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十八岁时，我在莱内（Rheine）的高中第一次读到了卡夫卡的作品。莱内是当时西德西部的一个小城市，它有两千三百多年的历史。那所学校也比较古老，大概是在三百五十年前建立的。我们的老师非常严格、非常保守。不过，他们还是经常给我们介绍最新的、最进步的文人与思想。有一天，我们的德文老师要求我们跟他一起朗读和分析卡夫卡写的一个短篇小说。这个作品的题目非常奇怪，它叫《骑桶者》， 写法也古怪，今天说它是 kafakaesque，这是英国评论家1938年编辑的新的形容词。总之，我们不懂。人怎么能骑桶呢？疑问很多，我们糊里糊涂的。

在中国诗人于荣健《有意拖延的告别》这部读书笔记里，一共有八篇文章分析卡夫卡的作品，其中就选了这篇小说。这让我非常感动，因为他带我回到了往日的时光。这样的岁月已经逝去五十多年了，中国人说，往事如烟，不但是他在思考自己初读这部作品的时光，也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纪念我的学生时代。因此，他和我的记忆，如同卡夫卡感召下的一对好兄弟。我们都知道，怀念不只是情感方式的打开，更是所有写作的开始。

学生时代第一次读到卡夫卡，虽然什么都不清楚，但我们觉得作者的语言令我们神往。因此，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和我的祖母在故乡策勒( Celle)度假时，就把卡夫卡的全集都看完了。这大概是1964年。我看得懂吗？看不太懂。事实上，至今在德语世界，能看懂卡夫卡的，仍属少数人，而且大部分还是知识分子。那么，为什么还要阅读呢？是因为卡夫卡的语言。文学首先是语言，语言有它的标尺，可能除了语言之外什么都不重要，又或者，至少其他的不那么重要了。当时我已经开始写作了，写诗、写小说、写评论，从那时候起，好的语言就是我的写作目标。也许，还是我唯一的目标。

好的语言，好的德文，这就是卡夫卡。从今天来看，卡夫卡属于捷克人。从当时来看呢？他是奥地利人吗？算了吧，别再问。欧洲的历史太复杂，一时也解释不清。这样的情况却经常困扰着我们：当我们谈论我们自己的祖国时，我们却没有固定的国家。不过，反过来想，坏事变好事，不少语言我们都学到了，尽可能学习更多的语言，才能有比较、有辨别。卡夫卡至少熟悉三种语言：犹太语、捷克语和德语，但他用官方语言德语写作。很多凭借德语创作了杰出诗篇的著名诗人，不一定就是德国人。真正的艺术家是没有国界之分的，欧洲太多这样的情况，没有民族，甚至没有具体的故乡。最好的语言，就是作家最好的家园。

对我来说，读卡夫卡就得丢掉自我，因为他语言的吸引力太大了，一不小心就会失掉自我。所以，到十九岁时，我决定一辈子不再读他的小说了。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忽然有一位比我年轻得多的诗人，请我为他的这本有关卡夫卡的书写文章。几年前，我在中国海洋大学教书时，他就曾提出过这个问题。当时我说，不能。我发誓永远不要再看卡夫卡的“致父亲的信”。我跟我的爸爸早就告别了，还要重复告别吗？他已经死了，死了三十多年了。如今，我是四个孩子的爸爸，还必须回顾吗？不要。我们这些在“二战”中长大的孩子都没有父亲！如果有的话，我们讨厌他们。他们把我们的语言破坏了，给我们吃发霉的面包和狗都不想吞下的香肠，冬天也没有像样的御寒衣服和鞋。因为饥饿的记忆、苦难的记忆，还有一代代人秘不可宣的那些个人成长史，我们也想跟卡夫卡一样“打倒爸爸”，却又不得不用写作记录下这一切。

我写的第一部小说集《黑色的历史，黑色的故事》(2005年)，大概还是受到了卡夫卡的影响。究竟是不是这样，我不敢再深究下去。再读于荣健的新书，我就不得不回到我的过去。用汉语的说法，不堪回首又不得不回首。当然，这也是卡夫卡的书信方式。我每天写信，每天会碰到类似他小说的主人公“K”， 每天早上要签字，每一次签“ K”，那也是我姓氏的第一个字母。信中我跟于荣健开玩笑说他是“小卡夫卡”，我是“老卡夫卡”，这的确是我们常常遇到的生活的“陷阱”。

无论如何，我好像还是学会了布拉格人跟别人打招呼的做法。与人碰面，他们会说： “卡夫卡，卡夫卡”。其实，这是“你好”的意思。这个问候的含义很深，它的潜在的意思是：“你已经异化了还是没有异化？” 好像我们没有经过异化的过程，就不是现代人 (modern wo/man)。这个问题每个人几乎都会遇到，只要他稍加思考的话。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他肯定有这样那样的遭遇和经历。也许不被别的东西异化，就被自己异化。它是一个疑问句，但语调幽默，好像人人都是这样过来的，十分肯定。

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住的房子，如果要住得舒适的话，就需要优质的语言。优质的语言并不罕见，不过，它需要耐心和发现。这样，才能建造起自己牢固的房子，风吹雨打也可以保护自己，以免受到伤害。

对于卡夫卡，中国也有信达雅的翻译，特别是叶廷芳先生的。因此，中国的读者应该能领略得到卡夫卡优质的原文和译者优质的译文。于荣健用叶先生的译本，并用了不少引文，以利于读者的阅读和思考。他从引文出发来阐释卡夫卡的作品，引经据典，有据可查。这是研究作家作品的可靠方法。建造房子的基础很好，有石头、有砖瓦，还有木料和水泥，以及他前后差不多十多年的精心打磨。

写作就是卡夫卡的存在，最重要的存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在写他的小说和其他文字。睡觉是次要的；出名无所谓；有没有读者不要管。卡夫卡为文学而生，为他自己而从事创作。生活为文学而非文学为生活，他敢于牺牲自己又重新创造了自己。我们嘴上常说，过文学一样的生活，大多数人都只是说说而已，只有极少数人这样做了。卡夫卡是一个勇敢的人，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另外，大概只有这样，他才能解决他生活中的毛病、他的忧郁症。他必须这样。忧郁、写作与病态是分不开的： 从杜甫到歌德，我们都能听到这类的信息。写作是诉苦吗？从卡夫卡那里来看好像是这样的。不过，我们的布拉格小说家宁可要一种冷静的态度。非常冷静，有时冷静得可怕。面对死亡，他还在维也纳郊外的医院病床上继续修改、校对他还没发表的作品。对卡夫卡来说，写下文字，就是他生活最高级的完成。其他的都可以牺牲，也包括爱情在内。

我们都知道卡夫卡在他的遗嘱中说要把他还没发表的大部分作品烧掉，幸亏他的朋友布罗德没有听他的话，给我们留下了二十世纪最优秀的文学作品。这跟老子过函谷关的故事很像，当时他没有带关牒，关令要求老子离开西域前写下他的《道德经》，他顺其自然地写了。偶然发生的，他“莫知其所终”，但作品留下来了，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今天就看不到这部伟大的哲学著作了。而如果一把火烧掉了卡夫卡的文学遗产，我们现代人要了解我们的人生也许就会存在困难，这种困难至少含有——一种我们总在路上追求着什么，却始终无法找到的答案。它们还是一面镜子，我们通过镜子才能看清自己。因此，我们要感谢卡夫卡、布罗德，当然也包括中国诗人于荣健，他们都在帮助我们理解我们复杂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