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论者习惯于做这样的判断：“五四”新文学造成了诗词传统的断裂，并使旧体诗词迅速走向衰落。但我们细心考察“五四”新文学和旧体诗词的关系，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新文学的健将多与旧体诗词有不解之缘。“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主将胡适和陈独秀，都写旧体诗词。“五四”新文学的弄潮儿周氏兄弟，也都写旧体诗词。即便是白话新诗的旗手郭沫若、闻一多，也都写旧体诗词。这几位，不但是现代白话文学的奠基者，就是写一部20世纪旧体诗词文学史的话，他们也会占相当的篇幅。

　　虽然这些著名的新文学家都与旧体诗词有缘，但关系有深有浅。他们对旧体诗词的体认各不相同，创作的成绩也有高低之分，对20世纪的旧体诗词创作史也有着不同的影响。郭沫若旧体诗虽然写得不少，但多属应酬性质；闻一多虽然有一册旧体诗词集《古瓦集》，特色也不甚明显。胡适、陈独秀、郁达夫、鲁迅、周作人，传世旧体诗作篇目都不少，从创作风格来看，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两派：陈独秀、郁达夫、鲁迅是旧派；胡适和周作人是新派。同是新派，周作人和胡适又有很大区别。

　　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但他对旧诗的偏爱远远超过新诗。1932年，刘半农编选《初期白话诗稿》，在《引言》中说：“陈仲甫先生白话文做得很多，旧体诗做得很好，白话诗就我知道的说，只有《除夕》一首。”陈独秀的白话诗写得少，但旧诗创作，却是终其一生的，传世作品有百余篇。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二号上，曾刊发过自译的泰戈尔《赞歌》四首及美国国歌《亚美利加》四首，前者为五古体，后者为带“兮”字的杂言体。陈独秀还是近代著名诗人苏曼殊的启蒙老师，早在1909年，二人便有著名的《本事诗》(十首)唱和。陈独秀的旧体诗，最可观者，是两组大型组诗。一是作于1910年前后的五古组诗《感怀二十首》，一是20世纪30年代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写成的七绝组诗《金粉泪》五十六首。前者自陈子昂《感遇》诗出，后者师法龚自珍《己亥杂诗》，都是典型的政治咏怀诗，表现的是担当和关怀，一秉“诗言志”的传统。

　　郁达夫的旧体诗词，传世的有近600篇，大约是新文学家中写旧体诗最多的一位。郁达夫是现代文学史上小说名家，但同时代人对他的旧体诗词评价极高。郁达夫的好友郭沫若、刘海粟、孙百刚等，都说他旧诗词的成就在新小说之上。平心而论，郁达夫的旧体诗词在20世纪以来的缘情派旧诗中，确属上乘之作。从师承上说，郁达夫是典型的晚唐体，于小李杜的诗风多有继承。说到艺术特点，无非感伤、流丽二端。于清诗，郁达夫喜欢的是吴梅村和黄仲则，于吴梅村取其流丽，于黄仲则取其感伤。晚清的龚自珍，也是郁达夫颇心仪的一位前代诗人。郁达夫与龚自珍在性情上有相似处，两人都风流自赏，都是才子气很重的人。但郁达夫以多情善感见长，不及龚自珍有特立而深邃的思想。所以，郁达夫对龚自珍诗的学习，便只能得其哀感顽艳，而不能跌宕雄奇。郁达夫和苏曼殊一样，是很本色的抒情诗人，写的是沉沦感伤、哀感顽艳的才人诗。这是中国传统诗词的一个重要流派。可以说，在郁达夫那里，新小说和旧诗词是双轨制的。新者自新，旧者自旧。

