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翻读两篇90多年前的文学批评文章，闻一多的《〈女神〉之时代精神》和《〈女神〉之地方色彩》。读之再三，感慨万千。一是当时的闻一多仅仅24岁，可谓青春年少；二是两篇文章的发表时间仅仅间隔一周，都是发表在创造社的刊物《创造周报》上，而且两篇文章的基调正好相反，既有热情的赞扬，又有严肃的批评；三是闻一多的批评，不但紧扣时代精神主题，而且从“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的视野，纵论《女神》之得失，指点文坛之时弊，畅想中国文学之发展方向和前景。而那时的《女神》，其影响力正如日中天。

闻一多两篇文章的观点之正误，或可不论。但两篇文章所体现的批评风范和气魄却十足令人钦佩。比之于今天的文学批评，其在实践严肃、认真的文学批评的要义和天职方面，似乎更令我们深思之。当然，这不是说当今的文学批评缺乏严肃、认真的态度，缺乏有气魄、有水平的批评力作；也不是说要厚古薄今。其实，我们谈论历史的目的，不是要和已经逝去的历史一争高低，而是思考如何从历史中打捞曾经拥有的精神资源为当今的心灵提供能量和动力。

如果按照法郎士对文学批评的定位：“灵魂在杰作中冒险”，那么文学批评的最主要职责应该是通过文学批评活动，将杰作甄别出来，并将杰作的杰出之处揭示出来。这当然毫无异议。可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能做到？能达到这个境界的因素有很多，比如从内部因素来看，批评家自身素质和水平的高低；从外部因素来看，时代氛围的影响与制约。闻一多那个时代，当然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是，那种文学批评的风范和风骨，是否就不可追复呢？和闻一多那个时代相比，今天的我们，是否有太多的顾忌、太多的回避、太多的稳重、太多的言不由衷呢？

说起文学批评最为光辉绚烂的时刻，我想不能不提起19世纪以“别、车、杜”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批评。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不但将文学批评的真正要义发挥得淋漓尽致，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文学风尚，而且他们将文学批评的真正天职提升到了时代精神的制高点。

当然，这绝对不是否定今天的文学批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也应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我们的时代，也自有我们时代的文学批评主题和精神追求，无需复制当然也无法复制以往时代的批评模式和批评状态。但是，斗转星移、物是人非的背后，文学批评的某些恒定的内在精神律动如何被当代人感知传承呢？

事实上，要说素养、知识结构和学术视野等方面，今天的批评家在总体上，显然要比前人具有更大的优势。在文学批评的对象、范围和整体把握上，也有很多前人所难能达到的地方。但是，在精神风骨和批评风范上，今天的文学批评是否需要有见贤思齐的胸襟呢？

即使文学批评的对象仅仅局限于文学本身，那么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是否就可以高枕无忧呢？如果说综论性文学批评的状况还好些，那么对具体文学作品的批评，是否能真正做到直书其事呢？是否里面掺杂了过多的人情世故呢？人们经常提刘西渭的文学批评，经常说李长之的鲁迅批判，仔细读他们的批评文字，在感叹他们敏锐的艺术洞察力的同时，我们是否更应该为他们严肃、认真、真诚的批评态度而折服呢？要知道，文学批评不单纯是批评本身，史的层面的严谨深沉、诗的层面的飞扬神采、哲学层面的目光如炬，都是一个真正批评家所应具备的。如果在直面具体文学作品的优劣得失上，都闪烁其词，那还何谈文学批评至高境界呢？

写出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托克维尔，在某种意义上也堪称是文学批评的楷模。他在谈到撰写该书的动机时说：“我希望写这本书时不带有偏见，但是我不敢说我写作时未怀激情。一个法国人在谈起他的祖国，想到他的时代时，竟然无动于衷，这简直是不能容许的。我承认在研究旧社会的每个部分时，从未将新社会完全置之不顾。我不仅要搞清病人死于何病，而且要看看他当初如何可以免于一死。我像医生一样，试图在每个坏死的器官内发现生命的规律。我的目的是要绘制一幅极其精确、同时又能起教育作用的图画。因此，每当我在先辈身上看到某些我们几乎已经丧失然而又极为必要的刚强品德——真正的独立精神、对伟大事物的爱好、对我们自身和事业的信仰时，我便把它们突出出来；同样，当我在那个时代的法律、思想、风尚中碰到吞噬过旧社会，如今仍在折磨我们的某些弊病的痕迹时，我也特别将它们揭露出来，以便人们看清楚这些东西在我们身上产生的恶果，从而深深懂得它们还可能在我们身上作恶。”如何在时代的轰鸣中既能实现品评杰作的职能，使灵魂在杰作中冒险；又能在文学的繁复纷杂中辨识出真正的时代精神，让灵魂在时代中冒险，何尝不是令人怦然心动的挑战呢？我们的文学批评如能抵达这样的境界，其神采与风骨，又何愁不立竿见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