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语的温度，一直蕴藏在我心里。特别是有一次，与骆驼山下的达斡尔族人接触，更让我感受到了母语的魅力。

那是一座有着近300年历史的古老村庄。很久之前，他们从黑龙江北岸、精奇里江畔，为避开沙俄侵略者的烧杀掳掠，全民族迁徙下来，沿着嫩江流域，一路跋涉，在大轱辘车损坏的地方，停驻下来并安下家，直到如今，他们还保留着原始的生活习俗、民族语言。

我走进这个古老村庄，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族人的语言和生活方式。我采访了一些老人，听他们说出非常地道的达斡尔话。现在，只有非常本色的达斡尔老人，才保留着说母语的习惯，而且一些特殊的句式，只有这些仍然生活在母语环境中的纯粹达斡尔人，才会使用。

达斡尔语是用记音符号来写的，用拉丁文直拼的方式阅读。比如，“Ca-sd bi-ti-ge-tie ca-sde wa-ji-tie”，意为“纸上有文字，雪上有足迹”；“Pi-beg sa-du-d pi-beg hu-zu-ri-ni sbe-jin”，意为“挥笔墨的人，笔尖上的本事”。这是我采访的一位额嫩莫昆老人——鄂钢林教给我的。他的姓氏来自黑龙江以北的额嫩河，由于祖辈曾经是那里的原住民，便取了额嫩河为姓氏，移居嫩江流域后，随着岁月的嬗变，他们的姓氏也发生了改变。额嫩姓，和其他姓氏一样，在汉人的口语中，“额嫩”被简化成了一个“额”字；“敖拉”姓，简略成“敖”；“苏都日”姓，则只剩下一个“苏”字；“杜拉尔”姓，也仅留下前边的“杜”字……

在美丽的骆驼山脚下，我与他们愉快地交谈，尽量说母语，只有出现说不好的词语时，才夹杂一些汉语，以补充表达不好的缺憾。其实，我的母语和母语环境都是与生俱来的，只是青年时期走出家乡后，由于失去母语环境，有些不常用的词汇就变得生疏。如今我生活的小城，虽然是达斡尔自治旗，但除了老年人，更多人选择使用汉语进行交流。特别是30岁以下的人群，几乎都不大会说母语。看着他们的达斡尔面孔，却说出一口流利标准的汉语，便有种莫名的混淆感，有种“他们是谁”的隔膜之感。

达斡尔族青年作家晶达曾在散文《孤独的舌头》中讲述过自己在这方面的困惑。她自幼生长在自己的家乡莫力达瓦，不乏母语的环境，但是，上大学离开家乡后，就似乎与母语没什么瓜葛了，在她的身上也很难找到民族的痕迹。结婚的时候，在听到她的大姨妈和表姐夫说达斡尔语时，“一次次掩盖自己因为听到乡音想哭的冲动”。回到北京后，有一次吃饭，当有两位族人“连珠炮似的说出一大串达斡尔语”时，她感觉“像一根箭刺到心上”。终于，她的眼泪“顷刻涌出眼眶”，随之而来的是她“嚎啕的声音”。问为什么哭？她说不出话，只顾着嚎啕，似乎要把从儿时积攒到那天的所有关于她的民族身份的委屈都哭出来。所有人都莫名地望着她哭，她觉得必须有个交代，就从哭声中挤出几个字：“我不会说达斡尔话！”

我想，随着年岁的增长，年轻一代会越加感受到母语的重要性。我曾写过《边缘人》《走出方格》等散文，倾诉自己介于汉族爸、达斡尔妈之间民族界定的苦恼。实际那苦恼，是来自于我小学同学对我的戏谑，我完全可以不在乎。直到大学毕业，我回到莫力达瓦，开始写作，才有了明确的意识：为自己有位达斡尔族母亲而感到骄傲。母亲带给我的不仅是生命和哺育的恩德，更是为我带来了文学的精神。没有母亲，就没有我的文学。

为了进行一次纯粹的母语训练，强化说母语的能力，我尽量避免说汉语，在表达发生困难时放慢速度，想好再说。我是要重新体验那种由语言凝聚而来的那份美好，放松地走在母辈们语言蔓延的光波中，使我无论走得再远、飘得再失去了方向，都始终有着母语风筝般的牵系。那种依恋和回望的感觉，说到底，就是母语的光辉及母语带来的所有达斡尔家乡的感觉。那是一个族群还存在的旁证，一种语言还在使用着的幸运。由语言能看到一个民族的文化内涵，包括民风民俗、宗教信仰、语言文化，更有我们与生俱来的民族血脉。这些证明着我们的身份及身份意识，是这一个，不同于其他的民族面孔的这一个。这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它随着民族语言的存在而存在，随着民族语言的消失而消失。

有人说，“保护一种语言，相当于保护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对于达斡尔族来说，自古积累的知识经验，都保存在自己的语言里，譬如那冬夜里重重叠叠的乌春说唱，那长长短短的故事里包含着的故事性、历史性、娱乐性、教育性，都是依赖语言的艺术存在着，代代相传下来，作为一种载体，蕴藏了达斡尔民族的全部文化、历史和现在，乃至一个民族的全部。

如此，倘若达斡尔语言消失，民族文化也就失去了语言的载体。这对于人类的文明，不能不说是一种不幸。因此，希望我们能够保护好各自民族的语言，让这个世界的文化保持它的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