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特定的写作现象，本文所言的“张爱玲传”主要是指由后人所著、业已出版的传记文本。自1992年7月第一部“张爱玲传”于花山文艺出版社“诞生”到2016年初，24年间大陆共计出版各式“张爱玲传”已近七十部。“张爱玲传”出版数量多、速度快，已形成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建构着张爱玲的新一轮“传奇”。通过阅读这些传记，人们既可以从不同角度了解张爱玲传奇的一生，又可以了解张爱玲在创作上取得的成就。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是这些传记有何不同？它们频繁出场有何背景、原因？它们各自有着怎样独立的意义、价值，又存在哪些问题？在此前提下，以消费时代的出版“传奇”为线索，考察“张爱玲传”的写作现状，不仅可以推动张爱玲阅读与研究，还会对认识消费时代现当代作家传记的价值问题提供某些有益的经验。

一

与1942至1952年张爱玲在上海文坛红极一时的景象相比，版本意义上的“张爱玲传”可谓“姗姗来迟”。1992年7月，由于青所著的《天才奇女——张爱玲》在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标志着大陆“张爱玲传”写作的开端。此后，“张爱玲传”便在各种原因共同的作用下逐渐成为一个文学现象。历史地看，“张爱玲传”的出现首先反映了传记写作的“时代性原则”。张爱玲虽于20世纪40年代造就了一段文坛传奇，但由于她与胡兰成的关系以及50年代初期的悄然远离，所以，从50年代至80年代30年的时间内，张爱玲的名字很难见诸于文字，更难说立传。进入80年代之后，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现代文学研究不断深入与拓展，加之改革开放使海外、港台的“张爱玲热”、张爱玲研究对大陆学界产生的影响，张爱玲开始重回人们的视野。1992年7月，由柯灵担任顾问，金宏达、于青任编者的《张爱玲文集》（四卷本）在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该文集至1996年4月就已印刷八次，对于大陆读者了解张爱玲的创作、张爱玲的声名传播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即使仅就“张爱玲传”自身来看，其编者之一的于青同期推出《天才奇女——张爱玲》并在后来多次出版不同版本的“张爱玲传”、编辑有关张爱玲的生平事迹，也已说明了时代为“张爱玲传”提供的文化空间——它既包括言说张爱玲的可能与方式，又包含时间的积淀为“张爱玲传”在作品发掘、整理以及研究领域提供的“物质基础”。其次，“张爱玲传”的书写过程还生动体现了传主选择的一般规律。按照梁启超的说法，即“应该作专传或补作列传的人物”可包括的几种类型：一是“思想及行为的关系方面很多，可以作时代或学问中心”的人物；二是“一件事情或一生性格有奇特处，可以影响当时与后来，或影响不大而值得表彰”的人物；三是“在旧史中没有记载，或有记载而太过简略”的人物；四是“从前史家有时因为偏见，或者因为挟嫌，对于一个人的记载，完全不是事实”[1]的人物……张爱玲无疑是现代作家中适合作传的典型之一——张爱玲文学“热读—沉寂—再生”的历史过程；张爱玲在相当长时间内名不见经传和90年代之后的“迅速崛起”，以及张爱玲传奇的一生、独特的个性等等，都使其成为传记写作者的理想对象。当然，如果考虑到“张爱玲传”自生成之日起就与出版界走向市场化一样面对共同的语境，出版“张爱玲传”在读者阅读、期待的过程中会有较为可观的商业利润，那么，张爱玲似乎更符合90年代以来传记生产、消费的主客观要求。只不过，此时张爱玲作为传主对象的选择，会和时代性原则紧密结合在一起，进而反映“张爱玲传”现象产生过程中的复杂性与多义性。

纵观“张爱玲传”的发展史，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分为“前史”和两个重要阶段。“张爱玲传”的“前史”犹如一幕剧的序曲，主要指1995年9月之前出版的五部“张爱玲传”[2]。它们的出现主要与大陆逐渐兴起的“张爱玲热”有关，而此时传主张爱玲依然生活在大洋彼岸。1995年9月8日农历中秋节，张爱玲被发现悄然辞世于洛杉矶租住的公寓里。之后，张爱玲逝世的消息迅速传遍海峡两岸，使无数喜欢张爱玲作品的读者扼腕叹息，“张爱玲传”的书写也迅速进入到第一个历史阶段（1995—2007）。由胡辛著的《最后的贵族张爱玲》（21世纪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1995年10月第2次印刷）、余斌著的《张爱玲传》（海南国际新闻出版社中心，1995年10月修订版）皆在开篇处提到了张爱玲的离世，进而显示此时的“张爱玲传”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张爱玲传”计有23种[3]，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基本完整地记录了传主的一生；越来越强调“张爱玲传”的版本形式和传记的写作形式，采取大量使用张爱玲的照片、图片以及多样化的叙述角度，为全面认识张爱玲的一生、丰富“张爱玲传”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张爱玲传”的书写由此得以深入。随着2007年电影《色·戒》的上映，2009年张爱玲的遗作《小团圆》的出版以及电视剧《倾城之恋》的热播，“张爱玲传”的出版迅速进入到第二个重要阶段（2007—目前），计有近40种[4]。这一阶段的“张爱玲传”因影视改编和资料发掘而获得了新的写作契机、拓展了叙述空间；“张爱玲传”；数量激增、版式多样、多被列为传记系列丛书之一以及写作质量不平衡、商品消费意识不断加重，也随即成为第二阶段的写作特征。

