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战略形势是：批评家和作家共享着理论的武库，已全然不具备祭出“独门暗器”的可能性。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批评家仍然幻想像二三十年前那样挟“理论”的秘笈以自重，势必会输得一塌糊涂。

在我看来，狙击战术才是真正适合当下批评家操作的。一个优秀的批评家，总是能够在潜心的阅读观察后一针见血地点出批评对象的症结所在。这种效果，是冲锋之前的炮火准备和冲锋之后刺刀见红的白刃战所难以企及的。

此处的“战略”和“战术”均借鉴自军事术语，都是与“打仗”有关的大词。为了便于理解，不妨将它们置换为英文语境下的strategy和tactics。两个英文单词在辞典中都有“策略”的含义，但侧重点各有不同：前者是从全局考虑、谋划实现全局目标的规划，后者则是进行战斗、实现目标的具体方法；战略指导战术，战术是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从修辞的角度考察，我们习惯于将文学批评活动视为批评家和作家、作品以及文学现象之间的“交锋”，似乎默认了“文学批评”和“打仗”这两个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领域之间存在某种相通之处，因此，“战略”和“战术”这两个概念也便有了推广至文学批评领域的可能：批评家对文学发展状况的整体估量和判断可以被视为一种批评“战略”，“战术”则指批评家面对批评对象时的具体操作方法。

具体的批评文本理应具有无限复杂性和多样性，这正如在战场上运用战术时必须灵活，针对不同的对手随机应变，“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否则就会如纸上谈兵的赵括，贻笑大方。所以，除了某些常规的“战术动作”，抛开具体的批评对象空谈文学批评的战术问题是愚蠢的。而因为所处的高度不同，战略虽然也有适时作出调整的必要，但无论是方向的转移还是力量的分配，都有规律可循；对文学批评战略的讨论，也因此更具可行性。

战略所考虑的是全局目标的实现。自文学批评诞生之日起直至当下，目标其实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一言以蔽之，就是“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在鉴别的基础上促进创作的发展。虽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但我们仍然无法想象没有批评介入、“野蛮生长”的创作将会是怎样的良莠不分或泥沙俱下。时下批评界征引率极高的文学（艺）批评要“剜烂苹果”的说法出自鲁迅先生之口，它既是方法论，也是世界观。究其本意，“所希望于批评家的，实在有三点：一，指出坏的；二，奖励好的；三，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剜”是战术，其战略目标则与古往今来的文学批评并无二致。但当下文学批评所面临的战略形势与鲁迅的时代相比，的确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为突出的一点，便是“批评家”已经作为一种职业独立出来；而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关系，也屡屡发生微妙的变化。在鲁迅所处的时代，几乎不存在专业的批评家；那些发表在《新青年》《语丝》或《晨报副刊》上的批评文章，绝大多数都出自作家之手，其余则是学者们在学术研究之余所作。倘若要列举当时最为出色的评论作者，范围大抵不出鲁迅、茅盾、郭沫若、周作人、沈从文的范围。这也正是鲁迅呼吁“我们要批评家”、要“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的原因。此后批评家与作家队伍虽然渐渐开始分离，但由“左联”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们至李健吾再至胡风，批评家和作家身份之间仍然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直到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生根本变化，批评家和作家之间的分野正式形成，“批评家”更多情况下是以“理论家”和文学官员的身份出现在文坛之上，颐指气使地指导创作，令人望而生畏，肃然起敬，20世纪50年代讽刺电影《未完成的喜剧》中易滨紫（“一棒子”）式的“批评家”不在少数。但进入新时期、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关系再次发生变化，确切地说，由于思想观念的放开、教育水平的提高和传播方式的进步，原本看起来高深莫测、甚至被视为需要坚守的意识形态领地的文艺理论开始越来越多地为作家所接触，涌现出一大批学者型的作家。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的阅读面和知识储量都远远超过了时下批评家的平均水平，创作的经验加上理论的储备，如虎添翼。拥有硕士乃至博士学位的小说家和诗人早已不是特例，而随着创意写作概念的引进，复旦、北大、人大、北师大等名校开始大规模培养写作方向的研究生，更是对这一热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今的战略形势是：批评家和作家共享着理论的武库，已全然不具备祭出“独门暗器”的可能性；过去的批评家面对的是“敌明我暗”的有利地形，现如今则是互亮底牌，“敌明我明”，甚至在面对某些作家的时候会发生180度的大反转，成了“敌暗我明”。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批评家仍然幻想像二三十年前那样挟“理论”的秘笈以自重，势必会输得一塌糊涂。

对待“理论武库”的态度，成为时下以“学院派”为代表的批评家屡遭诟病的原因之一：或是拘泥，以理论为框架，不考虑实际情况地往这一框架里填塞作品；或是玩弄、回避价值判断，犬儒地、虚空高蹈地借理论对作品和现象进行架空分析。对待武器装备的态度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这种“惟武器论”的指导下，许多批评家既不对理论进行“武器的批判”，因此也就不可能将理论应用为“批判的武器”。在他们的批评文章中，读者看不到有的放矢，而只是理论的“空对空”互射；一串串曳光弹在空中划出炫目的弹道，煞是好看，却没有一发能够击中目标。还有一些批评家连“惟武器论”都谈不上，而是对理论和创作领域的新发展新变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妄图一劳永逸地应对日新月异的战场形势，例如以老旧的理论范式去分析如井喷式涌现的新媒体文学，无异于义和团用大刀长矛对抗八国联军的快枪利炮。这样的批评对决，焉有不败之理？

正如一个伟大的元帅能够统领千军万马却往往不能指挥一支连队打一场漂亮的伏击战一样，许多批评家对于当下文坛战略形势的变化洞若观火，在具体的批评实战中却总改不了眼高手低的毛病，选择了不恰当的批评战术而影响战略目标的达成。比如说，时下的批评界流行近距离“贴身肉搏”之风，一部新作甫一问世（有时甚至尚未问世），批评家们便端起刺刀一哄而上；或是热衷于抱着冲锋枪朝着目标胡扫一通，痛快倒是真痛快，却既不在乎射击的效果也不考虑弹药的消耗。这样的批评家，智商情商实际上均与李逵无二，更比不上用计擒得严颜的张飞。

在我看来，狙击战术才是真正适合当下批评家操作的。狙击的精髓在于远距离观察基础上的精准打击，不是目标一露头就开枪，而是力争以最低限度的消耗和伤亡去最大限度杀伤敌人的有生目标。它所强调的是一个“准”字，在这一点上与文学批评“针对性”、“有效性”的要求不谋而合。更重要的是，在战场上，狙击手常常被委以“擒贼擒王”的重任，只需一枪便可置敌军于群龙无首的窘境；而一个优秀的批评家，也总是能够在潜心的阅读观察后一针见血地点出批评对象的症结所在。这种效果，是冲锋之前的炮火准备和冲锋之后刺刀见红的白刃战所难以企及的。

尽管对文学批评边缘化的担忧由来已久，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文学批评”已经换上了“文化批评”的华衮，但当下文学批评的活跃度在历史上是少有的。从报纸、期刊、图书到广播、电视、互联网，批评家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遗憾的是，这些海量而“及时”的“批评”，大多数都是浮光掠影、蜻蜓点水。批评家们好似武工队员，在文学据点的外围开展游击战、麻雀战、破袭战、骚扰战，却始终无法对敌军主力予以致命打击。游击战式的文学批评，无法应对大军压境的敌情。批评家们，是到了转变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实施大兵团决战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