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继承了一大笔财产之后，对于在波士顿当消防员的纳什而言，生活便悄然发生了倒转。“他二话没说，立马还清了欠欢乐田园疗养院的三万两千元的债务，给自己买了一辆新车（红色双门的萨博900——这是他第一辆新车），并乘机用上了过去四年积累的假期。”

安稳的生活被打破，正如爱伦·坡在《乌鸦》中吟哦的一样“平静永不再来”。奥斯特写道：“这就是他开始感觉到崩溃的地方。尽管在那些天里，庆祝和怀旧的情绪依旧，但纳什渐渐明白形势已经无法补救了。”最初，纳什有的是钱，继承巨额财产能提供给他安全感。不过随着账面上的数字越来越小，这安全感也在慢慢丧失。

后来，他遇到了杰克·波齐——一个以打牌为营生的浪荡公子。两人一拍即合地决定共赴赌局。孰料输得精光，为了清偿债务，纳什与波齐又开始为赢家建造一座莫名其妙的建筑。小说的场景就此转变为封闭的苦役之地，纳什从一种绝望过渡到另一种绝望，从无所顾忌的自由坠落为无休无止的剥削。奥斯特驾轻就熟地把生活的两种极端内化到故事当中。

有朋友与我谈起《偶然的音乐》这本小说，说是一本很不错的政治寓言。我读了之后却不这么想，或者说它完全就不是政治小说。首先是人性，然后才有政治性，然而很多人读小说却总喜欢代入政治而忽视了人的生活。或者说，极尽刻画出个人内心的冲突，才是这本小说的成功所在。

纳什先后的两种选择，奥斯特恐怕都不能赞同。“这么做他也不是全无痛苦，但纳什差不多开始欢迎这种痛苦，开始体会到一种大无畏的高贵感，好像与过去分离得越彻底，他的未来就会越光明似的。他就像那些终于鼓起勇气给自己脑袋一枪的人——但这颗子弹带来的不是死亡，而是新生，是一次新世界诞生的大爆炸。”而在城堡服了数月苦役的纳什，则学会了完全的顺从，他甚至不能赞同波齐的逃跑提议——虽然后者接受了残酷的惩罚。

周作人在《生活之艺术》一章中援引蔼理斯的观点道：“有人以此二者（即禁欲与耽溺）之一为其生活之惟一目的者，其人将在尚未生活之前早已死了。有人先将其一（耽溺）推至极端，再转而之他，其人才真能了解人生是什么，日后将被记念为模仿的高僧。但是始终尊重这二重理想者，那才是知生活法的明智的大师……一切生活是一个建设与破坏，一个取进与付出，一个永远的构成作用与分解作用的循环。要正当地生活，我们须得模仿大自然的豪华与严肃。”又，“生活之艺术，其方法只在微妙地混合取与舍二者而已。”从周作人的话再回头看纳什的选择，仿佛自由只是奴役，而奴役则是自欺。

吉姆·纳什可能不会了解，从他第一次驾车上路时，人生已经完全改变了。或许，他和我们大多数一样，对待生活都抱有一种可笑的错觉，认为疯狂能够结束疯狂，认为暴力可以成全暴力。引擎一旦发动，我们便开始乐观地相信——朝着错误方向的全速前进，最终能够抵达那个叫做正确的地方——然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这样，拼命踩油门，看仪表盘疯狂转动——朝着错误的方向越陷越深。世界不是圆的。

小说的最后一幕已经在隐喻般地印证了：重获自由的纳什再一次开上了车，从60码加到了85码。“正当车速冲到85的那一刻，穆克斯上前关掉了收音机。这突然的安静犹如电击，他猛地回过头来，警告老头别多管闲事。”这一次，奥斯特启用了一个新的隐喻来终结第一个隐喻。如果说吉姆·纳什开车上路是奔向他心目中的“自由”，那么在几个月的艰苦劳作之后，换得自由之身的纳什再一次做出这种举动，说明他对过去是毫无反省的。于是，作者不容分说地直接用第二个隐喻——那发出一束强光的卡车——解决掉主人公。

作者这样写道：

“片刻之后，当他再度看前方时，看到一束强光赫然在目。几乎是无中生有的，像一个独眼巨人那样直冲过来，这猝不及防的恐慌在霎时间吞没了他，他惟一想到的就是这是他此生最后一个想法了。来不及停，来不及采取措施，他非但没有猛踩刹车，反而更用力地踩在油门上。他能听到穆克斯和弗劳尔德在远处号叫，但很快就被他脑袋里的血流咆哮所淹没。接着灯光没过了他，纳什闭上眼睛，无法睁眼再看。”

这本书让我们将那些跳出常理以外的生活看得一清二楚。如果这一切我们都未曾经历，它是一次崭新的发梦，然而对那所有重叠的历史有所体悟的人来说，他们看到的只是自己的情绪，只是往昔可怖的内伤在隐隐作痛。

大概每一个拿起这本书的读者，都会以为自己正在阅读一本公路小说，但这种生活最后却在一个封闭的场景内终结。奥斯特讨论的是自由与束缚的结构问题，可对于我们大多数而言这二者并无差别。在《偶然的音乐》中，吉姆·纳什的生活就像一座天平，在两个极端之间反复翻转。但我更愿意记得的是这种生活尚未变化前的样子，而不是为无数的情绪淹没，活着本身成了情绪断片连接成的一个编年史。

很遗憾理性不能——不能总是让我们振奋，它完全不设置一个让我们焦急为之献身的目标，也不似非理性那样熠熠生辉。虽然此刻的“纳什们”还在指望，甚至还在以为自己终将回到按部就班的生活中去，但是错误如果不被扼杀，生活就将一错再错，永无宁日。

纳什最大的错误，在于他并不理解结构。人自从被抛入这个世界，他所有的自由都处于一种“不得不”的尴尬地位。是的，结论是我们被判决为自由，如果非要讨论这个问题。为了自由而抛弃责任与道德，本身就是不道德与不自由的。而身处奴役之中，认为绝对的服从是在履行义务，则又未免如同痴人说梦，只会背离生活的本相愈远。

在小说完成的1991年，早已不是那些垮掉一代唿哨上路的年岁了。时代内核像生出故障的挂钟重又被拨回理性的视角。咔噔一声，这既是子弹出膛的声音，也是人们回到安稳日夜的昭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