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初，关于戴望舒的诗歌语言，余光中曾经有过一番发难。大意是说，戴望舒的诗歌语言有许多缺陷，远远没有达到成熟；而这样的有着致命语言缺陷的诗人，居然占据着新诗史上一个显赫的位置，是很奇怪的。由于诗歌是一个特殊的语言竞技场，所以，后来的诗人意识到前驱者的语言局限，不仅意味着他自身的成长，而且也是诗歌自身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但是，在余光中对戴望舒的责难中，令我感到吃惊的是，后来者对先驱者所依傍的语言资源和所处的语言环境缺少必要的同情心；不仅如此，余光中对戴望舒的语言才能的判断也极有问题。而最大的疑问在于，当我们用今天的关于诗歌语言的标准去衡量戴望舒那一代诗人时，我们所运用的尺度本身是否具有充足的客观性。

问题不在于戴望舒的语言是否成熟，或者是否完美，因为这太像是一种趣味之争。在余光中对戴望舒的责难中，让我感到不够公允的是，他的批评更多的是出于他自己的语言趣味；并且，他把自己的趣味当成一种客观的审美标准来运用。这样，他得出的结论——戴望舒的诗歌语言不成熟，便令人疑窦丛生了。因为在新诗史上，就绝对的语言才能而言，大概只有两三个诗人能和他匹敌。当然，由于戴望舒所处的时代，新诗语言的整体水准比较低，这或多或少影响了他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在个别的文本中，他的语言确实有不少毛病，但必须意识到，无论这些毛病有多少，它们和戴望舒对诗歌语言的自觉意识相比，和他所拥有的语言才能相比，甚至和他自己的另一些更优异的文本相比，都是非常次要的。在我看来，戴望舒目前在新诗史上享有的显赫的位置，不是由于其他的原因，比如，不是由于他在主题上的开拓精神，不是由于他在风格上的创新意识，恰恰是因为他在诗歌语言上显示了一种令人难忘的造诣。如果人们要在新诗的发展史上，为诗歌语言的进展和成熟树几块纪念碑的话，很多名声显赫的人都可以被忽略，但戴望舒的这一块碑是一定要树的。

也许，更需要我们自己不断省思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新诗语言的成熟?为什么很少有人指责小说的语言不成熟，或是抱怨散文的语言不成熟?新诗的语言，在本质上和小说、现代散文的语言是一致的。尽管有过一些短暂的偏离，如新格律诗运动，但在总体上，它根植于“五四”知识分子启蒙主义的语言观及其实践：即用来创作新诗的语言，不再是一种特殊的文学语言，而是一种和用来创作小说的语言没有什么本质差别的语言。不要小瞧这其中界限的消弭，它预示了一种新的诗歌理想，也揭示了一种新的语言态度：诗歌的语言应该趋同于日常语言。它更极端的主张是，新诗的语言应该口语化。

忽略这样的前提，或者，不认同这样的语言观(在某种意义上，它也可以说是一种语言美学)，当然也可以。然而，倘若把这忽略作为一个出发点，笼统地说这样的诗歌语言实践本身存在致命的缺点，并进而从总体上断定新诗的语言不成熟，这样的结论就未免给人雌黄之感。这里，问题不仅涉及到有关诗歌语言的分歧，而且也涉及到相关的争议：什么是新诗?什么又是新诗的成熟?我经常听到来自各种文学势力的人物说，新诗还不成熟。而一旦验查他们所使用的文学标准，就会发现他的对新诗的理解充满偏见。

在我看来，二十年代后期，新诗的语言在徐志摩、闻一多、冯至那一代诗人手中就已经显得很成熟了。尽管现在流行的文学史和诗歌批评喜欢对徐志摩说三道四，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夭折的大诗人，而不是人们所习惯认为的什么二流诗人。进入三十年代，卞之琳、艾青、戴望舒在诗歌语言上取得的成熟，更是锦上添花，令人称羡。以现今的眼光观之，也许稍嫌菲薄，但它们绝对有金子般的质量，是一笔令人难忘的语言遗产。如果对这些诗人的成熟视而不见，大谈什么新诗不成熟，或新诗的语言不成熟，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不是这些诗人在语言上是否成熟有什么问题，而是责难者自身关于诗歌的观念有问题。

