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做童书编辑以来，我总是把自己划入从未正经接触过儿童文学的一类人。但有时候想想，不对呀，小时候看过的作品还是挺多的。在那个年代，跟身边的同学、邻居比，甚至可以算丰富了。我的读物最主要的来源是报纸和杂志。我们家兄弟姐妹多，我排行第五，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报纸杂志各自订，年龄段全覆盖。我订过《中国少年报》，还有《小朋友》和《儿童时代》。《少年文艺》开始是我姐姐订的，一期期码在一个很大很大没有提梁的木桶里，后来就改由我来订。我还是《儿童文学》最早的读者——不，是从创刊号开始的最老的订户。印象中的《儿童文学》部头大，也好看。记得有一篇《狐狸打猎人的故事》，好像有插图。那时候看书，一般不关注作者是谁，已经不记得是谁写的了。

小时候的阅读不限于文学书，也不限于儿童书。印象深的还有《美术》杂志，是二哥订的，我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美术的了解全通过它。我主要看画，有时也读里面的文章。父母给订书报，但从不催促我们读书。姐姐近视，母亲总是提醒“眼睛看坏了”；我从小就“宅”，夏天窝在房间里看书，母亲总担心“捂出痱子”。父亲只管过一次——那年下大雪，做了个雪橇去姐姐的同学家借了一大摞连环画回家看，父亲说，人家是靠这个养家糊口的，给钱不给钱都不好，以后就没再去过了。我喜欢连环画只是因为画，并没有真正迷上小人书——家里和学校都没有这样的“场”。

姐姐高我4个年级，我有时会翻她的语文书，囫囵读下来，很有点小满足。“文革”初期停课无聊，就读这个，读过什么也记不清了。前两年编辑《丽芙卡的信》，每章前面都引用了普希金的诗，各方面权衡最终用了穆旦的译文，但一直为没用上以下的译文而纠结：“请坚持你们高傲的忍耐，在西伯利亚那深深的矿坑中……”这就是“文革”前高中课文里的，戈宝权译的吧？我认为这是各种译本中最好的。

因为早早下放，我彻底告别童年，也告别了儿童文学。1980年前后恶补现代文学，第一次读到冰心的《寄小读者》，才知道可以用这样清澈的文字来写儿童文学。读到幼年的冰心上了父亲的“兵舰”——记得就说的是“兵舰”，靴子里有块积木，一瘸一拐，可就是不吭声……我会心微笑，第一次强烈感受到儿童文学的魅力。

真正再次遭逢儿童文学是从“彩乌鸦”开始的。这套书2002年起从德国陆续引进，最初5本，原计划合成一本出版，叫《德国当代中篇儿童文学精选》。我读到的是最后的校样，感觉和印象中的儿童文学很不一样，合订出版可惜了，为什么不拆开来出单行本呢？担心篇幅太小，不像一本书吗？可这正是小读者需要的呀。最后，我们不光重新编辑，还自己做设计，把期望浓缩进“一口气读完，一辈子不忘”的目标里——当然，“不忘”的或许只是童年的阅读感受。“彩乌鸦”作品给我的不一样的触动是父母对孩子的尊重和理解。我和彭学军特别撰文推介《火鞋与风鞋》和《本爱安娜》，不是给孩子，而是给年轻的父母。它们带给我们以及许多父母们的不仅仅是感动，还有错失的遗憾，遗憾没能早一点读到它们。

转眼，这又是十几年前的事了。之后与儿童文学有了更多的接触，也渐渐领略其中的美好与精妙——这些感觉与儿时那些“漫不经心”的阅读隔了长长的岁月，但有着令人倍感温馨的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