从“传奇”[5]中诞生的“张爱玲传”，似乎注定要成就一段传奇。即使仅就其命名而言，在现代作家传记出版中占据绝对优势的“张爱玲传”，也包括传、评传、别传、画传、自传以及文传、情传、传奇、故事等多种。而从具体写法上加以区分，“张爱玲传”又可包括宋明炜的《浮世的悲哀：张爱玲传》、刘川鄂的《张爱玲传》、周芬伶的《哀与伤：张爱玲评传》、王羽的《张爱玲传》、杨天舒的《图本张爱玲传》、张均的《张爱玲传》等由学者撰写的“学术研究类”传记；有以胡辛的《最后的贵族张爱玲》、费勇的《张爱玲传奇》、司美娟的《张爱玲传奇》、罗玛的《传奇中的传奇：凝视张爱玲》和《凝视张爱玲》等为代表的偏重故事性的“人物故事类”传记；有以白落梅的《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张爱玲的倾城往事》、肖辰的《醉花阴：张爱玲传》、夏墨的《风花雪月是民国：最痴张爱玲传》、陈韵鹦的《底影青灰的遗世浮欢：张爱玲文传》、梅寒的《最好不相忘：张爱玲传》、朱云乔的《一别，如果永不相见——张爱玲传》、温暖的《张爱玲情传》、翟晓斐的《繁华落尽，冷眼尘埃——张爱玲传》、李清秋的《在孤独中吟唱传奇：张爱玲传》等为代表的“小说创作类”传记，其多融入自己的主观感受、有明显将张爱玲当作小说主人公加以虚构的痕迹；其面目或曰叙述模式大致相同，充分代表了“张爱玲传”成为消费商品时的种种样态。

除上述三种分类外，不断受到写作和出版“压力”的“张爱玲传”还包括夏世清的《色戒：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前世今生》、闫红的《你因灵魂被爱：张爱玲传》、王艳芳的《千山独行：张爱玲的情感与交往》式的，通过讲述张爱玲和其人生有重要关联的人与亲友之间的“关系式”传记；张盛寅、温青编的《美丽与哀愁——一个真实的张爱玲》、文君的《张爱玲传》式的将张爱玲人生交往、个人爱好以及创作分成若干单元进行介绍的“结构式”传记；像台湾魏可风著的详写其出国前生平、略写其后半生堪称“断代式”传记的《临水照花人：张爱玲传奇》；以及魏平、李江的《张爱玲——自传、别传、画传》和杨天舒的《图本张爱玲传》以“图本”为特色的“画传”，等等。需要指出的是，现有的“张爱玲传”皆为“他传”，没有“自传”，由魏平、李江编著的《张爱玲——自传、别传、画传》和《张爱玲——自传、别传》虽名为“自传”，但其“自传”是“摘自《张爱玲全集》中自述生平的文字”[6]，并非张爱玲生前有意为之。再者，除周芬伶的《哀与伤：张爱玲评传》之外，其他各本“张爱玲传”在记录、评述张爱玲生平时并无“传”与“评传”之间的明显界限。至于“图本”、“画传”的出版形式，在“张爱玲传”中也十分普遍，它们所收录的图片及照片，与1994年台湾皇冠出版社推出的张爱玲的图文对照集《对照记——看老照相簿》之间的出入，既反映了著者对张爱玲相关材料的占有程度，同时，也反映了“读图时代”对于传记文学的影响。“张爱玲传”的名单还可以“宽泛”的开列下去，如陈子善所言的“海内外各种形式的张爱玲传记，包括她弟弟张子静带有回忆录和‘前传’性质的《我的姊姊张爱玲》（1996年1月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初版）和美国学者司马新先生带有‘后传’性质的《张爱玲与赖雅》（1996年5月台北大地出版社初版，同年7月改名为《张爱玲在美国——婚姻与晚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内地版）在内”[7]，且在具体出版时不断呈现“模糊”传记固有形态的趋向，“张爱玲传”由此呈现出开放、多元的状态。

二

结合现有的传记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张爱玲传”已经取得的写作实绩：第一，张爱玲的生命历程特别是其远离大陆前的经历已得到完整的呈现；张爱玲的家族史、出身“线索清晰”；张爱玲的生日[8]、原名、笔名问题以及“爱玲”出现的时间、内涵[9]，张爱玲的逝世时间及情况已得到“确证”[10]。第二，在发掘、搜集、整理张爱玲文字资料和充分、及时关注张爱玲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部分优秀的“张爱玲传”做到了全面展现张爱玲的创作史，张爱玲的代表作得到了精彩而个性化的解读，张爱玲创作与中西方文学的关系得到了阐释，其文学史地位得以确认。第三，张爱玲的爱情史得到了客观的再现，除众所周知的胡兰成、赖雅之外，张爱玲与电影导演桑弧之间微妙的情感关系也被披露出来。其中，有些传记对于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情感纠葛分析得尤为准确、透彻、公正[11]。第四，张爱玲性格、人生观念的复杂性、独特性基本得到了全面的介绍；她的爱好、才气、生活态度也交代得很清楚，这些对于深层次了解张爱玲的人生轨迹有着重要的意义。第五，张爱玲移居国外后生活上一些常常为人所忽视的“关节点”也得到了书写，如她在港台引起的影响、涉足电影事业；她在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工作以及与陈世骧之间的关系；她翻译《海上花列传》、研究《红楼梦》等重要的生活经历等等，这使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张爱玲生活的全貌。