回过来再说戴望舒。作为一个诗人，他的优异常常令我吃惊。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天生的诗人，而是现代意义上的天生的诗人。换句话说，他是一个对现代情绪有着特殊敏感的诗人。沉默，曾经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的一个基石。而同样的沉默，也是戴望舒的诗歌的基点。在评价戴望舒时，艾青的取舍非常耐人寻味。他称赞戴望舒是“一个正直的、有很高的文化教养的知识分子”；这里，“教养”一词，不仅涉及对戴望舒作为一个诗人所具有的品质的评价，而且也涉及戴望舒与新诗史的关系。它的潜台词是什么呢?在艾青的意图里，肯定部分地包含着这样的感叹：新诗历史上，也许有过一些诗人写出过不错的作品，但是有素养的诗人是非常罕见的。而戴望舒是这样一个诗人，他不仅展现了他对于新诗的素养，而且也体现了诗歌本身的素养。在论及戴望舒的语言时，艾青的称赞更是毫无保留：“他的诗，具有很高的语言的魅力。”

无疑，在看待戴望舒的诗歌语言的问题上，艾青和余光中的言论构成了一种鲜明的比照，但也必须明白，这种比照也许有趣，却并不构成反驳的逻辑。也就是说，艾青对戴望舒的诗歌语言的赞誉本身还不足以反驳余光中的非难。它只是从一个侧面表明，如何衡估戴望舒的语言成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而且很可能，还牵涉到对整个新诗语言的发展状况的判断。如果考虑到两位诗人的语言趣味，那么，在他们的评价中出现的反差确实显得意味深长。因为在驾驭诗歌语言方面，艾青的才能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余光中的诗歌语言也很有特色。

戴望舒的诗歌语言究竟有什么问题呢?它真的如余光中所认为的那样存在着不成熟的问题吗?或者干脆这样问吧：相对于什么样的语言标准，相对于什么样的诗歌美学，戴望舒的语言才是不成熟的呢?

在戴望舒的诗歌中，他的语言才华展露得不平衡，是一个事实。但这种现象普遍地存在于每个优秀的诗人身上。也不妨说，无论多么优异的诗人，他都会遭遇类似的问题。如果仅仅以一位诗人在某些作品中的语言缺陷，来判断他的诗歌语言不成熟，这样的视角在批评方法上就非常可疑。对戴望舒这样的语言高手而言，这样的批评视角尤其显得不够公允。从新诗历史的角度看，如果说到诗人对语言的感觉。那么我要说，戴望舒的同代人很少能与他比肩。他是他那一代诗人中对语言考虑最多的诗人之一，也是在诗歌中将语言运用得最纯熟的诗人之一(虽说并非总是如此)。当然，不是说戴望舒没有自己的语言局限，比如在措辞中，他有偏于甜腻和夸饰的缺点。但这些瑕疵，与他对诗歌语言所拥有的强烈的自觉意识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戴望舒一生写作的新诗不过百首左右。仅凭这些诗，他也许还不能成为一个大诗人，但却足以跻身新诗历史上最优秀的诗人的行列。这些诗中，有十来首是极其优异的诗歌，其中至少有一首短诗够得上伟大的标准。当然，无庸置疑地，它们也是成熟的诗歌，无愧于正在形成的新诗的传统。作为后进的诗人，可以避开这样的传统，但有所损失的，肯定不是戴望舒，而是这些后进诗人自己。

这里，我只想谈及戴望舒的一首短诗：《萧红墓畔口占》。一九九五年中，余光中来北京大学做讲座时，在质疑他对戴望舒的语言评论时，我曾举出过这首诗，指出它在语言上不仅成熟，而且这种成熟还延伸到风格的层面，并说它是新诗历史上最伟大的短诗之一。我很难想像，真正懂诗的人在读了戴望舒的这首诗后，还会说戴望舒的语言不成熟。或者，还会泛泛地谈论什么新诗的语言不成熟；或者，更拙劣地笼统地谈论什么新诗不成熟。

八十年代早期，当我开始写诗的时候，我就会背这首诗。但是更经常地，我会鬼使神差般走到书架前，把《戴望舒诗集》抽出来，翻到第一百四十五页(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默默地读上几遍。无疑，这情景带有某种仪式的色彩，我喜欢用目光面对这首诗，凝看它滞留在语言中的那物质的一面。多年来，我一直认为，这首诗是新诗桂冠上一颗闪耀的明珠。现在谈论诗歌时，我已很少使用听起来过分的言辞，但是我仍然禁不住想说，这首诗是一颗无与伦比的明珠，是珍品中的珍品。在新诗史上，十行以内的诗中，没有一首能和它相媲美。

《萧红墓畔口占》只有短短的四行：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这首诗最令人吃惊的地方，就在于展露了一种诗歌的成熟。这种成熟不仅涉及到诗人的心智(特别是生与死，自然与人生的关系，对自身境况的意识)，也洋溢在诗歌的语言上(如此干净，朴素，洗练，而又富于暗示性)；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其中所包含的不同层面的成熟之间的相互协调。

