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去广东清远躲霾，粤北山区仍是一片葱茏的景色。我和几个也已退休的朋友惬意地泡温泉，发现形态各异的一个个温泉池，是连通着旁边的一座大湖的。温泉湖水的浮力，使人很轻松地可以在水面漂浮。我不由得想起了年轻时读过的苏联女作家尼古拉耶娃的长篇小说《收获》，主人公赞颂他们欣欣向荣的集体农庄时说，我们的集体是一座“不沉的湖”，关键时刻托住你，不让你沉沦；一旦时机成熟，就毫不犹豫地信任你、给你施展才华的平台。

不沉的湖，是对一个集体的赞美。

退休了，离开了集体，对这个“湖”倒有了一些感悟。

按说退休后可以尽享天伦之乐了，而于我，最大的知足是卸下了担子，也就远离了责任，可以不再“担惊受怕”了。何以叫“担惊受怕”？是与我供职的单位性质有关——我所在的集体是一家党报。我经常在回家的路上被报社办公室一个电话追回；而主管我的一位总编辑来电话，第一句常是严肃地问：“你在哪里？”

朋友不解地问，你这么受“折磨”，干吗不“跳槽”啊？

我说，容我给你们讲几件小事儿，也谈谈我30多年来感悟到的这座“不沉的湖”的一些细枝末节吧。

1982年大学毕业，我很不情愿地被分配到北京日报社。报到时，很诧异这根本不像我想象中的一张北京地方报纸，因为我最先接触到的两位编辑，都是地道的上海人。那时，大学毕业生分配到报社，一般要先到总编室上一年夜班。带我的要闻版编辑庄兴昌、徐炳炎两位老师，都不是北京人，他们的兢兢业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每当长夜即逝的黎明时分，夜班编辑要完成最后一道程序——下清样前“唱稿”（把一版从报头的天气预报一直念到最后一个字）时，两位编辑不知不觉地就有“侬侬”的上海话出来了。再加上值夜班的副总编辑唐纪宇同志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真让我这个北京小伙儿不知身在何处。一年的夜班工作结束后，我去见一位白班副主任朱大姐，她一开口也是“阿拉阿拉”的。我想，包容，就是报社的一种文化。我们虽是地方报纸，却海样胸怀，广纳贤士。至今，我们报社年轻的总编辑是南方人，有位副总编辑是安徽人，说不好普通话。

其实，我在1975年就给报社写稿了，那时我在京郊农村插队当知青，给我改稿编稿的报社编辑叫方孜行。我崇拜老方，他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出名的工人诗人，当时也是报社发稿最多、写得最好的记者之一。从1975年到我考上大学，再到1982年毕业来到报社，这六七年中，我和老方有过大量通信。他给我来信或回信，有时是用报社的印有“北京日报”大红字的信封，不贴邮票；有时是用自己买来的信封，贴有邮票。久而久之，我发现其中的缘由了：凡是有关工作的，比如谈稿件、寄小样、寄报纸等，都是“公函”，他用报社的信封，走“邮资总付”；而谈业余创作、谈生活等与报社无关的事，他一律用自己买的信封，贴邮票后再寄出。后来和他成为同事后，我去他的办公室，见他桌子上还有一摞待用的信封、邮票呢。其实，报社从未有过这么细的规定，老方却一直坚持到他60岁退休！

有时友人聊天，常听到一些乌烟瘴气的事，我发自内心地说，这事在我们报社行不通。我真的信任我的报社、我的上级。是不是我在报社工作一直很顺呢？恰恰不是。某一年，我的事业跌到了谷底，从一线记者、亚运会报道组组长的位子，一下调到夜班做检查员（比校对高一点，算编辑部编制）。我万念俱灰地来到夜班报到，让我没想到的是安排给我的办公室仍是两人一间的。我听到有人去责问总编室主任，主任一点不客气，说：你们能和李培禹比吗？这已经够委屈他了。就在上夜班期间，我编著了《走进焦裕禄世界》一书。出版社要搞个首发式，提出报社能不能来一位领导出席，我十分犹豫地找到社长满运来，他说，我去。满社长不但参加了首发式，还细心地通知总编室，新华社关于首发式的消息可用。满社长后调任市政协副主席，现已退休多年，我始终没有对他说过一个谢字，一当面就说不出口了。

我们报社的职工一直令我敬重，其实他们都是报纸的第一读者。我有时写了比较好的稿件，他们会不吝溢美之词，给你很大鼓励。我心灰意冷的时候，他们的大白话充满了温暖。有一个时期我不写稿了，心情灰溜溜的。一次，复印室一位大姐见到我，问：你怎么不来我这儿复印资料啊？别人都复印呢，申报高级职称啊！我说不费那劲了，我没戏。她大声对我说：你没戏谁有戏？你在报社那么多年，我们都看着呢。你把东西拿来吧，我给你复印。

这话，大姐可能早忘了，但我却一直记着。说到申报高级职称，还有个小插曲：我填表时有一项是报社领导意见，我的心有点凉，因为就在前两天，我和主管我的总编辑严力强因为工作刚吵了一架，双方都红了脸。几天后当我从职称办取回申报表，打开一看，领导意见一栏写得满满的，是他“力挺”我的一段高度评价，全然没有一点个人恩怨。后来，力强调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委副秘书长，我们很少见面了。那年我的一篇报告文学得了中国新闻奖，我接到他的短信：“培禹：祝贺你，谢谢你！”“祝贺”是给我的；“谢谢”是他站在领导的高度对我为报社、为北京市赢得荣誉的肯定，他是我的知音。

后来，我来到“秋天的团泊洼”，领取全国首届“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说实话，在此之前，报社领导通知我参评这个奖时，我没有推辞，因为我真的愿意得到这个以孙犁名字命名的奖。而且我认为，这样一个奖不是奖给个人的，是奖给获奖者所在的部门的，再往大点说，这个奖是对整个报社重视副刊、办好副刊的一个褒奖。我为我供职的报社拿回了这个奖，心里很欣慰。

该说说大集体中的小集体了——我所在的报社副刊部。有一年春节，报社举办团拜会，编辑部各部门都有一段自拍视频播放给社领导看。有些部门做足了功课，总之要把成绩说够。我问几位编辑怎么拍？大家纷纷说当然是办好副刊啦！于是，我们副刊部9个人排成一排，分别举着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颁发的“优秀会员单位”金牌和各种获奖证书，齐声高喊的是：“稿费太低，太低！太低！实在是低！”

人总要老的。终于退休了，一阵轻松，也有点难舍，但我还是当晚悄悄退出了我们部门的“微信群”。不想，我又被拉了进去。再退，又被拉回。副主任戎戎留言：“老培大哥不能走哇！”美女编辑赵耕说：“别走，每次给大家带我爸腌的咸菜，都有您一份儿啊！”

哦，我们的集体是一座“不沉的湖”。我庆幸在这样的“湖”里劳作过、失误过、贡献过。至今，我还感受着她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