　　鲁迅传世的旧体诗，数量只有郁达夫的1/10左右，且偶有打油之作，但鲁迅旧体诗，下笔精悍绝伦，诗风高古沉郁，成就远在郁达夫之上。

　　无论陈独秀如何提倡新文化运动，无论鲁迅、郁达夫于新文学的贡献如何大，但从他们的旧体诗词创作实践来看，他们都是很正统的旧体诗人。

　　为白话新文学摇旗呐喊最卖力的是胡适，他在《文学改良刍议》里提出的8条主张，基本是针对古典诗词的。古典诗词的主流，被胡适批判成死的文学。胡适在1920年出版的《尝试集》是中国白话新诗的第一本集子，在新诗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就是这样一位先生，也还是写了不少的旧体诗。胡适旧体诗写作的起始年份比新诗几乎早了10年。从1907年到1916年，胡适写过百来篇旧体诗。总体来说，是离公开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时间越近的作品，风格越新。耐人寻味的是，即便《尝试集》里，也还是有旧体诗词的。譬如《虞美人·答朱经农》：“先生几日魂颠倒，他的书来了！虽然纸短却情长，带上两三白字又何妨？可怜一对痴儿女，不惯分离苦；别来还没几多时，早已书来细问几时归。”这自然是旧体，只不过语言是白话的而已。白话与文言，是语言上的对立。新体诗和旧体诗，才是文体学意义的对立。胡适提倡白话诗，并不妨碍他借用旧体诗的形式。自提倡“文学革命”以来，胡适所写的旧体诗，实际上是白话旧体诗。胡适1931年写过一篇《丁先生买帽》的七绝：“买到东来买到西，偏偏大小不相宜。先生只好回家去，晒坏当头一片皮。”这是典型的白话旧体诗。可以说，胡适的旧体诗，是远离中国古典诗词传统的。他乃是要拿他的文学改良思想来改造旧体诗。新体也罢，旧体也罢，胡适提倡的，只是一个“清楚如话”。他最见不得古典诗词所惯用的典故和意象。

　　周作人也是在白话新诗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人，《小河》等作品亦是那一时代的新诗名篇。但周作人创作的旧诗从数量上是多于新诗的，从事旧诗创作的时间跨度也大于新诗。周作人的旧诗创作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喜欢用“打油”或“杂诗”这样的名目；二是喜欢成组成组地写诗。周作人将一己的旧诗观表述得很清楚。周作人在《做旧诗》一文中说：“我自己是不会做旧诗的，也反对别人做旧诗，其理由是因为旧诗难做，不能自由地表现思想，又易于堕入窠臼。”既有这样的判断，何以又要写旧诗呢？原来下面有一段话：“有才力能做旧诗的人，我以为也可以自由去做，但也仍以不要像李杜苏黄或任何人为条件。”周作人即是本着不必以古人为范子的精神，自由地去做旧体诗的。周作人对自己偏好“打油”“杂诗”，做过这样的解释：“我自称打油诗，表示不敢以旧诗自居，自然更不敢称是诗人，同样我看自己的白话诗也不算是新诗，只是别一种形式的文章，表现当时的情意，与普通散文没什么不同。因此名称虽然是打油诗，内容却不是游戏，文字似乎诙谐，意思原是正经。”(《苦茶庵打油诗》)“我称之曰杂诗，意思是与从前解说杂文时一样，这种诗的特色是杂，文字杂，思想杂。第一它不是旧诗，而略有字数韵脚的拘束，第二也并非白话诗，而仍有随意说话的自由。”(《杂诗题记》)周作人说得明明白白，他写的旧体诗词，其实是一种杂文诗。周作人是20世纪最伟大的杂文家之一。用写杂文的方法，来写旧诗，自然是他的拿手好戏。周作人的杂诗与传统旧诗有同，也有大不同。同的是忧生悯乱的情怀；不同的是自己从不写传统旧诗惯用的忠爱、隐逸、风怀、牢骚等主题。周作人一心要塑造理性而平衡的新人，抨击旧政体、旧伦理，不遗余力。周作人说：“杂诗的形式，虽然稍旧，但其思想应具有大部分新的分子”，“凡是以三纲为基本的思想，在现今中国都须清算。写诗的人，就诗言诗，在他的文字思想上，总不当再有这些痕迹”。这实际上是要求新一代的旧体诗人要有新人格，要变传统的忠孝之士而为新时代之知识分子。从这个意义讲，周作人的旧体杂文诗，是典型的现代知识分子写作。周作人的旧体诗词，基本是七绝和五古两种文体，用韵依照口语音，上去亦不区分，用语也很随便，不避口语、俚语，从严格意义上讲，不是传统的正宗旧诗。周作人的旧体诗，是一种改良了的旧体诗，亦新亦旧，跟传统旧诗的距离比胡适近，比陈独秀、郁达夫、鲁迅远。

　　从“五四”新文学大家的旧体诗词创作实践来看，新文学和旧体诗词之间未必有什么不共戴天之仇。对古典诗词攻击得最凶的胡适，也一样写旧体诗，并且可以借用旧体的形式大写其白话诗。陈独秀、鲁迅、郁达夫的旧体诗写作，更是对传统诗词言志、缘情精神的直接继承。周作人的旧体杂诗，则是直接为他的新文化思想服务，是典型的现代知识分子写作。如果我们回到时代精神和思潮的层面来看待新文化运动和旧体诗词的关系，则新文化不妨是对旧体诗词的一大精神馈赠，因为新文化丰富和深化了旧体诗词的精神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