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作家的出现需要有利的客观条件

关于19世纪俄国文学与沙皇，我写过《普希金与沙皇》《果戈理与沙皇》《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沙皇》《托尔斯泰与沙皇》和《普希金之死始末》（在爱思想网及其他一些网站可以查到），从中可以大致看出几位沙皇对文学和作家的态度来。现在想综合起来系统地谈谈19世纪俄国文学的繁荣与沙皇的关系。

俄国是11世纪才出现俄文写的作品的，且多为编年史，作者大多为佚名。最著名的文学作品是《往年纪事》和《伊戈尔远征记》。

俄国现代意义的文学是由于彼得一世推行改革，18世纪在学习欧洲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过将近一百年的学习、模彷、创造，才在19世纪20—30年代出现了普希金和果戈理，走上了自主创新的道路，开始在世界文坛上崭露头角，又经过了三四十年，才做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出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一批大作家，令世界刮目相看。

19世纪俄国文学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我看到的文学史只谈作家的传略、创作和影响,也就是说只谈作家个人，我认为这是不够全面的。一个作家要成功，个人才赋和努力固然重要，但是个人再有才赋，再肯努力，没有有利的客观条件也是不能成功的。远的例子不必举，只举大家熟悉的文革时的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 文革时， 张扬写了一本《第二次握手》，很受欢迎，不能公开出版，被秘密传抄。结果被发现，作者遭到逮捕，被判死刑，要不是“四人帮”被粉碎，他很可能被处死。由此可见，客观条件对作家成功是何等重要。客观条件最重要的是政治环境。政治环境越宽松，文学就越繁荣，而文学繁荣才能为大作家的出现创造有利的客观条件，因为大作家不能凭空出现，他不仅必须学习前辈和同辈作家的优秀作品，也必须借鉴外国作家的先进成就。

                                 二、沙皇俄国不严密的书报审查制度

    沙皇俄国一切出版物都要经过书报审查机构审查批准。政治环境宽松与否，首先体现在书报审查条例上。19世纪俄国的审查条例由于国内外形势变化和各个沙皇治国理念不同是有很多变动的，时紧时松，但我看大体上还是比较宽松的，而且条例规定一般来说也比较清晰明确，没有猜忌（许多文字狱都是由猜忌造成的，如清朝的著名的文字狱“清风不识字”就是因为一个“清”字造成的） ，只要不是直接反对国家的现行制度或政策，不是反对东正教，不伤风败俗，就可以被批准出版；而且在一个地方受到禁止，可以到另一个地方重新申请批准。例如果戈理的《死魂灵》，在莫斯科书报审查委员会宣布禁止出版以后，果戈理把书稿通过别林斯基寄给奥多耶夫斯基公爵，托他谋求彼得堡书报审查委员会批准出版，结果该委员会批准出版了。再例如，1852年果戈理逝世，屠格涅夫写了一篇悼念文章，寄给了彼得堡一家报社，遭到彼得堡书报审查委员会主席穆辛-普希金(1795—1862)禁止。他寄给莫斯科的朋友波特金。由于博特金和费奥克蒂斯托夫的努力，在莫斯科通过了书报审查这一关。其次，如果书稿不被批准，出版者或作者还可以找审查官了解原因，协商解决，问题解决不了，甚至可以找沙皇申诉。例如托尔斯泰全集第13卷出版遭禁，托尔斯泰夫人到彼得堡去找沙皇申诉，在彼得堡等待沙皇接见期间，她为了大致知道应如何跟沙皇谈，决定到书报审查委员会找青年时代就认识的费奥克蒂斯托夫了解一下书被禁的原因。她从费奥克蒂斯托夫那里了解到，书被禁止出版是因为里面收录了《关于生活的书》《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和《克莱采奏鸣曲》；跟费奥克蒂斯托夫谈的结果，前两篇作品解禁，剩下的只有《克莱采奏鸣曲》，她跟沙皇谈的结果获得沙皇批准《克莱采奏鸣曲》在全集第13卷里出版（详见拙著《托尔斯泰与沙皇》）。最后，审查官一般都是学者或作家，有的甚至很有成就，如迈科夫是诗人，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波隆斯基是诗人；萨利阿斯-德-图尔纳是小说家；С.Т.阿克萨科夫是作家 ；冈察洛夫是作家，其名著《平凡的故事》《奥勃洛摩夫》《悬崖》中国读者并不陌生；丘特切夫是诗人，他的诗中文有多种译本；尼基坚科是文学史专家，彼得堡大学教授（参阅 https://ru.wikipedia.org/wiki/ Цензура_в _Российской_империи#cite_note-）：作家跟他们很容易找到共同语言而且多有私交。

