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接受诗友月色江河的书面采访。他问道：“诗人流沙河因对新诗失望而停止写诗，请问您对新诗是什么态度？据报道，最近流沙河再版了《流沙河诗话》，寂寥得无人问津，与当年初版时的巨大轰动形成较大反差。请问您是怎么看的？”我的回答如下：

       新诗，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或者说“诗体”）在文学史上的出现，是五千年中国文明史上的一件“新鲜事”。它以全新的装束、全新的姿态，登上中国人引以为傲、绵延了华夏文化血脉最宝贵和精华部分的“诗国神圣殿堂”，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感到“失望”的，恐怕比“希望”的多得多，因为这件中国诗歌的“新装”太刺眼了，太随便了，太不成体统了！自然会引起维护“国粹”派的反对。就是在新文学阵营中，针对“新诗”或“新诗人”的一些作风、作品或“做派”进行批评和表示“失望”的也不少，而且从来也没有停顿过。例如鲁迅对许多新诗人（包括徐志摩、郭沫若等不同流派的新诗人）就翻过白眼、打过笔仗；新诗人中间，郭沫若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写过下面的句子：“中国的新诗人还在吃奶”，对打着“新诗”旗号、实际上患着“文学幼稚病”的某些“新诗人”发出了抨击与嘲讽。

       然而，这些类似“新诗失望”说的例子并不能涵盖“新诗”整体，更不能代表新诗的“失败”。一百年过去，今天“新诗”已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作家协会的“诗歌席位”，相当牢固地占据了这两个貌似“合法”又“永久”的席位——应该说，这是新诗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但“胜利”的同时，它令人“失望”的部分也不断显现并有所发展，有时甚至给人以“群体迷失”的印象，让爱新诗者和看好新诗者感到“失望”。我想，流沙河先生“对新诗失望”（如果有的话）应属于这一类；至于他“因此而停止写诗”，我并不相信。因为我喜欢他的新诗，也喜欢他的诗评、诗论，也极为敬重这位文学前辈，既然他的《流沙河诗话》还在出版，只能说明社会有“需求”，至于“寂寥得无人问津，与当年初版时的巨大轰动形成较大反差”，在我看来纯属“此一时彼一时也”，永远“轰动”倒是不正常的了。

       为了避免误会，我再多说一句：真爱新诗者，请读流沙河先生的诗，还有他的诗话。自有新诗以来，像流沙河先生这样的诗人和论者，起码是我这样的读者喜爱和敬重的，如果一定要说他“因对新诗失望而停止写诗”，我只想说这是他又一个令我敬重的理由：他太爱新诗了，他希望自己的新诗作品“永远不让别人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