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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飞:《五人诗选》汉语现代性写作的新界面
    • 作者:赵飞 更新时间:2024-08-26 09:54:24 来源:原创 【字号: 】 本条信息浏览人次共有7716


    1986年编出的《五人诗选》,有北岛、舒婷、顾城等人,与30年后的这本《五人诗选——雷平阳、陈先发、李少君、潘维、古马》相比,前者是一条直线,而后者却成为汉语现代主义诗歌写作的新界面。它凹凸有致地对应于汉诗地图上的平原、山川、高原、河流和丘陵。以陈先发为代表的五位诗人,不再是一种对抗,而是与上述地貌建立了有效关联。

    21世纪以降,从外部看,诗歌似乎边缘了,沉寂了;然而在它的内部,中国当代诗歌真正丰腴起来,它已如此纯粹、深邃、复杂、自足,恰似一头正在酝酿吼叫的豹子,此刻远远地闲庭信步,对自我与前景却已胸有成竹。新《五人诗选》,大概可以为一般读者提供一次管中窥“豹”的机会,由此诱发他们对当代诗歌做更深入的阅读和观察。

    陈先发,安徽桐城人,地域文脉接续下的“仙风道骨”者。仙,对应于他对某种神秘气息、轮回观念的迷恋;道,基于他诗歌中对道统的执著。陈先发在写于1986年又改于2000年的《与清风书》这首诗中写到:“我想活在一个儒侠并举的中国。”这句诗庶几可以看成他诗歌精神的写照:如侠客般举着沸腾的血,又如儒者般深深怀着戒律,他的写作也由此逶迤展开。八九十年代的诗作不免有一种刻意而为的清高,充满书卷气,语言也空泛些。进入新世纪,他才真正把儒心侠骨在诗歌中铸造起来,《与清风书》的修改显示了这样一个转捩点。陈先发认为,写诗是一个用语言手段来辩证自我的过程,有一颗对万事万物的好奇心、有一颗力图“致良知”的心,这是最基本的。所以他有时把诗歌称作“致良知术”,他渴望恢复“道统”的“写碑之心”如此迫切,托物、言志、载道的诗学理念都明确灌注在写作实践中,每每用心良苦。且看他的孤傲:“它油腻腻的皮肉是本时代的文学,却不是我的。”(《捂腹奔赴自我的晚餐》)《鱼篓令》《青蝙蝠》《伤别赋》《悼亡辞》《黄河史》《春风斩》《病中吟》《秋日会》《南山述》,以及诸颂章,皆可见其深层批判与悲悯。长诗《写碑之心》从繁复的细节导向现代语言、知识人格的构建,沉着、踏实、稳健,把生命、历史、地理当下熔化成一股血脉,显露出触摸事物灵性与世界神秘性的雄心。近来他愈发表现出对语言中的“仁”有一种破釜沉舟的决心,在言说与不可说之间的张力中沉入了裂变的哲学,但“死神也不能让我丧失语言”却又显露出对诗的最高赞颂。

    雷平阳,云南昭通人。尽管我认为他的写作粗粝、血腥甚至暴烈,离汉语“温柔敦厚”的传统太远,但我不得不说他写出了一方水土中惊心动魄的“生死场”,甚至可以扩而大之为生命的“生死场”。那些千奇百怪的故事和命运,惨痛与麻木,落魄与孤苦,在他这里从来没有被遗忘。也许,生命的卑微、鄙贱必须通过一种泥石流一样的语言来堆塑、冲击,只有这样才是无欺的语言,才是“诗无邪”,这恰恰又吻合于“修辞以诚”的传统,没错,“子弹一样的/带毒的字词,总是催生出神来的异禀”(《在少林寺》)。因为那是经过了漫长的自我辩证的苦修:“终于想清楚了:我的心/是土做的。我的骨血和肺腑,也是土/如果死后,那一个看不见的灵魂/它还想继续活着,它也是土做的”(《尘土》)。可见,惊悚对于他也是一场漫长的勇气,他已先于文本承担了暴力的榨取,无故乎发出哀叹:“我与诗歌没什么关联了,风骨耗尽/气血两虚,不如松手/且听遍野哀鸿把自己的心肝叫碎”(《过哀牢山,听哀鸿鸣》)。诗歌中的勇士,岂不是雷平阳也。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雷平阳的慈悲,在于他持守一个牺牲者的立场,愤怒、挣扎和受难,一并由他的语言来承担,这岂不就是诗歌中的仁者?