从类型上说，这首诗仿效了悼亡诗的传统，但由于诗人和被追悼者的关系只是作家之间的倾慕，所以它在借助悼亡诗的基本情景的同时，又迅速偏离了典型的悼亡诗的图式，转而探询人生的奥义。这首诗的基本场景是，一个男人在一个女人基前表达他的哀思。对于被悼念的对象。诗人并没有倾注过多的笔墨。比如像传统的悼亡诗那样，大肆渲染死者的品貌。在这首诗中，人们大致可以看出，作为诗人的戴望舒对作为一个女作家的萧红，是怀有好感的。这种好感最好被界定成一种作家之间的钦幕，而诗人在传达这种钦慕时，表现得非常克制，这种克制又透露出一种深沉的品质。所有这些，都是通过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首先是现象的陈述：“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耗费六小时去给死者上坟，而且完全是步行，这看似平淡的叙述中，却暗示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深深的怀念。这里，有两个精确的细节特别强化了其中的情感意味。一是，时间的细节。诗人和女小说家之间并没有血统和亲情关系，连结他们的只是一种作家之间的友情。所以，诗人坚持步行六小时，去给另一个人上坟，便显得十分可贵。因为这种行为不出于义务，而是出于心灵深处的冲动与高贵。二是，历史的细节，或说，这首诗的写作年代。它不那么直接，却对理解这首诗非常关键。这首诗写于一九四四年秋天。当时整个中国正值烽火连天。在这样的战乱环境中，诗人默默地走上六小时去给一个亡故的友人上坟，便显得意味深长了。也正是在这里，这首诗开始偏离悼亡诗的传统范式、加入了谈论人的命运、生与死的关系以及对自身生命的意义的觉察的内涵。其次，间接的方式还表现在诗人所使用的一个隐喻：“红山茶”。这一隐喻非常生动地传达了诗人对萧红的赞美与激赏。在现代文学的传统中，“茶花”一直被赋予高洁、自然、清纯、朴素、秀逸等内涵。这首诗中，“红山茶”孕育这首诗的感情深度：细腻，深沉，节制，委婉中蕴涵着激情。

在这首诗的前两行，还有一个对比也运用得非常巧妙。六小时的行程喻示一种“长度”(时间上的，空间上的)，而且诗人也点明了它的性质，它令人感到内心的寂寞。也不妨说，在这种“长度”里，还包含着一种“重”，即它通过寂寞给人带来了内心的沉郁，它指涉了我们内在意识中的生与死的关系。而“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这一句，却闪露着一种动作上的短促与轻逸，只是那么轻轻地一放，将一束美丽的鲜花点缀在墓畔。一长一短，一重一轻，透露出诗人内心情感的波折。另一方面，它们也建构了这首诗层次分明而又曲折跌宕的结构。

“我等待着”，这是诗人对情景的现场说明，也是诗人对自己在时代与人生中所处的位置的一种解释；更进一步地，还是他对自己在那样一种位置上他所展现的人文姿态的一种省察。“等待着”什么呢?问题早已经提出，它们纷繁复杂，涉及人生，自我，生与死，时代的前景，个人的前途，心灵的隐秘的渴望。答案呢?它似乎存系于茫茫天地间。后两行诗中的转折句法，也可以理解成一个特殊的悖论。表面上，“长夜漫漫”代表了一种特殊的时间现象，它独自流逝，超然于人生，拒不回答诗人在他的心灵里的追问与等待。而“你”，由于身处冥界，也无法应答诗人内心的期盼与疑问。但在另一个层面，作为心智成熟的诗人，戴望舒实际上懂得，在某种意义上，他期待的回答(至少是部分)已存在“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这样情景之中。在这种情景中，安详、恬淡、超然，甚至某种冷淡，都构成了对人生的评价，并将这评价延展到对生与死的领悟中。此外，在这里，“闲话”一词，还给这首诗带来了一种特殊的反讽意味，这种意味反过来又揭示了诗人内心的成熟，特别是在面对命运多舛的人生的时候。

如果非要谈新诗语言的成熟的问题的话，那么在这首诗中，戴望舒所展现的诗歌上的成熟是令人惊叹的。首先是语言简朴，干净，亲近口语，节奏按照诗人内心的情感的波纹进行了锤炼，而且非常谐调。其次，在修辞上，诗人对他早年的夸饰倾向也有所节制，隐喻的运用和诗人对人生的洞察结合得异常准确。再次是结构上的平衡。这首诗在主题上承载了丰富的内涵，也融有多重的对比关系，却仍然保持着一种艺术的平衡。在视觉上，它展得像一幅画，而在心理上，它展现为一种从容面对各种命运的情境。就阅读而言，它更是符合诗歌的现代趣味。它自身的蕴藉饱满、自足，有深邃的玄想，又有克制的反讽；同时，也给每一位接触它的读者留下了充分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