总之，书报审查制度虽有，但并不严密，有空子可钻。不言而喻，书报审查制度，对作家总是有束缚的，有不如没有，因此受到作家们的反对是理所当然的。

                 三、沙皇不把作家一棍子打死

    一、19世纪沙皇俄国没有一个作家因为其作品而被判刑的。被判刑的作家都是因为参与推翻沙皇政府的，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因为被指控参加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图谋推翻沙皇政府。再如车尔尼舍夫斯基，也是因为被指控鼓吹推翻政府。而且即使在监狱里，他们仍然可以写作。车尔尼舍夫斯基在监狱里写出了一部长篇小说——《怎么办？》而且获准在《现代人》杂志发表，他在服苦役期间写了《序幕》（未完）及其他一些中短篇小说，还为出版社翻译了几卷世界史（一年翻译3卷，每卷1000页）。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监狱写了短篇小说《小英雄》。 屠格涅夫在监狱里写了著名反农奴制的小说《木木》。

这里想讲一下“流放”（俄文：ссылка)。“流放”这个词在俄国文学史里是常见的。过去文学史里都提到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萨尔蔕科夫-谢德林被流放过。从他们流放的情况看，沙皇时代的流放跟我们想象中的流放不一样。文学史通常说普希金被流放到南俄，其实那是调到南俄工作，官阶依旧。过去文学史也常说莱蒙托夫遭到过两次流放，第一次因写了《诗人之死》被流放到高加索，其实那是从御林军骠骑兵团调到在高加索作战的下哥罗德龙骑兵团，仍然是原来的军阶(骑兵少尉)；第二次流放是因为与人决斗，军事法庭判决，沙皇下令把他从御林军骠骑兵团（第一次流放几个月后他仍回到原骠骑兵团）派往在高加索作战的步兵团。他们的行动都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后来普希金被流放到母亲的庄园米哈伊洛夫斯克，屠格涅夫被流放到自己的庄园，那才是名副其实的流放。但那也不过是不许他们离开住地，其他行动并未受到限制,他们照样可以发表作品。萨尔蔕科夫-谢德林被流放到维亚特卡，其实那也是调动工作：他1848年4月28日因为自由思想流放到维亚特卡，7月3日就被任命为维亚特卡省公署官吏，同年11月被任命为省长的主任专员，接着两度担任省长办公厅主任，1850年8月起任省公署咨议。可以看出，流放并未影响他的升迁。

    二、即使对不喜欢的作家，沙皇也不剥夺其发表作品的权利，如对托尔斯泰。托尔斯泰逝世前30年间写了许多文章抨击东正教、沙皇制度、皇室成员乃至沙皇尼古拉二世本人，在俄国形成了两个沙皇的局面，跟沙皇分庭抗礼，沙皇不仅在他生前没有禁止他的作品出版，而且他死后还拨出巨款给他的遗孀维持生活并开设托尔斯泰纪念馆（托尔斯泰生前立下遗嘱放弃版权，把土地和不动产无偿分给农民。他一家38口人失去生活资源。托尔斯泰夫人两次写信给尼古拉二世，提议国家收购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作为托尔斯泰纪念馆。两次都因为报价过高，未获内阁会议通过。最后沙皇采取了一种折衷办法——给她每年1万卢布养老金，足够她维持她自己的生活和托尔斯泰纪念馆的需要。）详见СамсонЪ Петергофскій .

Царь и прозаик （http://diletant.media/blogs/61915/34027803/ ）.

                                                  四、 沙皇法外开恩

国家的法律制度都是由沙皇决定的，一切取决于沙皇，一切都由沙皇决定。这是不言而喻的。 这里我想讲讲沙皇法外开恩的一面。沙皇经常法外开恩。书报审查官禁止的书，沙皇往往网开一面。例如《钦差大臣》在书报审查委员会未能过关，果戈理只好向最高当局申诉；茹科夫斯基、维亚泽姆斯基公爵、维耶利戈尔斯基伯爵决定替他向皇上求情，结果尼古拉一世批准了《钦差大臣》上演(详见拙著《果戈理与沙皇》) 。上文举的托尔斯泰《克莱采奏鸣曲》遭到书报审查官禁止，托尔斯泰夫人找沙皇申诉，结果获得沙皇批准在全集里出版，也是一个例子。以上是文学作品审查方面的例子。下面再举几个其他方面的例子。

例一，赦免死刑。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参加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图谋推翻沙皇政府被判死刑，在执行死刑的时候，尼古拉一世下令赦免死刑，改判苦役四年，然后罚当列兵。没有沙皇的赦免，就不会有后来对世界的文学乃至哲学和美学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伟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

例二，为政敌减刑。车尔尼舍夫斯基被沙俄秘密警察和宪兵称为“俄罗斯帝国头号敌人”，被判14年苦役，然后终生流放西伯利亚，根据亚历山大二世命令，14年苦役改为7年（详见http://www.mega-stars.ru/writers/chernishevskij_nikolaj_gavrilovich.php） 。