不过，与实绩相对应的，是现有的“张爱玲传”也有很多不足。正如多年搜集、整理、研究张爱玲资料的陈子善在一篇“序言”中指出的——

我以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张爱玲热”造就了张爱玲传记写作热。张爱玲传记的不断出版，一方面固然说明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地位的进一步确立，在现代作家中，拥有如此之多传记的作家，除了鲁迅，恐怕就要算张爱玲了；另一方面也说明张爱玲曲折的生活、创作和情感经历，引发了张爱玲研究者和爱好者为之作传的持久不衰的冲动。

但是，我不得不遗憾地指出，许多张爱玲传记的质量并不高，据第二手第三手并不可靠的材料东拼西凑的有之；照搬照抄胡兰成著《今生今世》，过分渲染“张胡之恋”的有之；名为替张爱玲作传其实是自说自话，任意曲解传主的也有之。尤其是今年张爱玲长篇小说《小团圆》问世之后，相当数量的张爱玲传记完全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这不是我的危言耸听，而已经是“张学”界不少学者的共识。[12]

“张爱玲传”现存的问题主要包括：其一，对张爱玲相关的文字资料搜集、整理、研究得不够；对张爱玲研究现状没有做到及时的关注。《小团圆》出版宣告此前诸多版本的“张爱玲传”失效，就很能说明问题。此外，张爱玲移居国外后的创作也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得到相应的解读。其二，对张爱玲性格、生活态度仍欠立体、全面、动态的把握，常常只注意其表面上的突出之处，如“自私”、“拜金主义”、“追求名利”、“标新立异”、“西式生活观念”等等，但却很少考虑这些性格或习惯背后主人公的年龄和心态。张爱玲在1971年接受青年学者水晶访问时曾有“我这个人是非常stubborn（顽强）的”[13]自我评价，就很能说明张爱玲外表之下的内心。在笔者看来，“顽强”适用于移居国外，为生计奔波的张爱玲，也同样适用于离群索居、几乎不与外界接触的张爱玲，甚至还适用于她淡然而安静的死，但它与早年张爱玲的行为和人生选择有何关系？或许还没有一个满意的回答。现有的“张爱玲传”也因此缺乏一个关于传主的一致的、整体的形象塑造。其三，“张爱玲传”从生产到消费存有越来越明显的商品化倾向，叙述模式相同、生平介绍相似，故事、随笔倾向显著，材料意识差、版本价值降低，堪称晚近一批“张爱玲传”的通病。

正如某位作传者所言——

事实上，每一个与张爱玲有关的文化事件，都会催生出一系列新的文化热点和新的书稿。2005年小说佚文《郁金香》的出土，2007年电影《色·戒》的上映，2009年自传体小说遗稿《小团圆》的出版，加之层出不穷的各种版本的影视剧改编……每每觉得张爱玲仿佛要淡出大众的视野，就又会有新的焦点，引人注目流连。

有人说，张爱玲的传奇，永远完不了。这话也许是对的，她在华语世界掀起的文化热潮似乎从未终结，学者、作家、编剧、导演、“张迷”、普通读者和观众，每个喜欢张爱玲的人，仍在以自己的方式书写着心中的张爱玲。这个生前冷漠地回避着整个世界的临水照花人，仿佛命中注定要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自己的传奇，全方位、多侧面、360度无死角地被世人苦苦纠缠。

有关张爱玲的雪球，还在一日甚于一日地越滚越大。[14]

