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先生一生漂泊，诗文的主题，多离不开“离乡”“乡愁”“孤独”“死亡”，读他的诗，迎面而来的是一种透着顽强的苍凉。

寻个清净地，看余先生的文字。

窗帘遮住阳光，暖气调在22度，脱去厚重冬衣，忘却今夕何夕。

这是最适合阅读的空间——一个人的，安静的，温暖的，有点昏暗的所在。

打开豆瓣FM的私人频道，播着久石让的纯音乐，遥远而轻盈地悬在静谧禁闭的空气中。

整个世界的下方不断沉积，剩下我和余先生的字。

摈弃一切尘世纷扰去读书，写字，越发成为奢侈的事情，别人都在玩耍喧闹，追逐争吵，你怎能独自做得隐士？

一切在于心境，有人爱闹，有人喜静，一个人的不同时期，需要不同的满足感。知道如何满足自己的身与心，真真不易。不是靠谁谁谁或身外之物，而是认清诉求，看清皮囊下的伤口。事实上，绝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在隔靴搔痒，是饮鸩止渴。不解释，不争辩，会心独享耳根清净。

我和很多人一样，对余光中的印象源于上世纪后期的《乡愁》。一枚小小的邮票，一张小小的船票，一方矮矮的坟墓，一湾浅浅的海峡。《乡愁》作于1972年，是年余先生44岁。事实上，余先生的乡愁早已贯穿整个人生，整个诗文创作。余先生曾把自己的生命划分为三个时期：旧大陆、新大陆和一个岛屿，旧大陆是祖国，新大陆是异国，岛屿则是台湾。他21岁第一次离开旧大陆去岛屿，30岁第一次离开岛屿去美国求学。第一次离开，思念的是台湾，后来，思念的是祖国，再往后，变成对中国文化——汉魂唐魄的无限眷恋。年轻时，余先生因为对外国文化的向往而选择主修外文，又屡次去往美国留学和讲学。美国文学与文化对他影响愈深，乡愁也像魔豆般在心底滋长。他日思夜念的故乡，是再回不去的故土，深邃的中国文化，已逝的美好，精神的栖所。

余先生一生漂泊，诗文的主题，多离不开“离乡”“乡愁”“孤独”“死亡”，读他的诗，迎面而来的是一种透着顽强的苍凉。

几次逃亡，数次离乡，一如他自己称作的“蒲公英的岁月”。诗人的寂寞，文人的孤独，余先生一人占尽。他孤独着自己的孤独，贯穿时空，延展开来，却在当代无处落脚。他一生思考着生命的始终，明知宿命般的结局，却依然要与永恒拔河。1966年，不到四十岁的余先生写了《当我死时》。诗中，他想到生命的终结是返乡，回到最初的自己，踏上当年的故土，“这是最纵容最宽阔的床/让一颗心满足地睡去，满足地想”。

《单人床》里，“没有谁记得谁的地址/寂寞是一张单人床/向夜的四垠无限地延伸/我睡在月之下，草之上，枕着空无，枕着/一种渺渺茫茫的悲辛”。这种空绝冷清，仿佛失联的孩子，在黑暗中的无助无奈。去国离乡，离开加了乌托邦滤镜的美好纯净的童年，往后走再远，走到地球的任一角落，都还是怀念最初的起点，因为回不去，因为恍若隔世，都会在梦中惊醒，发现眼角的泪，为故乡而流。

又有对泯灭尊严与文明的不妥协，对残暴荒蛮世道的讽刺。《有一只死鸟》中，不被人群接受的异类日渐消亡，射杀后制成标本，贴上标签，成为对后人的诫言。然而，“杀一只鸣禽，杀不死春天/歌者死后，空中有间歇的回音/或者你坚持歌唱，面对死亡”。死鸟变得不死，只因消亡之后还有坚持，还有希望，还有未能泯灭的初心。

