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中短篇小说，很多在章法上是相似的，相似中自有些道理可讲，但黑龙江孙且的小说与众不同。他写小说，仿佛在讲故事，但故事常时断时续，你正待往下看，他却插入了另一件事。或者可以说，他不是一个很老实的讲述者。在他的故事中，人物的名字是经常重复的，例如同样叫马大胖的人，在这篇里是出租车司机，另一篇里却变成了建筑师；这篇里的油漆推销员路西，另一篇里成了县委书记；这篇里承包酒店的刘迪，另一篇里成了韩国房地产公司的会计，用他的说法是：“我的小说，绝大多数情况下，主要人物寥寥无几，次要人物也不多，而且二者极易区分，前者有名有姓，后者无名无姓，我关于小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见解，出场的人物过多，会成为技术上的难题，像人的植物神经紊乱，成为某种疑难杂症。”这可以理解为，他小说中的人物经常是符号化的，而对于姓名这样的符号，他使用起来也是极为经济和吝啬的。此外，他的叙述语句也具有挑逗性，乐于“打岔”，上句说着张三，下句可能转为李四；他惯于换行，对话换行，叙述也不断换行；换行带来转折，你需要在接续的转折中追踪他的文脉和用意。这一切都造成一种特别的效果：你休想哼着小曲欣赏他的作品，休想一目十行，甚至休想读一遍就明白他的意旨。这些情况使我们想起福克纳的《喧嚣与骚动》，作品里昆廷既是叔叔的名字，也是侄女的名字；卡迪既是母亲的名字，也是女儿的名字，用一个名字指示两个不同的人物，使读者感到迷惘和恼火，这样却迫使读者不得不一直集中精力，保持警惕。这是一种所谓“困难的文体”，施克洛夫斯基解释说：“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化，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然设法延长。”这些迹象表明，尽管孙且用尽量通晓的文字写作，骨子里却是一位先锋意味的作家。

在一个长时期里，中国的乡土小说占优势于城市小说，获奖率也明显高于后者，这是由于乡土文学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背景，也具有较成熟的叙事形态，而城市小说的真正发达只是近年来的事。在城市小说的发育中，不同地域的城市文化特色逐步得到深入地发掘，这其中，孙且的哈尔滨小说无疑展示出他的个人特色。

哈尔滨是一座具有异国情调的美丽城市，不仅荟萃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也因曾有大量白俄定居，融合了中外文化，素有“东方小巴黎”之称。从孙且的《安德烈兄弟的房子在小西木桥》《洋铁皮盖儿的房子》等作品的题目上，即可看出他创作的鲜明的地域色彩，他的大量努力，正在于出色地勾画出哈尔滨的灵魂。既是东方小巴黎，就遗留有见过世面的人群，安德烈兄弟就是如此。他们只是钟表匠，气质却是高贵的。他们只修瑞士表，因为修上海表“不值当”，他们并不把表看作机器而视为艺术品，凸显了他们与普通钟表匠的本质区别。他们对待修表，像对待人生一样郑重，严格恪守“一辈子认认真真做人、做事”的信条——毫无疑问，这样的钟表匠，于此后是绝迹了，绝迹了一种大师的风范和精神，也是更值得今人悼念的。孙且的小说，通过安德烈兄弟等人物，写出了一座城市永远值得缅怀的无形的文化遗迹。

孙且写哈尔滨又是分解的，多定位于唤作“偏脸子”一带的城市区域——这与其他作家写其他城市有所不同。哈尔滨的文化性格是混杂共处的，走出五里便呈现不同的面貌。孙且专写“偏脸子”风格的哈尔滨，是一种深入的创造，开创了中国城市小说的新视野。按照他的写法，若写老北京，小说也可细化为表现“东富西贵，南贫北贱”的不同类型，所以，他的探索是很有意义的。

孙且的作品，不少取材于童年记忆的场面，那不仅出于怀旧情愫，更出于对一座城市文化个性最鲜明时代的留恋和追寻。他善于写那个时代的“边角人物”，他们代表了“偏脸子”式的生存。这些芸芸众生各有各的境遇，各有各的希冀，都活得不容易，各自的故事集合起来，展示了城市底层生活的卑微与芜杂。作者对于下层百姓的命运寄予了深厚的同情，特别表现在《向北，向北——》等作品中。《向北，向北——》里的街道和房子修在偏岗子地上，五色人等居住在废旧火车库附近，姓名皆为井老二、刘老奤儿、老井婆子、四歪歪、嗍嘞蜜之类。这些人物的命运令人唏嘘，他们比今天的贫困人群更加不幸，但作者也写出了他们精神上的高贵。可以认为，相对于其他一些城市小说，孙且的作品是比较成熟的，成熟在审美形态。有些作家虽然也在写城市，可是对城市缺乏感情，只愿写城市的罪恶——而小说只写单面的恶是难以饱满充盈的。孙且的秘密在于，他写城市，亦如乡土作家写乡村一样，永远怀有同情和温情，这使他作品的批判性主题也被表现得醇厚而富于感染力，因为他生长于哈尔滨，爱哈尔滨，也爱哈尔滨人，他的成功部分源于他的出身。

孙且处理现实城市题材，眼光要复杂一些，这种复杂性，根植于现代人性的变迁与异化，所以，他笔下常出现怪诞的人物和不经的举止。在这些作品中，孙且的眼光显示出不寻常之处，他似乎是一个惯于发出冷笑的作者，又冷眼看世界，看见了现代人种种可笑并可悲的、自身浑然不觉的异样形态，他的小说，也就成为一面面光怪陆离的现实镜像。当然，这类作品中有些仍蕴藏了炽热的温度，如《红山果》中，“我”与妓女露露的情感交织，仍具有古典的浪漫色彩。他们的关系确有奇怪之处：两人同居在一起，男方会拿出日常开销费用，而女方每天还会打扮出门操持皮肉生意；但其中有转折：露露终于主动亲吻了“我”，退回钱物离开了自己爱上的男人。这些作品表明，孙且在把握小说的艺术形态上是谨慎的，也是持守的，他的城市故事，最终因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美学形式而获得圆满的表现。

最后还应该提到，孙且所运用的纯然哈尔滨化的小说语言，也为作品增色，这些本土语言是口味很重的、不易混淆的，它们是小说成品的绸缎面料，摸上去光滑细腻，给读者带来特殊感受。

他的小说也有不能令人完全满意之处，那就是缺乏某种程度的有益的顺畅，思路和叙述上的顺达，尽管不排除他的有意为之。他不应过于自信，也不应过于挑战读者的耐心。改善这些，他将获得更为广阔的创作前景。