“张爱玲传”频繁出版，一方面说明张爱玲拥有传奇的一生、有着说不尽的故事，一方面则表明张爱玲在读者中有着广泛的受众程度，人们期待通过传记了解她不平凡的一生。相信在代际传承、口耳相传的过程中，张爱玲的“传奇”还要被包括传记在内的各种形式文字记录下去，而“张爱玲传”存在的问题也会延续下去。在市场化逻辑特别是商业利益驱使下，“张爱玲传”会继续增长或在某一时期激增都不让人感到意外。然而，就传记写作的本质和实践性课题来看，“张爱玲传”的写作不仅需要遵循写作的伦理，还需要在不断搜集、整理的过程中拓展“张爱玲传”自身的写作“疆域”。实际上，为了能使“张爱玲传”达到真实、可信的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基本的前提，就是全面把握张爱玲的相关材料，然后尽量客观的作出描述。以台湾学者周芬伶的实践为例，她于1999年写完了30余万字的《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是第二个到马里兰州立大学图书馆查看赖雅日记的人[15]。就其《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而言，她熟悉张爱玲的研究现状和此前的传记写作情况[16]。多年来，她一直关注着张爱玲，掌握大量第一手张爱玲的资源，从其《哀与伤——张爱玲评传》收录的照片、“附录”包括张爱玲的“六封家书”、“赖雅日记中的张爱玲”之译稿和她的评点文字，可知其所下功夫之深[17]。她喜读传记，“因为其中有生命的轨迹”；她将作家传记分为三种，且将张爱玲列为“作家同时创作作品与生命，他们的作品与人生同样精彩”的“第三种”；她熟悉传记书写者的工作与使命，认为“我书写张爱玲介于两者之间，有雕刻也有铭刻，有隔也有不隔”[18]，都使她可以深刻把握传主；她的“评传”起点颇高，既融入诸多方法，又能在言之有据的同时，进行入木三分的分析，显然与此前的积累密不可分。

当然，全面把握张爱玲的相关材料还需要一种动态的眼光、关注张爱玲文字与研究的最新动态。以张爱玲的创作出版为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自2009年4月推出《小团圆》、引发热议之后，又陆续出版了张爱玲的论著《红楼梦魇》、方言小说国语本《海上花开》与《海上花落》（即国语本的《海上花列传》1、2）、剧作集《六月新娘》与《一曲难忘》以及自传体散文《异乡记》、自传体长篇小说《雷峰塔》、《易经》[19]，上述出版系列或是收录了以往关注张爱玲创作时易于忽视的部分（如剧作），或是为首度公开的遗稿及简体中文翻译稿，因此，对于全面了解张爱玲的创作有着重要的价值。从《雷峰塔》、《易经》看张爱玲从香港返回上海、开始职业创作之前的成长史，人们可以看到张爱玲的内心世界，“一般人总以为父亲和胡兰成是张爱玲一生的痛点，看完《雷峰塔》与《易经》，你才发觉伤害她更深的，其实是母亲。……张爱玲带着这童年的巨创，度衡并扭曲了所有人际关系，直到人生的终点。”[20]这种新观点显然对于“张爱玲传”的书写有着前所未有的启示意义。

与材料占有情况一致的，是“张爱玲传”可以在写作角度上寻求突破。一般来说，传记写作要呈现传主的一生，所以多会遵循时间的自然顺序，采用“纵向式”的结构形式。这种形式因符合进化论原则、线索较为清晰，故常为传记写作所采用。不过，由于“张爱玲传”数量过多且频繁出版，所以，采用其他结构形式进行书写往往会给人耳目一新之感。闫红的《你因灵魂被爱——张爱玲传》、王艳芳的《千山独行：张爱玲的情感与交往》之所以是有特色之作，就在于两位作者均采用了分述张爱玲亲属、朋友之间的关系，如和父亲、母亲、姑姑、弟弟以及胡兰成、桑弧、赖雅、炎樱等，以“横向”、“交往”的形式呈现了张爱玲的生命历程及其性格特点。其他如文君的《张爱玲传》采用了“纵横交错式”，即先介绍传主生平、再分述传主的生活习惯、朋友关系；周芬伶的《哀与伤——张爱玲评传》采用的“总分相合式”，即内容分两大部分，一是总述传主的生平经历和思想发展情况，二是分论传主的各个侧面；此外，前文提到的“小说创作类”传记虽多小说、散文笔法，但从语言、结构形式上又因为具有“片断式”的倾向，而会给读者带来阅读上的新鲜感[21]。除上述“张爱玲传”中已有的书写形式外，笔者以为：结合张爱玲独特的成长历程和写作中“一个都不放过”的讽刺与揭露，用心理分析的形式写一部“张爱玲传”也未尝不可。而实际上，周芬伶在其《哀与伤——张爱玲评传》中多处融入心理分析的方法，已为后来者提供了很好的实践经验。

三

在谈及“张爱玲传”的类别、已有的实绩和现存的问题时，我们已涉及到传记的本质与价值。尽管，在以往的研究中，“传记”及“传记文学”的概念、本质属性一直存有争议[22]，但从“传记”一般不虚构、所写主要人物和事件必须符合史实，且在外部呈现时常常借用文学的手法、追求文学的审美属性等特点来看，“传记同时具有文学和历史学的双重属性”，已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23]。同时，从传记研究本身来看，近年来倾向于将传记视为“文史结合”或“边缘学科”，以及“一种文化”现象的说法[24]，也因其具有实践性而成为描述传记本质属性时一些更为有效的归纳。“传记”的本质属性决定其具体书写时客观遵循真实性、历史感、文学性的原则，同时，也决定“传记”有介绍、镜鉴的功用，并由此显现出史学、美学、学术、伦理学的价值。具体至“张爱玲传”，它相对于一般读者的了解传主之用和相对于专业学者的研究借鉴之用，更需要首先坚持客观公正、准确无误的原则，而后才是探寻合适的写作形式，从而呈现其独特而复杂的人格和传奇但又不失神秘的一生。