明知生之寂寞，却要去守夜之孤独，这是余光中的纠结与坚守，知命与不甘。他借《九命猫》之口说，“我的敌人是夜，不是任一只鼠/一种要染黑一切的企图”，夜之黑，如同死亡，如同绝望，如同我们心底潜伏的罪与恶，人类永恒的心魔。人类自古害怕黑暗，上帝赐予人类光明，科学使得光在黑暗中有了可能。可我们心中的黑暗，永远无法被全部照亮，死亡带来的黑暗，更非人类可以逃遁。余光中的眼，不是用来寻找黑暗中的光明，知时间不可逆，生命规则不可违背，他也宁愿去独守这黑夜，“黑暗是一部醒目的书/从封面到封底，我独自读”。“拔河”是余先生频繁使用的意象，除了世人熟知的那首《与永恒拔河》，还有《水草拔河》：“昼夜是涟漪，岁月是洪波/是谁，明知我不能停留/日日夜夜，却叫我上岸去”。即便明知时间不可逆，最终是输家，依然还是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对峙下去。“滔滔的水声里/只有我，企图用一根水草/从上游到下游/从源头到海口/与茫茫的逝水啊拔河”。生命终将逝去，时间在围剿生命，人在时间的长河无处可逃，无路可退，一切都将指向一个终点，而诗人还有，也只有一根“水草”——救命稻草也好，幻象毒株也罢，是他仅有且不放手的武器。面对人生之“不可抗力”，缴械投降的人太多，孑然独守，懂得享受的，是背水一战的乐趣。

余先生一直在思考死亡，也在见证生命的循环以往。死亡与诞生，是生命循环的不同节点。他与永恒的黑夜抗争不绝，亦感恩母亲赐生带来的光与乐。余光中在《矛盾世界：母难日之二》中写，“快乐的世界啊/当初我们见面/你迎我以微笑/而我答你以大哭/惊天，动地/悲哀的世界啊/最后我们分手/我送你以大哭/而你答我以无言/关天，闭地/无论初见或永别/我总是对你大哭/哭世界始于你一笑/而幸福终于你闭目”，无奈于生命的始终，在两代人身上的传递；而《抱孙》里，更多的是对生命轮回的会心感慨，“不待轮回，已恍然隔世/三十五年前，在那岛上/也曾经如此抱着，摇着/另一个孩子，你的母亲”。隔代之间的凝视，夹裹着历史与沧桑，长者愈明，幼者懵懂，一个回望过去，一个仰视未来。生与死，悲与乐，爱与恨，如同世间万物，此消彼长，生生不息。

余先生写诗六十多年，成诗一千多首。自选且自译的诗集，余先生一生只出过一部，那就是《守夜人》。如他序中所言，诗人自译作品，好处是完全了解原文，绝不可能“误解”。苦处也在这里，因为自知最深，换了一种文字，无论如何翻译，都难以尽达原意，所以每一落笔都成了歪曲……作为读者，对照而观，英译的诗，未尝不是另一个余光中。中文诗蓄势隽永，显其汉魂唐魄，英文诗则或绅士或雅痞，蘸满西方文化，依然厚积薄发。中西笔法，在一个意向，不同情境里殊途同归。好的诗歌是语言艺术的最高级，语言背后更出彩的是对文化对艺术对历史的深刻理解与感悟。

《守夜人》1992年首版于台湾，收诗65首；2004年，新收17首诗，于台湾再出新版，序言中写道“诗兴不绝则青春不逝，并使人有不朽的幻觉”；而今在大陆首次推出的《守夜人》，距离首版已是24年之后，颇多增删琢磨，以余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再过十二年我就一百岁了，但我对做人瑞并不热衷。所以这第三版该是最新的也是最后的《守夜人》了。”

诗集收入的最后一首诗《半途》，是余先生两年前的新作，写他彼时心境：“知了越噪越显得宁静/此生倒数，该是第几个夏天/蝉声再长，也只像尾声了/与永恒拔河，还没有输定/向生命争辩，也未必稳赢。”临近九十，生命脉络似乎明朗，却又充满悬念。守最后一盏灯的最后一个守夜人，让时空维度变得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