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很小的时候起，红军、长征、雪山、草地，就以电影、电视、小人书、大人传讲等种种方式进入我的脑海，它们如血液般，长期在我身体里潜伏，反复路经心灵……

曾读过这样的文字：1934年秋，中央红军自江西出发时，他们所穿的赣南草鞋，不是用草编成的，而是布。苏区人民用针线将布底纳得很密实，鞋前面有三五块布做耳子，后跟也是布做的，样式形如草鞋。出发前，董必武曾与何叔衡有过一段关于鞋子的对话。

何叔衡问：“假使红军主力移动，你愿意留在这里，还是愿意从军去呢？”

年近五旬的董必武答：“如有可能，我愿意从军去。”

“红军跑起路来飞快，你跑得吗？”

董必武拍拍腿，看着已届花甲的对方，如实道：“一天跑60里毫无问题，80里也勉强，跑100里怕有点困难——这是我进根据地以来所经验的。”

生于农家、从小走惯山路的何叔衡自信满满：“我跑路要比你强一点，我准备了两双很结实的草鞋，你有点什么准备没有呢？”

董必武低头瞧瞧，说：“你跑路当然比我强，我只准备了一双新草鞋，脚上穿的一双还有半新。”

主力红军出发了，何叔衡留在中央根据地，不久在长汀突围中壮烈牺牲。董必武则和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成为著名的长征“四老”，并不年轻的“四老”和普通战士一样，怀抱钢铁之志，在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中穿越15个省份，成功走到甘肃会宁，直至走到延安。

2016年9月24日，我随湖北省作家协会陕甘采风团，到达会宁县。

车抵目的地，已是午后。秋阳正好，白云悠悠，踏足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地，登上当年会师楼，再面对会师广场上昂然矗立、直刺蓝天的《地球上的红飘带》雕塑，一种久蕴的情感油然而生，它已没有年少时想象的激动，却多了另外一种特别的绵长、滋润，至今点点丰盈着内心之长河……那日，长征胜利纪念馆外拉着一圈长长的警戒带，太阳偏西了，孩童快乐嬉戏的广场上，竖起一块提示牌：纪念馆正在调整布展，谢绝参观，敬请谅解！

我一头扎进入口处书店，买了一本纪念馆图册，翻开解馋。里面的图片清晰，让人如临其境，就在会师旧址的阳光下，我看到“红军长征路上穿的草鞋”图片，确实没有一块布，全是稻草，辫状层织，脚跟处还拖着寸长草尾，是真正的草鞋。那一刻，我想象着：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离开了中央苏区、无法保证军需的洪流般队伍，从出发时的8万余人（红一方面军），走到这里会师剩两万余人；他们出发时穿着的布制赣南草鞋，经千山万水，历枪林弹雨，最终变成了纯粹草鞋，有些人甚至打着赤脚；他们从年高德劭的长征“四老”，到体单力弱的红小鬼，无不用一双铁脚，紧随一路高涨的红都赤焰，以生命、以信仰，徒步翻越15个省份的高山大河，走到这儿，直至革命胜利。

参观、瞻仰期间，我还收获了一本书《从兴国到会宁》。里面的主人公叫曾宪祯，1921年出生于江西兴国县，他10岁入伍，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随军长征。1935年9月，在攻占“天险”腊子口的战斗中，曾宪祯腿部受伤，由于当时药品奇缺，伤口溃烂化脓，他只能连滚带爬，紧跟着部队前进。当队伍夜行经过会宁县陇西川一带时，曾宪祯昏迷掉队了……急行军的战友们没有发现他。等到醒来，周围已空无一人，刚满14岁的曾宪祯爬到附近有人家处，敲开农户的门。老实巴交的农民梁锦云夫妇冒险救护了他。这位养伤的红军小战士，时刻想念着自己的部队；但在陌生、偏僻的小村，消息闭塞的他失去了找到队伍的机会。他不知道一年后，三大主力红军就在会宁会师，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曾宪祯，最终没有听到他敬仰的朱总司令在会师联欢会上讲话，没有投身于他日夜思念的战友们那欢呼雀跃的胜利海洋……一切，都是他后来慢慢听说的。当这位长征途中的红小鬼最后找到自己的部队时，它已改叫中国人民解放军。

曾宪祯，这位成长于中央苏区模范县的红色少年，从红军长征出发地走到了会师地，最后落户西北黄土地。他的儿子后来这样撰文：“梁锦云，仅仅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祖辈躬耕于田亩，不可能惊天动地，惟有操守着老实本分。他却待父亲胜如亲子，给父亲治病，教父亲稼穑，教父亲做人、做事，给父亲成家立业，给父亲分田地，给父亲送农具、送耕牛”……不管这个操着赣方言夹杂会宁土话的外乡人老家在哪里，当地人们都亲切叫他“红军大哥”，“红军叔叔”，“老红军”，直至叫他“红军爷爷”。

从会师旧址参观出来，夕阳淡去，远处朦胧的山影如母亲手臂，环绕着这座宁和、生机勃勃的小城。举目四望，我看见了清真寺的尖顶，那月牙、星星标志在雨后春笋般的建筑中尤显醒目、安详。眼前的回、汉居民们来来往往，一派和睦、热闹。我信步而去，迎面遇到一群群放学的中学生，他们穿着青春校服，笑语喧哗。穿行在这川流不息的豆蔻年华间，一个念头飞鸟般掠过脑海：

假如，假如时间老人一把抹去那80年的岁月风烟，再狠狠抽掉曾经的种种侵略、无尽压迫，当年执著转战到此的少年曾宪祯，一定会兴高采烈，像今天的少男少女们一样，手握书本，走向和平年代的青葱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