凝结于“张爱玲传”中的价值，在其出版之前就已形成，而其价值的实现就图书出版的角度来看，也不仅仅只有读者阅读，还包括更为重要的销售与购买。鉴于进入消费时代之后，探讨包括“张爱玲传”在内的任何一种消费品的价值，都极有可能是一个包含着多层次、多角度的问题，所以，当我们谈及其价值时，其具体介入的角度、视野以及立场尤为重要。也许，对于那些仅从出版策划、装帧设计以及市场盈利为目的出发的“张爱玲传”，所谓的无太多阅读价值恰恰凸显了它存在的价值意义：它只要利用张爱玲的“传奇”、不断重复消费张爱玲这一符号推动出版时的“传奇”就够了，至于这样生产出来的“张爱玲传”具有怎样的实际阅读价值、产生怎样的影响，并不在其考虑的范围之内。当然，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要看到那些可以归入“学术研究类”的传记书写对于“张爱玲传”价值的固守与担当。它们是消费时代“张爱玲传”出版“传奇”过程中的最具亮色或者说是极具理想主义情怀的部分，它们自觉履行着“张爱玲传”生产过程中应遵循的写作伦理，并影响着后者的发展与未来。

综上所述，“张爱玲传”只有在成为张爱玲阅读与研究过程中重要的依据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参考书时，才能最大限度实现其传记价值，而此时究竟是将“张爱玲传”视为文献，还是史料，或是称之为“文献史料”都只是一个外在的界定方式及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确认如何有效实现“张爱玲传”的价值之后，面对数量如此多的传记版本，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结合实际情况对其进行整体评估。综观“张爱玲传”的写作现状，由于受到消费时代作家传记“过度书写”的影响，现有的“张爱玲传”并不都具备历史的参考价值，这一结论就实践角度而言，已涉及如何识别、鉴赏的问题。一般而言，商品化了的“张爱玲传”大多在装帧、图片以及书稿宣传等方面下工夫，以传记的可销售性为衡量标准，其内容无论对于一般阅读还是学术研究价值都不大。除此之外，此类“张爱玲传”还存在史实不足、引文及言论无出处，面目相同甚至所述部分内容完全一致，以及完全出于自我想象、妄图建构另一部张爱玲“历史”等问题[25]，因而不但无法作为参照，还极有可能引发某些混淆。对于这种“张爱玲传”的生产，身处消费时代的广大读者和研究者基本是无法阻止的，只能通过甄别加以选择，避免阅读后的一无所获。事实上，通过翻阅传记封底的介绍，人们还是能够发现这些传记作者还常常同时出版了可以引起读者兴趣的其他现代作家（如林徽因、丁玲等）的传记。因此，对“张爱玲传”作者的主体考察显然也可以作为鉴别“张爱玲传”质量的一个方面，至于由此可以引申的读者素养的问题不仅已超出“张爱玲传”的阅读，而且还是一个如何长期积累、不断提高的课题。

对于那些可以纳入到“参考书”范畴中去讨论的“张爱玲传”，我们在具体应用时大致可以从如下四个主要方面，即“（一）‘版本’的考辨与‘新善本’的选择；（二）跨版本的比较、互见与释疑；（三）与发掘、整理和研究互动；（四）传记的校勘、考证与辨伪”去着眼。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张爱玲传”自身的独特性，在上述传记史料使用过程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四方面中，第一和第三方面在“张爱玲传”使用中尤显突出。其中，“版本”的考辨与“新善本”的选择主要指“张爱玲传”在具体应用过程中，可以通过比较，确定较好的版本加以使用。通过版本比较和联系张爱玲研究史，笔者发现：随着张爱玲“遗稿”不断被发掘、整理、出版，“张爱玲传”的水准在很大程度上遵循着“晚近逻辑”。同样地，出于对以往“张爱玲传”书写的反思，“张爱玲传”在持续增长的过程中，也寄寓着较为鲜明的超越意识。这样，“张爱玲传”的“善本”可以从传记内容、写作形式两方面来确认：刘川鄂的《张爱玲传》（2003年2版）是《小团圆》出版前最好的“张爱玲传”；周芬伶的《哀与伤：张爱玲评传》是最好的“评传”；张均的《张爱玲传》（2011）是《小团圆》出版之后最全的“张爱玲传”；文君的《张爱玲传》、闫红的《你因灵魂被爱：张爱玲传》是在写法上有创新的版本……可以肯定的是，展望未来，“张爱玲传”还会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但无论怎样，在追求真善美的基础上强调材料全、观点新始终是第一位的，而挑选其中的“善本”，不仅对张爱玲研究、文学史书写至关重要，而且对于一般读者来说也是一种责任乃至使命。

