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对港台文学的视野内，很少会想到陈映真。最早知道这个名字，是因为王安忆的《乌托邦诗篇》，作品所反复申述的是作家自身的危机，目标的迷失，“感到一切都被破坏了，有一种世界观遭到粉碎的巨大痛苦。严峻的现实社会迫使她必须对时代做出新的思考，或者说进行世界观的重建工作。”这时，王安忆把自己对陈映真的怀念和盘托出，“前途茫茫，对他的怀念是惟一的指引”。

在关于个人的问题上，王安忆与陈映真有一个争论。陈映真认为，一个工业化的资本化的现代社会中人性的可怕危机，个人主义是维持此种社会机能的动力基础，个人是一种被使用的工具，个人其实已被社会限定到已无个人可言，个人只是一种假象。而王安忆却觉得他享受了个人主义的好处，却来卖乖，王安忆词不达意，气势汹汹。后来陈映真说：“你是故意要反对妈妈！”个人主义是维持社会机能的动力，也是一个圆满和快乐的现代故事的动力，这几乎成为一个公理和标准。但是此时，王安忆显然已经对“快乐”故事有了锥心之痛，在领略了许多可喜与不可喜的现实，抵达中年之际，“我知道的只是，当我们在地上行走的时候，能够援引我们，在黑夜来临时照耀我们的，只有精神的光芒。”经历了一系列文学与现实的转型之后，找到的生存与思想的引渡，而能够把这种精神光芒人格化的就是台湾左翼作家陈映真。《乌托邦诗篇》通过五个步骤塑造了陈映真的形象：一，“三角脸和小瘦丫头”，这是一种朴素的爱心，这是人类感情沟通的起点；二、“看美国足球”，属于理性，这种以拒绝盲目与平庸为特征的理性力量；三、“做聪敏的孩子”一节表达的是，只有站在自己的民族的立场上才能发现经验和实现理想，理想才不空洞；四、信仰，信仰是超越民族和国界的，是全人类的；五，感动，这是知识分子到底层去寻找力量而产生的感动。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形象就是这样层层递进地建造成功了。

塑造陈映真形象有五个段落，五个段落逻辑性递进，虽然都有具体的故事做依托，但抽象的议论远远超脱了故事本身的含义，议论大于形象，在叙事人的主观情绪滔滔倾诉中淹没了客观逻辑的推演，以至小说结尾时叙事人顺理成章地用整个生命在呼喊：啊，我怀念他，我很怀念他！陈思和曾经这样评论王安忆这个作品——“抒情的独白，抽象的议论，叙述语言脱离人间烟火，甚至全然排斥了作品的现实性和可能性，语言成了人物灵魂存在的精神通道。”王安忆完全把陈映真作为一个灵魂性的存在来追忆的，而且对他的形象塑造带着一种古典情怀。

王安忆把信仰、理想、古典等情怀的渴求，放在台湾左翼作家陈映真身上，把自己与陈映真对比，“我承认世界本来是什么样子的，而他却只承认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以顺应的态度认识世界，创造这世界的一种摹本，而他以抗拒的态度改造世界，想要创造一个新的天地。”这些掷地有声的句子，目的在于像韩毓海所说的，“使人类从漠不关心的睡眠中惊醒过来，去鼓舞他们投入行动，摇撼事物的久已牢固的基础，革除软弱无力的精神状态，并且把人当做有道德、有智力的人，上升到一个更加崇高的领域中去。”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期，坚定的现代化论者几乎一致地认为中国的问题是如何摆脱自身的特殊性，改善现有体制，融入赶上世界或者说西方世界，陈映真这个作家的存在就像他一篇文章的题目《寻找一个失去的视野》，他重新提出了“第三世界”的视野，西方不仅仅是自由民主富强的世界，而且还是全球性奴役结构的创造者，在这个政治的视野之下，中国的现代经验就具有了创造一个世界的可能性，也就是“中国作为方法，世界作为对象”，在这个意义上王安忆对陈映真的发现，对于此一阶段现代派、“寻根”文学本身存在的问题来说都提出了一个递进和拓展的可能。