    李少君,湖南湘乡人,与雷平阳可形成鲜明对照。他诗歌中没有湖湘人的野蛮、霸气,惟有一股漫溢山林的清新。他是一个前现代的文人,极度单纯而深情。他仿佛怀惴着一个火柴盒,随时可以掏出一根来擦亮情感的火花,正所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无论是在一棵菩提树下打坐、独坐海湾、隐身小亭子、滞留草原上的一个无名小站,还是开车时接到母亲一个电话、探望父母时的例行问话、陪伴父亲闲聊,皆能处处动情,情不自禁。而他的情感是从美人、亲人、山水和萤火虫的微弱光亮通向无际涯的神启的,这一点体现在《傍晚》《老年》《鄱阳湖边》《神降临的小站》等诗篇中。就此,我认为李少君的无限深情都是一种警醒与洗涤,久而久之成了对这荒芜横行无忌时代的一种期待,他把这期待投射于自然,因为他深知:“人不可能高过它,一只鹤的高度/人永远无法上升到天空”(《鄱阳湖边》)。那么,惟有纯粹我们自身,纯粹我们的情感,才能把黑暗推远一点,才能在天人之间形成呼应:“父亲的答应声/使夜色似乎明亮了一下”(《傍晚》)。这同时也是一个诗学问题,纯粹情感,抵达最高自然、神性自然,必须纯粹诗艺,经由强大主体的艰辛劳作,才会令我们、令诗人自己进一步地满足。

    潘维,浙江湖州人。阅读潘维就是走进江南,多年来,他一直以吴侬软语绘制着“血管里的液体江南地图”,并宣布:“我至高的美丽,就是引领他发现时间中的江南。”(《隋朝石棺内的女孩》)对,这是时间中的江南,是江南的灵与肉,江南的爱与死。正因此,这是永恒中的少女江南,她抵御着某种腐朽的、颓靡的、衰败的气息,而在汉语中力图呈现一种温暖与丰腴、精美与鲜活。只是,风迷酒醉的乡土如何在时间的冲刷下守住思想风骨,让诗人不是仅仅止于观赏已成棺材的太湖,倦怠地自讥为“汉语的丧家犬”,“只能对着全人类孤独地吠叫”,像“一条懒狗守护着乡愁”?潘维的反思与自我批判令人肃然起敬:“开始明白,古墓普通话/不可能和市井混混打成一片,/我暮色累累的岁月属于一种修辞浪费。”(《雪事》)或许,以阳明心学思想与江南风物建立关联,是潘维挣脱恶俗势力、得江南之道、化解疲惫“乡愁”的有效利器,格物可以不为致知,只为引领尘世上升的天堂。只是,在诗歌中要怎么体现,这既是一个诗艺的问题,也是一场修炼之途。

    古马,甘肃凉州人。这是一个执意在古典与陈旧中写作的诗人:诗经传统和民歌谣曲,倘能做到极致,仍然是当代诗歌的一条康庄大道。古马也正是在边地回应中心。如果说在青海流放过的湘籍诗人昌耀接续的仍是楚辞文脉,诗中多摇曳多姿的长短句配合、虚词连绵叠沓、词语古奥滞涩,那么古马传承的则是正统的诗经源流,语言简洁、节奏明朗,读着读着,会想要吼两嗓子。《西凉谣辞》《生羊皮之歌》《玛曲谣》《西凉月光小曲》《鹞子》《倒淌河小镇》,都径直让人想起豳风,毫无掩饰。古马对自己的诗学选择是洞明的:“海棠红的指甲/不知一座纪念碑的影子/像呼啸的火车/穿过夜半的中国”(《故宫鸦影》),诗歌写作中“纪念碑的影子”,很容易被处于一种“不知”境地。倘要重新引起时代和他者的瞻仰,常常要付出巨大的才华和劳作,“呼啸的火车”可以看成这一劳作的隐喻。

    五人诗选,是诗界整理诗歌的一个传统,有时候它展现一个流派,有时候体现一种理念,有时候异彩纷呈——正如我们所谈论的这一本。这正是当代诗歌的丰富性和深层潜力所致,诗人们懂得反思自己的写作理念并在实践中纠偏,对传统进行遗传和变异,与其他诗人对话、碰撞、相互激发,你很难用一元论的美学来召集诗人和作品了,这也正是现代性的扭结与对称所在,令我想到卡夫卡的小说《地洞》。当代诗歌的内在形貌类似于这样一个四面八方曲径交叉的地洞,读者基本上可以在每位诗人那里找到属己的出口,每一道出口都是一种希望,供诗人、供读者在枯竭与危机中选择,如此,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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