与“版本”的考辨与“新善本”的选择相比，“与发掘、整理和研究互动”就“张爱玲传”本身而言，主要是指要不断更新“张爱玲传”的史实，以求与张爱玲相关材料发现和研究同步。在这一点上，那些相对于此前的“张爱玲传”进行修订、再版的现象可作为一个例证。以张均的两本“张爱玲传”为例：张均曾于2001年花城出版社出版《月光下的悲哀：张爱玲传》；后于2006年在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张爱玲传》（增订版）；又于2009年在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海上红楼：张爱玲图传》；后又于2011年在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张爱玲传》（最新增订版）。在2009年版《海上红楼：张爱玲图传》的“序辞”中，著者曾介绍“李安电影《色·戒》公映不久，广东教育出版社的吴曼华老师约我写一本《张爱玲图传》”，并在“序辞”结尾的“又记”中提到：“此书付梓的前夕，台湾皇冠出版社‘违约’推出了张爱玲的长篇遗作《小团圆》。这部作者生前几欲‘销毁’的小说，以大胆真率的私密叙述，震动读书界。《张爱玲传》这本书中的一些判断和推测性叙述，在《小团圆》中得到证实，令人欣悦。同时，《小团圆》亦刺激性地创造了我对于‘张爱玲’以及她的小说的新的想象方式。遗憾此书已经排印，只能在下一部《张爱玲十五讲》的书中清理自己的一些想法了。”

[26]张均在《海上红楼：张爱玲图传》既有《色·戒》剧照的照片、《色·戒》手稿的照片，又分析了《色·戒》故事本身，有明显的追踪有关张爱玲最新资料的意识。在这本传记中，他虽因客观原因未及时加入《小团圆》带来的“刺激”，但他的《张爱玲传》（最新增订版，2011）却弥补了这一缺憾——“承蒙文化艺术出版社的热忱支持，本书第三版得以与读者见面。和第二版（增订版）相比，第三版增添了近百幅图片，并对文字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主要是根据2009年公开出版的张爱玲自传体长篇小说《小团圆》和陆续得以披露的张爱玲晚年与夏志清、庄信正、宋淇等友人的通信资料，对书中的部分文字和史实作了调整、增删和润色。因此之故，要对保存、整理、出版张爱玲遗稿的宋以朗先生致以谢意。他的工作，为我们更进一步接近张爱玲、走入她的灵魂世界实有莫大助益。”[27]张均多年来持续深入研究张爱玲，并不断依据最新发现修改自己的“张爱玲传”，这种及时的“重写”对于张爱玲研究和一般阅读都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当然，对于“重写”（包括“二版”、“修订版”）的质量，还是需要实际检验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并不是所有的“重写”都会对“张爱玲传”的质量有一定程度的提升，“张爱玲传”的“重出”、“重写”往往会受到出版策划等因素的影响，也是必须要考虑的方面。

鉴于张爱玲的作品由于主客观原因，还有部分未在大陆出版，所以，“张爱玲传”的书写还有一定的扩展空间；与此同时，由于视野的限制，我们可能对海外已出版的一些“张爱玲传”还有很多不了解之处，因此，无法及时总结其写作经验。然而，在资讯信息发达的今天，这样的前提其实是对传记写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事实上，“张爱玲传”作为记述张爱玲生平、研究张爱玲的重要文献，一直对写作者的学养、写作伦理以及艺术鉴赏力和解读能力有着全方位、综合式的要求。“张爱玲传”虽可作为消费时代的出版“传奇”，在具体呈现时种类繁多，但其核心的价值部分或曰写作标准从来不能降低。惟其如此，“张爱玲传”才能具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值得我们去发掘、总结，并应用于具体的阅读实践之中。

注释：

[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42—44页。

[2]具体包括1、于青：《天才奇女——张爱玲》，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版。2、王一心：《惊世才女张爱玲》，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8月版。3、阿川：《乱世才女张爱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版。4、余彬：《张爱玲传》，海南出版社，1993年12月版。5、于青编著：《天才奇女：张爱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11月版。

[3]具体包括1、胡辛：《最后的贵族张爱玲》，21世纪出版社，1995年9月版。2、余斌：《张爱玲传》，海南国际新闻出版社中心，1995年10月版。3、张子静：《我的姊姊张爱玲》，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1月版；4、司马新：《张爱玲与赖雅》，台北大地出版社，1996年5月版；5、司马新：《张爱玲在美国——婚姻与晚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7月版；6、孔庆茂：《魂归何处：张爱玲传》，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8月版。7、魏平、李江编著：《张爱玲——自传、别传、画传》，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6年9月版。8、费勇：《张爱玲传奇》，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版。9、司美娟：《张爱玲传奇》，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1版。10、宋明炜：《浮世的悲哀：张爱玲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1月版。11、余斌：《张爱玲》，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版10月1版。12、刘川鄂：《张爱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1版。13、于青：《天才奇女——张爱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14、张均：《月光下的悲凉：张爱玲传》，花城出版社，2001年1月版。15、[台湾]魏可风：《临水照花人：张爱玲传奇》，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5月版。16、魏平、李江编著：《张爱玲——自传、别传》，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1年6月2版。17、任茹文、王艳：《沉香屑里的旧事：张爱玲传》，团结出版社，2002年1月版。18、司美娟：《张爱玲传奇》，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12月2版。19、刘川鄂：《张爱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10月2版。20、张盛寅、温青编：《美丽与哀愁——一个真实的张爱玲》，东方出版社，2003年12月版。21、罗玛：《传奇中的传奇：凝视张爱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22、周冰心：《回眸绝美的瞬间——张爱玲评传》，华文出版社，2005年8月版。23、张均：《张爱玲传》（增订版），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4月版。