1980年代初陈映真等人从“依赖理论”引申出来的“第三世界文学论”，认识到台湾实际上处于由“核心”、“半边陲”、“边陲”三层网络构成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边陲”地带，需要摆脱沦为核心国家之附庸地位，在文学上则应认同有着相似经历、命运和共同任务的第三世界文学。他和当时彭瑞金、宋冬阳等提出的“台湾文学本土论”相抗衡，构成了台湾文坛“中国意识”和褊狭化了的“（台湾）本土意识”交锋。同时我们需要关注台湾上世纪60年代的背景，以及陈映真对台湾现实的理解，60年代以后，台湾因冷战体系的地缘政治、美国的“援助”和以美、日、台“三角贸易”架构上的加工出口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台湾的官僚和满脑子西方“现代化”论的知识分子精英，都宣传台湾的发展，强调“自由”和“民主”，在思想和政治上紧紧跟着美国，心目中从来没有一个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为中心的“第三世界”，当然也绝不把自己列为“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的一员。在《对我而言的第三世界》一文中，他认同毛泽东的理解，“第三世界”不是贫穷、落后、弱小、疾病、战争的同义词，而是把“第三世界”摆在共同反对美苏宰制的霸权之有生力量这个战略角度来思维的。

王安忆的《我爱比尔》与陈映真的小说《夜行货车》情节类似，这个类似是指都是以一个流浪在男人间的女人为主人公，并且都涉及到全球化时代的人类不平等关系。《夜行货车》是“华盛顿大楼”系列中的一篇，以纯熟的叙事技巧来探讨跨国文化对第三世界的经济和文化侵略，描画出第三世界民众心灵的扭曲与颓废、抗拒与挣扎。小说“关于性的话语被巧妙地转化成意识形态的话语”，女主人公刘小玲作为跨国公司的高级白领，习惯于依附男人讨生活，过着“从一个男人流浪到另一个男人”的生活，经历了种种玩弄与被玩弄、挑逗与被挑逗。《我爱比尔》里的上海女孩阿三经历着同样的男女生活，旨趣迥然相异的是，刘小玲最后的选择却是心甘情愿跟随那粗暴却率真坦诚、有人格自尊与民族自尊的爱人回到台湾南部乡下，她一直反抗外国老板的调戏，最后又和詹奕宏一同离开宴会现场以示抗议。与外国男人交往的经历带给阿三挫败感，与这些外国人频繁建立又频繁破灭的亲密关系，磨蚀着她的信心。“可是有一桩事情是清楚的，那就是她缺不了这些外国人。她知道他们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可她还是喜欢他们。他们使得一切改变了模样，他们使阿三也改变了模样”。阿三回不去了，那些有着希腊面孔的男人形象已经成为自我的一部分，没有办法把他们从自我中简单地祛除掉了，可以说是失去了简单粗暴的反抗方式，也可以说“她”的脑子里从来就没有觉得这是一种“剥削”“压迫”，需要重新洗牌，她不过是顺应这个世界而已。而这个世界就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现实，作为思想启蒙的一个后果，一方面西方世界及其价值观成为我们的内部存在，成为我们的“常识”；另一方面，本来是赤裸的中西的等级关系已经被美学化和诗意化，被知识分子的改革物语，乡土中国的自我认同，爱情的书写，趣味的书写等等覆盖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陈映真的小说在詹奕宏身上是寄托了自己的理想的，并且以强烈的男性自尊心来强化他的阳刚性格，不惜把他塑造成一个脾气暴躁、踢骂女性的英雄。固然陈映真被人视为“主题先行”“概念先行”的作家，他自己却有自己的辩护——“我这一做法不一定对——有些人反对这样的做法。但这是我的想法，对不对是我的事情。特别是我出狱以后，理性的成分比较高。”关于陈映真的小说，赵刚先生认为它“有一种品质，即小说思想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虽是都经他深刻思考过，但又生发出一种超乎小说家自己所能意想的到的深度和广度，这种深广向读者展示出了历史与可能。也惟有文学，才能够提供如此丰富的思考宝藏。”主题可能先行，但文学还是以自己无法预料的方式打开了世界。

在《现代小说的趋势》一文中沃顿认为，“小说家如果将人物变成某种主题思想，他就不再是艺术家，但如果不考虑描写内容的道德意义，那他同样不是艺术家。”这里的道德不能理解为个人（作家）的道德，因为文学不仅仅是呈现给我们的东西，而且还需要是经过判断的呈现，以及有能力做出和有担当去做出判断的大“作者”。陈映真不应该被简单看作一个具有反抗精神的道德文化英雄，而是一个有能力有担当并且要去解释和创造世界的一位作家，他的存在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失去的视野，他的写作态度是今天写作的一个切近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