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与少

　　偶读清人钱泳的《履园丛话》，其卷七《臆论·不多不少》条，很有点耐人思索之处，现抄录于下，以飨同好。

　　“银钱一物，原不可少，亦不可多；多则难于运用，少则难于进取。盖运用要萦心，进取亦要萦心，从此一生劳碌，日夜不安，而人亦随之衰惫。须要不多不少，又能知足撙节以经理之，则绰绰然有余裕矣。余年六十，尚无二毛，无不称羡，以为必有养生之诀。一日，余与一富翁、一寒士坐谭，两人年纪皆未过五十，俱须发苍然，精神衰矣，因问余修养之法，余笑而不答，别后谓人曰：‘银钱怪物，令人发白。’言其一太多，一太少也。”

　　看来，多和少，虽是数量之差别，但多之多，少之少，也有可能出现质量之变异。

　　有的时候，多一点要比少一点好，可更多的时候，我认为：少一点说不定要比多一点好。钻石是极稀有也极难开采的矿物，按物以稀为贵的价值规律，所以，从来就高昂得令人不敢问津。东西一多，便不值钱，我们常说“谷贱伤农”，“丰收成灾”，就是地里产出太多以后带来的负面效应。作家写书，粗制滥造；明星作传，拼命兑水；电视长剧，没完没了；帝王将相，翻来覆去，读者和观众渐渐也就不会买账了。

　　当然，人民币多了，倒不是什么坏事；不过，清代的钱老先生说了，钞票多了以后要费心思，一费心思，头发就要白了许多。说实在的，发白可染，不须计较。但看到时下不少人坐在被告席里，成为贪污犯，成为刑事犯，考察一下其堕落的过程，无一不是与银钱有着莫大关联。所以，银钱怪物，令人发白的同时，还能令人犯罪，这才是多之害。

　　一种人，是钱多了，欲壑难填，还想弄更多的钱，便不择手段，为非作歹，贪赃枉法，无恶不作；一种人，是钱多了以后，骄奢淫逸，腐化堕落，吃喝嫖赌，为富不仁；一种人，眼红别人有钱，又不肯靠劳动发家，勤俭致富，便好吃懒做，不走正路，歪门邪道，坑蒙拐骗。结果，轻则撕掉党票，摘掉纱帽，重则跳楼上吊，判刑坐牢，更有甚者，绑赴刑场，有去无回，即或宽大，也终生铁窗。这一切，无不因多而起。古人云，“满则盈”，这是很有道理的，无论什么，钱也好，物也好，人也好，多了，就容易成灾，为害，造祸，遗患。

　　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是在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冷兵器战争所决定了的，是“人多好种田”这种农业社会中的古典经验的延伸，所以持小农经济思想的人，就天生地热衷于一切求大，求全，求多，成了上上下下的不可遏止的惯势。共和国有一个时期，习惯于“人海战术” 的大呼隆做法，声势造得很大，效果却不理想，十之八九，最后总是以劳民伤财，事倍功半告终。多，未必就稳操胜券，著名的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就是以少胜多的成功战例，曹操、苻坚纵有千军万马，不也饮恨败下阵来。提倡多多益善的韩信，用兵虽然高明，政治却很幼稚，最后，被吕后暗算，被刘邦计捉，他也只好悲叹一句“兔死狗烹”伏刑，看来，他也未必显得真正的高明。

　　补品吃多了，鼻孔流血，钞票捞多了，腐化堕落，小说中淫秽笔墨多了，害人误己。因此，我相信，提倡一下适可而止，对我们这个爱偏激，爱过头，爱矫枉过正，爱大、爱全、爱多而不餍的民族来说，也许不是一件坏事。

　　贪多的苦头，我们吃得够多的了。

　　斯芬克斯之谜

　　斯芬克斯之谜出自希腊神话里。“今有一物，同时只发一种声音，但先是四足，后是两足，最后三足，这是何物？”过路人要是猜不出来，那个塌鼻子的怪物，就会将他吃掉。后来，俄狄浦斯终于猜中这个谜语，说这是人。因为人在婴儿时匍匐爬行，长大时两脚步行，年迈时依杖而行。谜底揭穿，傲慢的斯芬克斯也就自杀了。

　　一个人的腿，决定他的活动半径，先是童年的四条腿，只能在房间里爬来爬去，后是青壮年的两条腿，只要有力气，便可走得很远很远，最后为老年的三条腿，不良于行，活动范围势必受到限制，这种由盛而衰的峰谷变化，是宇宙万物的正常规律，谁也不能例外。

　　宋人麻九畴，写过一首《清明》诗，挺有趣：“村村榆火碧烟新，拜扫归来第四辰。城里看家多白发，游春总是少年人。”踏青远足，赏花问柳的年轻人，乐而忘返；倚杖柴扉，守家看摊的老年人，伫等归人。这也说明一个人，年事愈高，其半径愈短，而半径愈短，活动的范围也愈小的必然。两条腿玩去了，三条腿留守看家，古往今来，莫不如此。

　　虽然“不是人间偏我老”，虽然“白发未除豪气在”，虽然“心如老骥常千里”，虽然“老夫壮气横九州”，陆放翁十二万分地不服老，不愿老，但是，这位活到80多岁的高龄诗人，最后也不得不写道：“镜里萧萧白发新，默思旧事似前身。齿残对客豁可耻，臂弱学书肥失真。渐觉文辞乖律吕，岂惟议论少精神。平生师友凋零尽，鼻垩挥斤未有人。”