[4]据笔者统计，在这一阶段大陆出版的“张爱玲传”计有37种。具体包括1、周芬伶：《哀与伤：张爱玲评传》，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年8月版。2、夏世清：《色戒：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前世今生》，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版。3、于青：《张爱玲传》，花城出版社，2008年1月版。4、罗玛：《凝视张爱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2版。5、张均：《海上红楼：张爱玲图传》，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4月版。6、西岭雪：《张爱玲传》，东方出版社，2009年5月版。7、王羽：《张爱玲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10月版。8、杨天舒：《图本张爱玲传》，长春出版社，2011年1月版。9、陶方宣：《今生今世张爱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2月版。10、张均：《张爱玲传》（最新增订版），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7月版。11、文君：《张爱玲传》，中国长安出版社，2011年9月版。12、邵江天：《风华绝代：张爱玲传》，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版。13、白落梅：《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张爱玲的倾城往事》，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2月版。14、肖辰：《醉花阴：张爱玲传》，九州出版社，2012年6月版。15、叶伟：《风华是一指流砂：张爱玲文传》，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7月版。16、杨莹骅、 崔久成：《翻手苍凉·覆手繁华：张爱玲的时光剪影》，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9月版。17、月下：《爱恨不如期：遗世独立张爱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2年10月版。18、夏墨：《风花雪月是民国：最痴张爱玲传》，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2月版。19、余斌：《张爱玲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4月版。20、陈韵鹦：《底影青灰的遗世浮欢：张爱玲文传》，文汇出版社，2013年4月版。21、朱丹红：《倾世倾情半生缘：张爱玲》，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1版。22、朱悦然：《张爱玲：在最深的红尘遇见你》，时事出版社，2013年9月1版。23、梅寒：《最好不相忘：张爱玲传》，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版。24、朱云乔：《一别，如果永不相见——张爱玲传》，中国纺织出版社，2014年2月版。25、蒋心海：《倾国倾城亦飘零：张爱玲》，齐鲁书社，2014年5月版。26、温暖：《张爱玲情传》，金城出版社，2014年7月版。27、闫红：《你因灵魂被爱：张爱玲传》，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10月版。28、杨天舒：《图本张爱玲传》，长春出版社，2015年1月2版。29、范雅：《她的世俗与高贵：张爱玲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15年3月版。30、翟晓斐：《繁华落尽，冷眼尘埃——张爱玲传》，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年3月版。31、李清秋：《在孤独中吟唱传奇：张爱玲传》，现代出版社，2015年5月版。32、王臣：《愿此生岁月静好：张爱玲传》，东方出版社，2015年7月版。33、张贞元：《张爱玲传：独爱临水照花人》，中国工人出版社，2015年10月版。34、苏尹：《一恋倾城，一世忧伤：张爱玲传》，中国画报出版社，2016年1月版。35、李馥旻：《如你，低到尘埃，却开出花来：张爱玲传》，现代出版社，2016年1月版。36、王艳芳：《千山独行：张爱玲的情感与交往》，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版。37、李燕：《张爱玲传：失望是一种幸福》，北方文艺出版社，2016年4月版……等等。

[5]此时“传奇”既指张爱玲传奇的一生，又指成就其文名的小说集《传奇》。

[6]分别见魏平、李江编著：《张爱玲——自传、别传、画传》“后记”，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6年版，490页；魏平、李江编著：《张爱玲——自传、别传》“后记”，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1年2版，460页。

[7]陈子善：《〈张爱玲传〉序》，王羽：《张爱玲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1页。

[8]这里所言的“确证”，只相对于某些传记版本，而非全部。按照张惠苑编的《张爱玲年谱》考证，张爱玲出生于1920年9月30日（公历），见该书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现有的“张爱玲传”采用这一时间包括任茹文、王艳：《沉香屑里的旧事：张爱玲传》，团结出版社，2002年版，9页；王羽：《张爱玲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10页。还有一些版本是通过书后或年谱或简介的“附录”记录张爱玲生日的，如白落梅：《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张爱玲的倾城往事》，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版，243页；肖辰：《醉花阴：张爱玲传》，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229页，等等。而更多的“张爱玲传”或是记录有误，或是干脆模糊其具体时间，但在记录张爱玲1995年9月30日骨灰撒入大海时，又常常写到这一天为张爱玲生日（此时未考虑时差），所以，按照这一信息，张爱玲的生日并不应当成为问题，许多传记版本前后不一致或前面叙述时未敢确认，应当与作传者的疏忽有关。

[9]关于“爱玲”出现的时间，大致已无异议。但对于其内涵，孔庆茂的《魂归何处：张爱玲传》“考证”，即为“ailing”这个词的音译，英文意思就是“烦恼、苦恼”，就很有新意，此外，作者还通过张爱玲好友炎樱对其称呼来证明，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版，17页与20页注释。刘川鄂在其《张爱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2版，18页。在“关于张爱玲名字的英文译法，通常译为‘Eileen Zhang’”的前提下，介绍了孔庆茂的观点。笔者认为，两者结合对把握“爱玲”的涵义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而对于“Eileen”的译法，叶伟在其《风华是一指流砂：张爱玲文传》中认为其意思是“讨人喜欢的、光亮的”也值得关注，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23页。

