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写作就是学习如何对付“失控”和“失衡”。但“对付”不是被动的反应，不是害怕，而是主动地去碰它。

“疯”很像是一个黑洞，如果别人只在洞口往里探望的话，我却想走进去。黑暗充满未知，我进去后很可能会找不到北，甚至走丢，但我还是想往里面走，往里面写。

我没想到会写一篇有关疯子的小说。想起来，第一次看到与疯相关的故事是小的时候看的一部电影，叫《妈妈，再爱我一次》，里面的女主人公，爱情和儿子的失去纠缠在一起，最后疯掉了。记得我当时受到震撼，电影院里的人一片抽泣声，我没有哭，父亲来影院门口接我，看见我傻站在那，不知我怎么了。

我没对父亲说我是被电影里疯了的母亲吓着了。一个人的突然发疯，是幼小的我不能理解的，但感到恐惧，现在想来，也是一种对自己未来的恐惧，恐惧自己会不会也发疯。这是极其模糊的感觉，一种不安全、不可预知的感觉，虽然，这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可那心里，像小时候玩耍时皮肤弄破而留下的一块疤似的，在我的记忆中留了下来。

小时候，我幻想过很多自己的未来，我非常渴望长大，成为自己渴望成为的人。那个时候，我们一家三口住在一个雨天常常漏雨的小平房里，对面是一个公共厕所。平房的门很矮小，父亲每次进门都要弯着腰，而我则来去自如，在那道窄门里，我长到了10岁。

因为是平房，从家里的窗户望出去，外面往来的路人和我是平视的，一墙之隔，他们却没发现窗户里面的我，而我可以没有顾忌地看路人。那时我小，要踩着凳子才能够着窗户。这分明是另一个世界。他们大多行色匆匆，有的人自言自语，有的喝醉了，晃悠悠地走过，他们的影子也随着时辰而变化，有时长，有时短，有时落在临街的屋墙上，月光下的人影则是很模糊的。

有一天非常热，阵雨之后，路面蒸腾的热气将行人和街景扭曲变形，尽管变形是轻微的，可是战栗不定，好像那些景物随时要蒸发掉了，我扒在窗边注视着这些，突然觉得眼前的东西是不真实的，这条街，这街的路面，这些偶尔来往的人，也都不真实。这时，一个女人走了过来，衣着破烂，我注意到她两只脚上的鞋不一样，一只是皮鞋，另一只是拖鞋，当我迷惑地盯着她的鞋的时候，她的脸贴上了我家窗玻璃，微笑地看了我片刻，走了。我无法描述她的眼神，也无法描述我当时的心情，只记得那眼神温柔而锐利，我从没在生活里见过那样的眼神，她怎么会注意到我呢，别人都旁若无人地匆匆走过，惟独她注意到了一个从未被发现的躲在旧窗户后小小的我。她离开后，我下意识地捏了捏自己的胳膊，我疑心这是个幻觉。直到今日，我还记得她的眼神，两只不同的鞋，和那炎热的下午。

长大后，总是住在高楼上。从高望下，下面的人动如蚁，可我无法看到战栗的人影和他们的眼神了，我也分辨不出谁在交谈，谁在自语。日子如此过去，多半是无聊和灰色的。虽芳龄二十郎当，但我感到自己是个失败者。一觉醒来，脑子偶尔也转不过弯来，过好一会儿才能回到现实。自己到底身处何地？窗外天高云淡。

《我准备不发疯》的初稿，也是想写一个失败者，一个中年女人，没了丈夫，没了爱情，没了钱，开始觉得不安全，怀疑人，怀疑世界，总觉得有人在害她，最后终于走向崩溃。后来着手写了，为叙述方便，我加了个“我”，写着写着，又加了一个“我”的爱人陈杰，加了一个“小雅”，等等，人物和故事慢慢多了些，也复杂些了，像一棵慢慢长大长开了的树。

此外，我的笔下出现了一些并非预设的角色，他们都是小人物，他们都有各自的纠结和苦恼，每个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很自我，很焦虑，也都有些孤僻，而这些呢，恰好是我能够理解他们、与之有感应的地方。孟德斯鸠说过人在悲哀的时候才像人，说得很真实。可为何幸福的人就不像人呢？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但我不知道答案。

我感到所谓失败的人通常是悲哀的人，悲哀的人也通常是不安的人，所以这类人会有很多不确定性，包括疯掉。所幸的是，人还有一个“控制”的理性，或者说得轻一点，都有“平衡”的理性，所以我们可以融入现实。但既然是“控制”和“平衡”，就有“失控”和“失衡”的时候，我也暗忖，人心里都住着一个疯子，只是人不大去多想而已。西班牙的著名画家安东尼·塔比亚斯（Antoni Tapies）在访谈中被问到是否吸毒的时候说，他是想的，但不敢，说“吸毒”像掉进“深渊”，一旦掉进去，就怕回不来了。“掉进去”，就是“失控”、“失衡”，但塔比亚斯的那类重视即兴的画，的确需要“非理性”的介入才可以打破常规。据记者说，他在画室里总是像困兽似的来回走，一边走还一边打响指，我猜他也纠结得厉害。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的对话都透着一种“痴迷”感。尤其是《地下室手记》的独白，多么惊心动魄，层层递进、丝丝入扣的意识流动，如此渗透心理的深渊，读了直让人发呆，觉得里面隐有“疯意”的摇曳，有着那种“战栗的”、随时会“蒸发掉”的意识。蒙田曾说学哲学，就是学习如何去死；我想，写作就是学习如何对付“失控”和“失衡”。但“对付”不是被动的反应，不是害怕，而是主动地去碰它。

《红楼梦》开篇的那首《好了歌》，几乎是把生活的警句全概括出来了，可如此大智慧的歌谣却出自于一个癫僧之口。曹雪芹如此的设计是有深意的，可惜曹翁没留下一篇“创作谈”来谈谈。80年代的老电影《芙蓉镇》，里面有个曾热衷于政治运动的疯子，一有风吹草动，他就率先感应，拿一面破锣在街上边敲边喊：“运动咯，运动咯！”嗓音沙哑悲凉。电视剧《冬至》有个目睹凶杀案的拉二胡的疯子，剧情里暗示这个疯子是知道真相的，导演给了不少镜头，但疯子却一直是沉默的，这个沉默太好了，意味深长，比说出来更迷人更隽永。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但我注意到，“疯”在那些作品里通常只是个点缀，点到即止，而我的《我准备不发疯》却相反，是把“疯”作为“主菜”的，这样多少有些冒险，“疯”的意识很难把握，弄不好，就显得过多和过量。

“疯”很像是一个黑洞，如果别人只在洞口往里探望的话，我却想走进去。黑暗充满未知，我进去后很可能会找不到北，甚至走丢，但我还是想往里面走，往里面写。在这篇小说中，我的企图不外是把“疯”的面貌强化，以破掉常见的思维模式。这当然是个冒险，因为“疯言疯语”，在今天的语境里带有贬意，常被讥笑，认为不足挂齿。福柯在《疯狂与文明》一书中提到，在文艺复兴时代，疯子被视为“不同”，而不是今天的“疯”。我的这篇东西，如果不能把“疯”变为某种“褒义”的话，我也试图让它成为一篇“不同”的文字，如果读者感到“别有洞天”的话，我会有意外的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