他们对自我的认知、理解和想象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转变。这部电影让侗族留守儿童来担任主演，他们淳朴地扮演自己，是一次了不起的实践，是关乎教育、特别是山区教育的重要行动，它可以启发一些新的思维。

戏剧、电影，这样的艺术活动在今天都采用高度发达的工业生产和商业运作模式，但在我所经历的儿童戏剧和儿童电影事件中，分明呈现出另一种可能和功用，那就是更加广博的社会教育，它容纳了儿童和成人，连接起当下与未来，同时滋养着文艺与现实。

这样的工作当然是由成人策划并执行，而一旦孩子们参与进来，他们就成为主体，从自我意识被唤醒，到创造力喷薄而出，到形成健康、完善、良好的心理和人格。其实，这个过程里，成人并不需要做太多，也不可能做太多。请给他们一个文艺的王国，让他们自然地“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