[10]关于张爱玲逝世的时间，一般传记都记为“1995年9月8日，中秋节”，其实这里面有一个“误差”，9月8日为洛杉矶时间，而相对的北京时间为9月9日（两者相差十五个小时），才是中国农历的中秋节，这一点需要指出。当然，如果联系张爱玲之前去世已有几日，洛杉矶时间的9月8日只能说是“发现的时间”：1995年9月8日中午，张爱玲被发现去世，此时推算北京时间，应为9月9日凌晨三点，才是中秋节。

[11]关于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恋情，历来是“张爱玲传”无法回避，甚至是某些传记大肆渲染、寻找“卖点”的重要部分。因此，在叙述他们爱情时难免会有评价与分析。关于张爱玲40年代与胡兰成的恋情，刘川鄂的分析较有深度，他在《张爱玲传》中除了联系张爱玲的性格，还分析了这场恋情的五点主客观原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2版，152—153页。此外，邵江天在其《风华绝代：民国上海四才女之张爱玲传》“序”中，指出的张爱玲应当承担的责任和后果，也显得客观、符合历史实际，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2页。

[12]陈子善：《〈张爱玲传〉序》，王羽：《张爱玲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1页。

[13]水晶：《蝉——夜访张爱玲》，水晶：《替张爱玲补妆》，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23页。

[14]杨天舒：《图本张爱玲传》“引言”，长春出版社，2011年版，3页。

[15]周芬伶的《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已于2003年5月在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关于其查资料的部分经历，可参见该书“卷首语”。

[16]关于这些内容，可参见《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的“序论”，6—14页。关于熟悉“此前的传记写作情况”，由于与本文的论证关系密切，故录于此——

在她生前死后的传记书写中，有一类的写作偏重她富于传奇性的一生与末代贵族的家世，文字也带有张味的华美，如胡辛的《张爱玲传》即以《最后的贵族》、《张爱玲的一生与她的传奇》为封面标题，大部分的篇幅集中在离开大陆之前的生活，在美的四十年只有草草带过，大陆版卷首摆的居然是撰述者的沙龙照；于青的《天才奇女——张爱玲》，写得略嫌简略；余斌的《张爱玲传》较为丰富详实，然而也脱离不了已成刻板的传奇形象，和个人过度的想像；另一类是夏志清认为较重要的：（一）胡兰成《今生今世》中《民国女子》一章；（二）张子静提供资料由季季整理写出的《我的姊姊张爱玲》；（三）林式同长文《有缘得识张爱玲》；

（四）司马新《张爱玲与赖雅》。

前一类的写作接近传记小说，文采有余，信实不足；后一类只能抓住张爱玲某一阶段的生活特质，信实度较足。……见该书31—32页。

[17]关于这些内容，可参见周芬伶：《哀与伤——张爱玲评传》，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年版的相关部分。

[18]周芬伶：《雕刻与铭刻》，周芬伶：《哀与伤——张爱玲评传》“序”，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年版，2—3页。

[19]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些书，分别从属于“张爱玲全集”和“张爱玲外集”两个系列，其出版时间为：《六月新娘》、《一曲难忘》、《异乡记》，均为2010年12月版；《雷峰塔》与《易经》，均为2011年4月版；《海上花开》、《海上花落》与《红楼梦魇》，均为2012年7月版。

[20]张瑞芬：《童女的路途——张爱玲〈雷峰塔〉与〈易经〉导读》，张爱玲：《雷峰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11—12页。

[21]关于“纵向式”、“横向式”、“纵横交错式”、“总分相合式”、“片断式”的提法、分类及内涵，本文主要参考了朱文华：《传记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205—214页。

[22]这一点，主要是指“传记”、“传记文学”和“传记作品”在现代汉语表述时常常具有相同的基本内涵，故此很难从命名上确定其概念内涵。

[23]杨正润：《现代传记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25页。

[24]关于“文史结合说”、“边缘学科说”，本文主要参考了全展的《中国当代传记文学概观》中的相关论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251页。关于传记是“一种文化”这一新提法，本文主要参考了杨正润的《现代传记学》中的相关论述，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57页。

[25]由于这些问题涉及面广，笔者只选择阅读中容易产生争议的现象加以证明。比如：对于张爱玲的父亲，这类传记或只记为“张廷重”，或只记为“张志沂”，其实，张父原名张志沂，字廷众，这本不是一个难题，且不应仅记一个。仅记一个虽表面上可以做到有所区别，但实际上会造成了解情况不全以及版本之间的常识冲突。再有，在这类版本中，作者和书名不同，但书后的“张爱玲年表”或是“张爱玲简介”文字内容几乎完全相同，这显然不符合真正用心作传的实际情况。

[26]张均：《海上红楼：张爱玲传》“序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27]张均：《张爱玲传》（最新修订版）“后记”，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版，3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