　　因此，对于作家来讲，文学寿命可能有长有短，创作实力可能有高有低，活到老，写到老，有这个可能；写到老，还能写得好，就绝无这个可能。作为人的半径，努努力，鼓鼓劲，尚可以多走出里把二里；作为文学半径，就不是努力鼓劲可以延长的。三岁看长，七岁看老，写了一辈子，基本不过如此，出了不少书，水平也相差无多，指望出现最后的辉煌，实现破天荒的飞跃，在文学史上还从来没有过。文学半径如同举重运动，你的极限在你两条腿时就已经临界，到了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三条腿时期，还想破纪录，还想创奇迹，强弩之末难穿鲁缟，还不如趁早歇菜为佳。

　　其实，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在《临终的眼》里曾经开导过大家：“我以为艺术家不是在一代人就可以造就出来的。先祖的血脉经过几代人继承下来，才能绽开一朵花。”在这个薪火相传的延续过程中，完成了使命的一代，到了从理论上应该依杖而行的年纪，大可以像杜牧的诗那样：“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就应该自求多福，善自珍摄，调养生息，享受晚景。

　　希腊神话的“斯芬克斯之谜”，揭示出来的“半径说”，倒也不失为一种提醒。年岁不饶人啊！此语诚然。 

　　还有几颗牙齿？

　　鲁迅对于中医的偏见，是由牙齿而引起的。年轻时，先生苦于牙患，请教过一位懂中医的长辈，那位老先生把脸一板，认为是不知节制之过。成年以后，他才弄明白在这位中医的眼里，齿病的原因在于肾亏，肾亏的原因在于纵欲，白白让人冤枉了一顿，自然没法开心。

　　不过，牙齿很重要，千万不要得牙病。在一般人心目中，牙病不算病，因而疼死了没人问。但实际上，一个健康人，应该具有一副好牙齿。豁牙半齿，撒气漏风，都说不上健康。尤其老是捂着腮帮，老是倒吸冷气，老是龇牙咧嘴，就无法像电视广告词所说，“吃嘛嘛香”了。而一旦到了吃嘛嘛不香的那天，估计病魔在打你的主意了。

　　所以，我认为一个健康的人，其标准，首先是要牙好；而人老了以后，能有一副好牙，则是绝顶的幸福。

　　因为牙好，才能吃好，不管是年老的人，还是年轻的人，有一副好胃口，能吃，会吃，懂吃，善吃，吃出兴致，吃出乐趣，也是健康人生的一个重要部分。

　　据载，英国作家毛姆在他古稀之年，写过一篇文章，说他还剩有26颗牙齿，应该说，这状况不算好。毛姆走遍全世界，自然吃遍全世界，因为他在印度次大陆呆的时间颇长，咖哩和酸浆之类肯定食得过多，所以牙齿负担较重，消耗相对厉害。但是，此公最后能够活到91岁，不能不归功于这些未掉的牙齿。倘非如此，吃西餐，第一考验就是牙齿，牙不跟劲，可就“食不甘味”了。

　　我在西餐厅里，见识过洋人对付盘子里巴掌大小一块牛排的顽强战斗力，不禁为洋人牙齿的那一份劳累感慨，实在太辛苦了。同时也为我们中国人以素食为主的牙齿庆幸，吃中餐，基本上是不怎么费劲和费事的。记得在那“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干稀搭配”的“瓜菜代”时期，对付南瓜，对付红薯，对付烂菜帮子，还用得着牙齿吗？舌头就给你包圆了，那年头，牙齿等于处于长期休闲状态之中，英雄无用武之地，得以休生养息。

　　人类要生存，饮食，是维持生命系统运行的唯一手段，所以，在摄食过程中，那种咀嚼的满足和快乐，其实也是一种生命的享受。孔夫子说过，“食色，性也”， 食什么，如何食，食下去以后感觉如何，第一道关口的牙齿，扮演着功莫大焉的角色。

　　过去的牲口交易市场，叫作牙市，经纪人被叫做车船店脚牙的“牙”，就因为他们在做买卖时，总要扒开牲畜的嘴巴，检看牙齿，判断状态。牛马幼小时，年生一齿，视其齿，知其年，所以，汉字的“龄”从“齿”旁，延伸为同义的“年齿”，“龄齿”，都与牙有关。因此，一个人，也要经常查看一下自己，看看还剩有几颗牙齿，来校验自身的健康状态。我想有健康的牙齿，才会有食欲，才会有胃口，才会有一份吃的快乐。那么，作为一个健康人，这大概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一环。

　　在这一点上，我最钦佩苏东坡，无论他怎么受打击，遭流放，被排斥，坐大狱，永远兴致勃勃地用他的牙齿，从长江的河豚，海南的牡蛎，南国的荔枝，北方的浑淘，一直吃到黄州的猪肉，居然被他吃出一道以他名字为菜肴名的“东坡肉”来，这才叫吃家，自古以来，有哪个中国作家得到这种吃的光荣？

　　同样的道理，用在文学写作上，大概也可通用。假如作家都像林妹妹那样，这也不吃，那也不吃，最后，提起笔来，除了自己的身体，还有什么好写和可写的呢？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时下“身体文学”不断产生的原因？其实，作家也应该有一副能吃会吃的好牙齿，广泛吸收营养，才能写出好文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