例三，宽容。普希金因为讥讽亚历山大一世被派到基什尼奥夫南俄移民监护委员会任职，后来发现他在信里说迷恋“无神论学说”，才把他流放到母亲的庄园米哈伊洛夫斯克由当地警方对他秘密监视 。亚历山大一世逝世，新皇尼古拉一世1825年12月登基。普希金在1826年5月11日写信给尼古拉一世，承认在一封信里关於无神论的轻浮言论是错误的，表示真诚悔改，决不再犯，说他患动脉瘤急需治疗，请允许他到莫斯科、彼得堡或其他国家治疗。信后还附了一份保证书，保证他从未参加而且永远不会参加任何秘密社团（信和保证书见見俄文蘇聯科學院1949年版《普希金全集》第10卷）。

尼古拉一世经过谈话宣布赦免他并加以爱护（详见拙著《普希金与沙皇》）。

沙皇宽容的另一个例子。1881年3月,亚历山大二世被民意党暗杀后，六名凶手正在审判，必将被判死刑。托尔斯泰写信给亚历山大二世的儿子、新继位的亚历山大三世，劝他根据基督的教导，不以恶报恶，要以德报怨，赦免这六名凶手。 1902年1月，托尔斯泰看到革命风暴日益逼近，形势严峻，便给沙皇尼古拉二世写信，劝他顺应历史潮流，改变治国方式，广开言路，满足人民需要。第一封信劝皇上赦免杀他父皇的凶手。第二封信，告诉皇上他那一套统治方法不行。老实说，这两封信无论内容还是语气，在我这个中国人看来，都是“直言犯上”的，在中国是要杀头的，起码要监禁几十年，可是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对托尔斯泰却并未采取任何惩罚措施（详见拙著《托尔斯泰与沙皇》）。

例四，资助。果戈理旅居意大利写《死魂灵》时遇到经济困难，急需资助，写信给尼古拉一世求助。从他1837年10月30日从罗马给茹科夫斯基的信里我们知道他收到了尼古拉一世的5000卢布的资助（据学者估算，这个数目当时相当于10个上校一年的薪俸）。后来宫廷女官斯米尔诺娃又在尼古拉一世那里替他求得一笔写完《死魂灵》需要的“资助”——3000卢布，每年支付1000,免得一次挥霍完。（详见拙著《果戈理与沙皇》）。

                   五、沙皇与文化氛围

    以上讲的是政治环境。除了政治环境，一国文学能否发展，跟文化氛围也有很大关系。所谓文化氛围，指的是整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包括：一、作家们的创作水平。一个作家的创作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他必须借鉴前辈作家和同辈作家的创作经验。如果前辈作家和同辈作家水平不高，那他的水平也不会高到哪里去。这就像珠穆朗玛峰只能出现在喜马拉雅山脉上而喜马拉雅山脉又只能出现在西藏高原上一样。二、专家们对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翻译、研究和评论水平。这是向作家提供营养的基地，就像登山队的后勤保障一样。 三、读者的文化水平。大概可以这么说，有什么样的文化水平就有什么样的审美品位，有什么样审美品位，就读什么样的文艺书。四、作家和出版社的价值取向。作家为了养家糊口，出版社为了赢利，都不能不迎合读者的口味。以上四种因素互为因果互相影响，构成了文化氛围。没有浓郁的文化氛围，很难产生伟大作家；而形成浓郁的文化氛围，也离不开沙皇的政策。如果沙皇彼得一世不实行改革引进西方文化，也不会有19世纪俄国文学；如果后来的沙皇实行愚民政策，抵制外国文化，当然国家也不会有浓郁的文化氛围，结果19世纪俄国文学当然也不会出现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一大批饮誉全球的大作家。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19世纪俄国文学获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跟沙皇对文学和作家采取的宽松政策和对外国文化采取的开放态度分不开的。但是对沙皇的这些宽松开明的政策，苏联时代是绝口不提的，原因大概有两个：一是那时实行的是另一种政策——无产阶级专政、党的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待异己作家的办法是批判，劳改或处死（详见Николай Кофырин ТРАГИЧЕСКАЯ СУДЬБА ПИСАТЕ-ЛЕЙ В РОССИИ (http://subscribe.ru/group/mir-iskusstva-tvorchestva-i-krasotyi/9830236/)；二是要突出经典作家的反抗性，也不能提沙皇的这种宽松开明的政策。

话说回来，沙皇之所以采取那种宽松开明政策，我看也不全是因为个人心存善良（虽然不排除这种因素），主要是因为沙俄是欧洲国家，全国上下都受欧洲影响。沙皇也许只知道或者只能以这种方式进行统治，沙皇没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那么英明，不懂得舆论的重要性，不懂得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不懂得利诱或威逼作家为其政治服务。

    沙皇政府毕竟是专制制制度，推翻它是完全应该的。现在俄国有些学者对车尔尼舍夫斯基等俄国19世纪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颇有微词  （见    http://ptiburdukov.ru/Справочник/Биографии/Чернышевский_Николай_Гаврилович ）。其实争取民主的先驱也未必会料到历史发展的结果，代替沙皇专制的制度会比沙皇专制更加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